这些贝壳、石器和陶片，是霞浦这片地域的原始民触摸过的，也可以说是被最早期的“霞浦人”触摸过的。虽然那个时期还没有国家形态的产生，但人们已经有目的地聚居生存；虽然那个时期还没有社会的组织架构，但人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生活；虽然那个时期还没有文化，但人们已经开启着初始的文明。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真切地感受到近距离接触最早期的“霞浦人”的律动气息。
二、食物是生存的基础
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转换，是一次全新的革命性转换。
随着全球冰期的结束，大型动物逐渐灭绝，人类狩猎的动物群开始转向了小型动物。新石器时期是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过渡为标志的，过去那种为追逐猎物而四处迁徙的生活，在新石器时期人们通过生活实践学会了把植物资源作为食物品种纳入了生存方式。于是，农业出现了，生活方式得以转向定居。也就是说，人们从此前的以动物类食物为主的阶段转到了以植物类及鱼类贝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在此发展阶段中，还出现了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
霞浦县地处闽东沿海，地貌以丘陵为主，古称“蛮夷之地”，穹林巨涧，茂木深翳，曾经也是虎豹猿猱之墟。且土薄而善燥，故户籍衰少。但广阔的内外海及滩涂丰富的物产，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
从小马村黄瓜山贝丘文化遗址出土的食物种类来看：首先是数量巨大的贝壳类，其中包括蚶、牡蛎和各式种类的螺类等；其次是数量有限的小型动物遗骨等；虽然至今的考古还没有发现坚果类等的植物遗存，但从零星发现的用于敲、砸坚果的凹石，我们可以推论原始的“霞浦人”也在食用植物类的果实了。
三、生产生活用具是进步的阶梯
以家庭为单元组建起来的群居生活组织架构，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野生动物群体的重要保障，也是保障自身种群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不论是家庭还是家族的群体，在分配食物中，对石器、陶器的运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以下是我对霞浦古人类生活场景快节奏的浪漫随想：
场景之一：在新石器晚期的某一个春季，大地回春，草绿花红，生物律动，四野一派生机。霞浦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狩猎出行。
辛勤的劳动终有收获，人们借助石镞的切割和凹石的敲击，终于成功地将猎物大卸八块，分而食之。“分”既可以是在以家族为单位之间的行为，也可以是在以家庭为单位之间的行为。
人们在经历了一场山火后发现，被烤熟的动物不仅味美肉香，而且不易腐烂。并且人们在敲击制作石器时，发现了砺石可以用于人工取火的秘密。“火”之于人类来说，不仅仅是用于严冬里的御寒，更重要的在用于寻常生活中告别了“茹毛饮血”，可以烤、煮熟食物。
场景之二：当夏季来临之际，山间鸟鸣兽走，滩涂鱼虾搁浅。这时的霞浦人，在山间可以随时采摘成熟的水果，香甜果肉不仅能消渴，而且还能解饥补充营养；在海边，人们三五成群地结伴来到退潮后的滩涂，捡拾泥滩中的螺贝以及搁浅的鱼虾。肥沃、鲜美的海产品资源，足以保障人们的食物不断供。人们为了便利装盛和提取，创造性地制作了彩陶纺轮，用以撮制麻线结网、织布，并在纺轮上绘制了人类最早期的美学图案。
场景之三：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此时茂密的林间，地上落满着各式各样的果实。它们有从树上落下的大小不一的坚果，也有灌木丛间的各式果实，自然也有挂在草丛间的细小果粒。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严冬，霞浦人学会了储存这些品种丰富的果实，为人们度过严冬提供食物保障。
场景之四：时序轮回不可避免的冬季，是对自然生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考验。储存食品避免饥饿和遮风挡雨取暖驱寒，促成了人类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严冬，霞浦人用石器砸坚果壳取仁，于是，用于制作新石器所使用的工具凹石，又多了一项功能：击打坚果之壳。对火的利用，是人类之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的分水岭。火不仅能够用于驱寒，更重要的是用于烤煮食物，提高生存能力。
“支架”的出土，证明了霞浦人可以用火煮食；陶钵、陶盆、陶釜、陶罐、陶豆、陶杯等的出土，则证明了霞浦人生活用具的多样性使用与发展。
而且，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这些新石器时期产生的出土文物，与大中华的文明起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南北辉映，互为补充。
四、“霞浦人”身份的历史变迁
通过古籍里蛛丝马迹的叙述，我们可以分阶段地对霞浦区域内早期的人类生产、生活轨迹进行梳理。
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由此推断，福建在远古时期很可能是海浸之区。先秦时，古人将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的众多土著部族统称为“越”，即百越。而生活在今天福建地区的部族则被称为”闽越“。《周礼·禹贡》中将闽地称为“七闽”，意即闽地的七个小国或部族。公元前334年，闽地北部的越国为楚所灭，首领无诸率旧部进入闽地，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自此，霞浦初步被划入地方势力管辖范围之内，霞浦人也就有了“闽越人”的初期身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征战百越，闽越王无诸被削去王号。秦朝在此设立闽中郡，但却未将其纳入秦三十六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闽地名义上归属秦“一统”，实际上仍归部落首领统治。秦灭后，刘邦为体恤无诸协助灭秦之功，复封其为闽越王。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始在霞浦境域内温麻船屯（今霞浦县古县村）设置行政机构温麻县。温麻是闽东区域内最早建立的县一级行政区，温麻县治所在今霞浦县沙江镇古县村至方厝城一带，辖境包括今宁德地区大部和政和、连江、罗源等县地，隶属晋安郡。霞浦人此时也就有了自己辖域内“温麻人”的身份认证。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八月二十四日，温麻县更县名为“长溪”，隶属福州。霞浦人随着辖域名的更改，而更改了自己“长溪人”的身份认证。
在近千年的时光里，长溪县几经设置的升降、剥离和变更，如“福宁州”“福宁县”等。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福宁州升格为福宁府，原福宁州本州境域改为附郭县，取县名为“霞浦”。于是，“霞浦人”的身份认证也就一直固定延续至今。
五、“霞浦人”与汉族融合的今生
霞浦人融入“汉族”大家庭。首先是始于三国孙吴移民入闽、西晋“八姓入闽”和东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的汉人大规模入闽；其次是以唐初陈政率军入闽、安史之乱移民，尤其是乾符五年，黄巢入闽，焮荡几尽。唐末王绪、王审知率军中数万人入闽，时有“十八姓从王”的传说，王审知于梁开平三年封“闽王”。在王审知统治时期，福建经济、文化由一向落后走向繁荣。出现“时和年丰，家给自足”的景象。长溪县（注：今霞浦）的外来人口，此时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移民；第三是两宋年间，以靖康之难及宋末元初两拨大规模入闽。
南宋梁克家的《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三山志》记载：“闽自无诸以兵从番君灭秦及助汉伐楚，非无兵矣。中更废徙。”我们知道秦虽在闽置郡，但仅完成了名义上的一统。之后，闽人助汉伐楚，汉兴。汉既诏复国，闽人“顾无城郭邑里可以郡县”，徙置江淮，遁亡岩谷，未知曾有孑遗。这大概就是闽人原住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范围迁离闽地，霞浦人原住民理应就是此时大量脱离了霞浦，融入了大汉民族的家庭之中。
《三山志》还记载道：“建安八年，孙策始立南部都尉于建安。吴景帝时有都尉营……晋因吴旧，既有典船校尉，又有温麻船屯（注：今霞浦县古县村周边），舟兵往往有之，然法制未立。”温麻船屯作为三国时期吴国的三大造船基地，其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遭贬谪官员、囚徒和服刑人员，这些劳动力的迁入，客观上改变了地方的人员成分结构。
此外，据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载:“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叛逃，散居山海。”《三山志》则记述了当时闽东疍民（白水郎）的主要分布是在“官井洋港”“松山港”和“沙埕港”一带，即包括今之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的整个闽东沿海。
至清代雍正年间，福宁府机构设立止，这里的人员身份构成主要有：1、身处领导阶层的福宁府旗下街东北旗人；2、不同姓氏、不同时期迁居而来的主体人群汉人；3、明清时期陆续迁入的“上山为畲，下海为疍”的底层族群。这些历朝历代进入闽东边鄙之地的移民，以避乱为主，亦有流放或戍边之因，他们构成了当时社会的整体社会族群。人员南来北往频繁的迁徙，地方人种不断稀释与融合，共同步入了被中原文化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进程。
据《三山志·卷第十·户口》记载：长溪县户口数为“主户，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口，六万一千七百一十九。客户，二万六千三百三十五。口，三万四千七百七十四。”这是霞浦县历史上最早的户口数记载，且以南迁的中原之族为主体。就这样，原始意义上的“霞浦人”已逐渐淡出时代的视野，失落在历史的边际线，完全融合成为“汉族”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
爱尚霞浦
作者：林国敏
出品：文旅霞浦
整理：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