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vs河津：陕西味儿还是山西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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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吉铁路跨过鲤鱼跃龙门之地。摄影/薛俊

-风物君语-

哪两座城

最能代表“秦晋之好”？

八百里秦川自西向东而来，“表里山河”的汾河流域由北向南延伸，偏那黄河将这两大平原生生做成了“隔断”。而这隔断的北方起始点，便是黄河两岸的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

▲ 独舟跨石门。摄影/师振华

韩城人觉得自己偏向于晋南文化，而河对岸的河津人说话间也带着陕西味。对于韩城人来讲，去隔壁省的河津市比去本省的隔壁县都要近；对于河津人来讲，太原太远，反倒是隔壁省的西安更近。这两座城，就像是陕味油泼辣子与山西香醋的搭配，谁又能不爱呢？

从悠远的历史文化长河，到“面面”俱到的生活口味，韩城与河津，堪称是“秦晋之好”的今日体现。

这种联结，首先缘起两座城之间的一道“门”。

镇守龙门的“左右护法”

提到韩城与河津，就必然绕不过华夏民族的最重要的心理地标之一——龙门。没错，龙门就是天下鲤鱼都爱去，一跃便能化龙的地方。“成龙”的愿景亦成为历代文人士子争赴科举，期盼一举得中，报效家国天下的念想。龙门可算得上是古时读书人的精神支柱。

▲ 黄河禹门（龙门）口。摄影/周德俊

韩城与河津就位于龙门口之下的黄河两岸，仿佛命运中的安排，种种的偶然与必然让其成为了守护龙门的“左右护法”。

偶然的是韩城与河津同为黄河两岸的历史文化名城，同为禹门以南，分属黄河两岸，相望亦相闻。必然的是韩城东临黄河，西靠高原，背山面水，南控芝川，北守龙门；河津位于吕梁山南麓，运城西北隅，汾河与黄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南控汾河口，与陕西韩城隔黄河相望。不在此修筑城池，岂不是浪费了绝好的战略位置？

▲ 韩城河津地形图。制图/Paprika

早在五万年前，韩城河津一带就有先民栖息，龙门的另一个名称 “禹门”，则铭记着大禹在此带领人民开山劈石，疏导黄河的传说。可以说龙门之下黄河两侧的韩城与河津，是黄河中游的一个关键节点。向北是晋陕大峡谷的天险奇观，向南则是关中和汾河地区，两大平原交汇的丰饶之地。

▲ 蛇行汾河滩。摄影/贺正彦

黄河从青藏高原俯身跃下，滋养了河套地区，在黄土高原沾上了一身风尘，行至中游，撞吕梁山后便乖乖向南进入晋陕峡谷。禹门之上，黄河左襟吕梁，右带高原，看似在这回环曲折的峡谷中“收束性子”，实则却是在暗中积蓄着澎湃的动力。

▲ 晋陕大峡谷。摄影/贺正彦

有首陕北民歌唱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正是唱出了晋陕一带河与山的争力，人与河的较量。峡谷中收束腰身的黄河在抵近禹门处拍岸惊起，经历三处急弯，湍急的波涛跌出禹门，形成如同平地惊雷的禹门奇观。龙门石山屹立于黄河两岸，形如巨门。明代薛瑄游龙门后称之为“山断河出”，黄河由此南流出峡，豁然开朗。

▲ 黄河从晋陕大峡谷冲出禹门口，河道变宽。摄影/薛俊

晋陕大峡谷之间黄河河谷宽度仅为400-600m，出禹门后河谷顿时扩宽至3-15km，宽广的河滩是黄河给予两岸韩城与河津人民的馈赠，更有黄河湿地北起禹门南至合阳，面积占陕西黄河湿地的五分之一，珍稀的黑鹳、白鹳、丹顶鹤在这里繁衍生活，为黄土高原带来一种别样生机。

▲ 陕西韩城芝川黄河湿地。摄影/康辉

黄河出禹门（龙门），滋养了韩城与河津，两座城也尽职尽责地守护着龙门，承接着黄河母亲的第一缕温柔，早在春秋时期， “秦晋之好”的传说，便从这里诞生。

韩城河津，如何“相爱相杀”千年？

《太史公自序》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韩城与河津两岸，故而两地都有着深厚的太史公司马迁情怀。

▲ 韩城司马迁故里远景。摄影/康辉

那么太史公到底出生于韩城还是河津呢？主流观点认为韩城是司马迁故里，但是河津一定是暗地里不服的，毕竟河津在北宋宣和以前的名字叫做绛州龙门！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屹立于此的龙门山才知道答案。

▲ 陕西省韩城市司马迁祠前的司马迁塑像。摄影/李平安

虽然司马迁祠被对岸的韩城“夺走”，但河津自古敬重司马迁。相传河津有两个规矩：一是司马氏打官司不跪公堂；另一个是有人问“先生贵姓”时，不回答“免贵”而是直接答“姓司马”，问话人不仅不认为此人态度骄傲，反而会对其肃然起敬。

▲ 韩城党家村。摄影/李文博

冠以“龙门”代称的韩城与河津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东西方向是关中、山西势力的角力；南北方向则是游牧与中原华夏的对峙。“龙门才子”司马迁，以独到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预判：“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 “司马迁线”西起龙门，东至碣石，这是一条农牧分界线，历史上的农耕与游牧文明，便在这里碰撞。

▲ 图1: 河津市区公园。图2: 河津龙门广场。摄影/薛俊

龙门渡口处，黄河跨度极小，早在春秋时期，秦晋就在这里展开争夺。韩城属关中平原，背靠八百里秦川，西至洛水称为“河西”；河津地处汾河谷地南部，倚仗三晋，古时被称作 “河东”。在这里有着秦晋文化上的大碰撞，军事上的大博弈。

▲ 飘逸的蓝色玉带，汾河河津段。摄影/董文汉

韩城与河津地区是二者相爱相杀的前沿阵地。秦穆公时，秦国发起“泛舟之役”，粮食沿渭河运向汾河，竭力援助灾荒的晋。但是晋惠公不履约交付秦国土地在前，对秦国的饥荒袖手旁观在后，终于秦晋在今韩城爆发韩原大战。战国时代，秦国则在龙门少梁地区与魏血战数次，韩城一带的河西之地亦反复易手，成为秦魏国运的关键所在。

▲ 韩城与河津扼守的龙门渡，便是图中的禹门渡，金庸笔下的风陵渡亦离此地不远。在历史上的战略家看来，可以避开重兵把守的潼关的蒲津渡，似乎才是攻取关中的最优解，但是凡事总有意外，一旦无法攻克蒲州，龙门渡便成为无可争议的PlanB。制图/Paprika

盛世大唐的建立，也是与两地的要害位置息息相关。李渊自太原起兵进军关中，使出一招“双风贯耳”，一边牵制河东，一边立刻占据今河津地区，经龙门渡绕路进入关中。短短五个月时间，李渊便攻克长安，建立后来的盛世巨唐。明末李自成起义，则先攻占河津经龙门渡取韩城，进逼关中，建立“大顺”。随后又率军转战渡龙门，取太原，把利剑架到了大明的脖子上。

▲ 薛仁贵故里，寒窑老照片。摄影/张路生

秦晋相爱相杀，李渊建唐，李自成转战河津韩城吹响明亡的号角……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不仅是黄河的自然改道，也是指黄河两岸的韩城河津两城之间，历史的沧桑变迁。当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慨叹道：“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则告诫他：“在德不在险。”龙门渡旁两座城沧桑的历史悲喜剧，仿佛都在印证吴起这句良言。

▲ 古渡印象。摄影/康辉

韩城&河津

当代秦晋之好

韩城属于关中地区，河津则位于河东地区，历史早已证明了河东对于关中的重要性，北宋更是直接将运城划给了陕西路，河津还做过名副其实的“陕西城市”。古代王朝为避免关中割据将河东与河西分开，但人心风俗却跨越了黄河两岸。

▲ 图1: 黄河铁索桥。图2: 在建的禹门口黄河大桥。摄影/杜应选

从早年的渡口到铁索桥，从龙门黄河大桥到近期正在修建的禹门口黄河大桥，韩城与河津这两座双子城终于能够时刻牵手在一起了，但文化心理上的“大河”，其实早跨过去了。

▲ 禹门口108国道黄河大桥。摄影/周德俊

禹门给韩城与河津带来的是深厚的禹文化积淀。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会龙门”，就在韩城举行腊祀。当代韩城与河津每年都会举办大禹祭祀活动，来缅怀这位为华夏做出突出贡献的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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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社火表演中的抬阁。摄影/周德俊；图3: 大禹庙文化节。摄影/薛俊

社火表演，是人民艺术的狂欢。韩城与河津皆有社火活动。抬神楼，被称为“社火之王”，数个精壮汉子抬起木楼配合鼓点踏步舞蹈释放着原始的神秘感和野性。每逢春节期间，韩城的表演队伍踩高跷、秧歌、背芯子；河津的转灯、烟火、锣鼓、抬阁，热热闹闹，无不刷爆着当地人的朋友圈。

▲ 陕西秦腔。摄影/康辉

禹门带来文化积淀，黄河则为韩城与河津带来肥沃土壤，加之大陆性季风气候下的光热条件，分别使得韩城“大红袍”花椒与河津草莓成为名品。韩城由此研制的花椒酸奶成了酸奶中的一绝；到了夏天，慰藉河津人的则是冰镇草莓汁。

而两地共同的招牌物产，恐怕还是龙门名菜“鲤鱼跃龙门”。选取正宗红尾、金鳞、流线型的黄河大鲤鱼，去腥腺、改花刀，炸好的鲤鱼浇上糖醋汁，配上龙门形状的装饰，一道“鲤鱼跃龙门”是送给升学的学子最好的礼物。

▲ 陕西臊子面。图/图虫·创意

晋陕两地人都津津乐道的面食，也是韩城与河津人饭桌上的共同主角。

羊肉胡卜，这可能是最容易让外地人误解的美食，它可不是羊肉炖胡萝卜。“胡卜”其实是死面饼子，与胡萝卜没有关系。当地甚至有“宁说一碗胡卜，不吃酒席一桌”的说法。臊子面是河津人少不了的美食，这碗面的关键在于配汤，汤要注意色正，即红，鲜，亮，加入胡萝卜、木耳、鸡蛋、黄花菜等配菜。而在韩城，一碗配料丰富的臊子汤是属于小馄饨的，韩城馄饨，个小馅薄，状如元宝，是韩城人的心头好。

▲ 韩城馄饨。摄影/杨秀龙

要说把面食玩成艺术的，还得看蒸花馍。韩城与河津都有蒸花馍的习俗，这其实是在农耕条件下形成的蒸食往来。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制作各种花馍，年节时给长辈送“献爷馍”；孩子满百日、周岁，送“猫馍”和“虎馍”，以示守护。以上等小麦面粉制作成各种造型的花馍，蒸熟即成，花样百出。虽然可以吃，但你一定舍不得。

▲ 山西蒸花馍。图/视觉中国

看过风俗，吃罢美食，再看这两城之间的悠悠黄河，过往的烟云与两岸的烟火气在这黄河浊流上汇聚交融。“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一条大河，一处险地，它们共同塑造了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这两座城的使命仿佛是“守护”：两城对望则守护着母亲河，北望则守护着龙门，共同守护着从这里走出的华夏史学文脉，各自又作为桥头堡守护着秦川与三晋的两方土地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