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虚构图书《陌生的中国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猛
文＋摄影 / 杨猛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浙江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他乘火车先从上海到哈尔滨，再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2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一路上，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克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驻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大约2亿国际移民—每35人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经济动物”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
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8日，我在马德里见到了郑建茂。36岁的郑身材健壮、肤色黝黑，他留着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他亡命天涯的痕迹。
郑建茂是沿着乡人开辟的路线进入欧洲的。浙江青田共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郑显然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所在。随后，他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哥姐姐。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郑的经历也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青田人先是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地下工厂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就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眼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
看起来，郑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是中国人的地盘”。出现在我眼前的场景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画面：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等诸如此类的繁体汉字招牌，曲曲折折地延续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来，这一扩张变得尤为明目张胆。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线上。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房价便宜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卖盗版的影碟店，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玻璃窗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西班牙正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但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性和耐力：一家店倒闭了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人—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一方面，随着消费减少、销售乏力，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的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南方人。他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是我所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的华人商店转转，看看出售的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
“现在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从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这里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山寨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张印有五星红旗的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
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去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待的时间超过了在西班牙。经济不景气，不少华人把生意重心转向中国。
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中国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时，正值傍晚时分，马德里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
“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
难怪西班牙人会把中国移民看成“经济动物”，一旦没有机会，他们就选择撤离，没有丝毫留恋之情。郑对此观点表示部分认同，他说：“中国商人的特点是模仿和攀比，你开500平方米的超市，我就开1000平方米。西班牙人会一家几代人守着一家店，而中国人如果一家店3年没有赚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把目光转向另一家。”
但现在，即便是中国人也很难独善其身。郑建茂原本和西班牙人合作卖电话卡，但是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生意每况愈下。另外，由于消费减少，他的其他业务也只能勉强维持。他现在急于把赌注压到橄榄油生意上。
这是郑建茂头一次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故乡与他乡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到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浙江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因为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记载，“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这说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到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
《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高66倍。出生于非洲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青田方山镇初中。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前的1995年前后，郑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于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的老家方山镇，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地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一如彼时的中国，开始对外展示成长的野蛮力量。
郑茂建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路。欧洲签证官发现，来自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运转了10年。他们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蛇头就偷渡路线和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为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顺利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
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说，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1985年，大概2万3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一位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在他来西班牙的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王凌宙说，“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先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农机厂终老。
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去过父亲的老家两次，印象十分深刻。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中国人。2005年底，又有约100万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大约为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
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权（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