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炎炎夏日，鼓浪屿的风光旖旎，树叶在热浪中摇曳，老建筑鳞次栉比，掩映在亚热带林木中，红瓦绿树与海滩岩石，令人心旷神怡。
这原本是鼓浪屿最好的旅游季，因疫情人气冷淡，正在艰难恢复。
“每天登岛最多一万多人，有时节假日也就两三万人。”位于鼓浪屿龙头路的商铺老板张华（化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今年是他在鼓浪屿开店以来最惨淡的一年。
“我正在想究竟是歇业还是经营下去。”张华说，旅游业最怕没客流，目前疫情尚未结束，前往鼓浪屿的游客呈断崖式滑落，商铺和民宿举步维艰。
鼓浪屿龙头路是岛上主要商业街和游客聚集地，黄远堂、新四海、桂莲、黄胜记、赵小姐的店等知名店铺汇集于此。
“以前只要产品不错，服务态度好，做什么都很容易赚钱。”张华称，近年来，鼓浪屿游客总量减少，生意已大不如前了，疫情极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歇业“止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24日，鼓浪屿关闭岛上室内场馆，1月26日关闭游客进岛航线，直至3月6日，经厦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并报福建省文旅厅备案后才重新开放。
每年春节都是鼓浪屿景区内商家最佳营业季，今年疫情让商铺和民宿都猝不及防。
“鼓浪屿一共有4000间客房，春节时间客房平均价格为500元，每天损失是200万元。”鼓浪屿家庭旅馆协会会长董启农对澎湃新闻称，几百家民宿承受巨大经济压力。
“估计已有近百家民宿歇业了。”董启农说。
在外界看来实力雄厚的民宿老板，如今也很艰难。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曾厝安与鼓浪屿经营7家旅馆，月租金达到一百多万，三个月租金合计高达三百多万。”位于三丘田码头附近的民宿老板李莉（化名）称，在民宿不能正常经营、资金周转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这笔租金让投资人很吃力。
李莉近期一直和房东沟通减租事宜，她等来的回复是一封律师函，房东不同意减租。
“即使延迟交租或暂时每月交付租金房东都不同意。”李莉说，她正准备聘请律师和房东打一场官司。
相较于为房租发愁的民宿老板，许娟（化名）经营民宿是自持物业，房租压力相对不大，但她也不轻松。
“现在价格卖不起来。”许娟对澎湃新闻称，近期很多旅游网站都力推90元入住民宿活动，说是为吸引客流量，她也参加了活动，最终每晚90元的房费，她要付出80元的成本。最关键的是，她所持民宿的部分物业也是从亲戚手中所租，须按时缴纳房租，即使自持物业省掉部分租金，但总体算起来还是亏损。
最让商铺和民宿老板不安的是，新冠疫情发生后，鼓浪屿的游客流量呈断崖式锐减。
鼓浪屿管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6月，鼓浪屿上岛游客总量为21.099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72%，本年止累计109.677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77%。
“我想全年30%的入住率都难以达到。”许娟说，为节省成本，她只留了一名员工，周末忙碌时会雇佣小时工打扫清洁，包括床单被套都自己来动手清洗了。
“我不知道究竟还要亏损多少钱，乃至于多长时间。”许娟说，根据目前经营状况，只有靠歇业才能适当“止损”。
这也是鼓浪屿很多民宿老板的选择。
“我已经把三四家民宿还给房东了。”民宿老板陈志光对澎湃新闻称，他此前已在厦门市区和鼓浪屿投资多家民宿和酒店，近期决定关停部分业绩表现不佳的民宿。
他做出上述决定既有经营上的考量，也有对市场的预判。
“民宿不景气将会是未来鼓浪屿的总体趋向。”陈志光称，早年鼓浪屿民宿总量已存在过剩现象，伴随近几年的游客总量逐年递减，令民宿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风险能力极为脆弱，这无形中影响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信心。
“全国民宿都在打折，打折之风有可能会延续到年底，明年搞不好还会继续打折，所以只能亏损。”陈志光说，他如今已不奢望盈利，只是努力减少亏损幅度。
陈志光分析，近年来伴随中国游客纷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美及国内新兴旅游目的地，鼓浪屿吸引力有所下降。如此一来，曾被掩藏的民宿过剩矛盾便浮现出来，生意难做，鼓浪屿已陆续出现民宿转让和关停情况。
“现在没关店的，可能三个月后会歇业，从长期来看，鼓浪屿复苏不会那么明显。”陈志光说。
冲突与协商
“起初两个月还能撑一撑，但不少民宿老板已经扛不住了。”李莉称，疫情的持续对民宿经营者是极大的煎熬。
为积极应对疫情给经营者带去的负面影响。2月21日，鼓浪屿公共议事会向全岛业主和房东发出倡议书，倡议大家为承租商户减免租金，减轻经营者的负担。
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是在鼓浪屿管委会、鼓浪屿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由鼓浪屿驻岛单位、居民、商事主体和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等多方组成的公共协商平台。
“我们发出倡议是认为商家和民宿承租人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鼓浪屿公共议事会主席林聪明对澎湃新闻称，从1月26日关闭游客进岛航线以后，持续一段时间商铺和民宿也全都关门，作为承租方肯定会相当困难。
“我们只是发出一种声音，让协商有一个切入口。”林聪明称，倡议书发出后，获得鼓浪屿岛上部分房东的积极响应，比如位于鼓浪屿福建路一家民宿为十几名房东的共有产权，他们看到倡议书后经共同商议达成意见，愿意为该民宿免去第一季度两个月的租金，令民宿老板十分感动。
即使如此，也还有部分房东对减租持有不同意见。
“我知道很多老板都在和房东交涉，但实际答应减租的房东并不是太多。”李莉称。
“我们只能起到号召作用，但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行政的管理权力。”林聪明称，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是由各个利益主体组成的议事平台，通过协商才能形成共识。
摆在鼓浪屿管理部门眼前的任务——不仅要做好疫情防控，还要大力促进景区文旅产业复苏，包括兼顾社区居民的生活感受。
澎湃新闻通过官方获得的一份《鼓浪屿景区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情况汇报》材料显示，截至目前，鼓浪屿景点场馆、电瓶车、讲解员等旅游配套服务企业复工率已超过90%，家庭旅馆复工率达到60%，完全可以满足先行游客限量要求，景区旅游服务秩序已经全面恢复。
为疫情防控和景区安全，厦门市针对鼓浪屿在领导机制上给予“高配”，成立鼓浪屿景区安全防控指挥部，由厦门市政府领导担任总指挥，分5个工作组驻点指挥，共同制定景区有序开放、流量管控和人流高峰安全防控等工作细案。
“鼓浪屿不同于一般景区，它的管理具有复杂性。”鼓浪屿管委会一名官员对澎湃新闻称，鼓浪屿兼具了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居住社区的多重身份，当新冠疫情发生后，既要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景区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严格实行限量、预约、错峰和实名的防控措施，又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有序复工复产。
开放和限流
六年前厦鼓航线的调整，至今仍存有争议。
2014年10月20日起，厦门市轮渡公司对厦鼓轮渡航线进行调整，把市民公共交通和旅游客运分离。如此一来，游客从东渡邮轮码头、海沧嵩屿码头乘船上鼓浪屿，鹭江道轮渡码头只保留居民专线。
“厦鼓航线变更不仅是提高游客舒适度，还想通过客流来推动东渡商圈的兴盛。”厦门文旅系统的一名政府官员对澎湃新闻称。
董启农认为，厦鼓轮渡航线方便厦门本地居民登岛，但却影响了厦门原有的中山路和鼓浪屿龙头路商圈。
海峡导报2015年10月5日的一篇报道称，2014年年底厦鼓航线调整后，游客不再从轮渡码头上岛，让日均2万游客的商机改了方向，鼓浪屿龙头路、中山路，作为曾经的商业宝地已没了往日色彩。
上述报道称，游客上岛最集中的东渡商圈，人气爆棚，而厦门中山路却显得冷清，以往每逢长假，鼓浪屿龙头路总是人山人海，在轮渡改变航线的首个国庆黄金周，那里却显得安静了许多，大量客流被分散。
厦鼓轮渡航线的改变多少影响了原有的商业格局，但最令商户担忧的是鼓浪屿“限流”举措。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称，2014年全年鼓浪屿接待的游客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创造了历史高峰。 如此巨大的人流量给鼓浪屿的旅游接待带来了压力。
2017年6月30日起，为保护鼓浪屿文化遗产和提升旅游品质，鼓浪屿景区管理部门对登岛人数进行“限流”。
董启农称，鼓浪屿管理部门早期将最高载客量定为6.5万人次，2017年申遗成功后降至5万人次，如此一来，每天往返鼓浪屿的少了1.5万人次。即使在登岛人数为5万人次中，最初内部确定的是游客4万人次，厦门本地居民1万人次，而在实际执行时变成游客3.5万人次，本地居民1.5万人次，厦门本地居民每天过渡两至三次，因此留给游客的人次就会很少。
“鼓浪屿是开放式景区，又是个社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因此须对上岛人数和核心景区进行人数控制。”鼓浪屿管委会市场处处长江彩蓉对澎湃新闻称，在鼓浪屿申遗前，曾有专家到鼓浪屿现场考察评估，对当地旅游管控力度提出质疑，由此厦门市政府向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郑重承诺，严格按照鼓浪屿的资源空间、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保护要求来核定人数控制。
人流控制旨在保护鼓浪屿，但此举对旅游业产生重大影响。
近几年，董启农明显感觉鼓浪屿上岛游客大幅度减少。
经历2014年全年1600万人次的登岛高峰后，鼓浪屿上岛游客量开始下滑。根据鼓浪屿管委会每月在官方网站发布的《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报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鼓浪屿全年上岛游客达1021.17万人次；2016年全年为 893.76万人次；2017年全年为907.72万人次；2018年略有上升，全年为1003.8万人次；2019年全年为957.97万人次，也略有下滑。
对于鼓浪屿管理部门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难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要听取我们一次旅游管控的专题报告。”江彩蓉说，鼓浪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若不施行人流管控，任何不可挽回的损失，势必会影响鼓浪屿的国际声誉。
正常“限流”已影响鼓浪屿的旅游业态，新冠疫情让鼓浪屿加强了人流管控的力度。
根据鼓浪屿管委会提供的《鼓浪屿景区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情况汇报》显示，近期每天上岛游客量及各核心景点接待量均严格控制在日最大承载量的30%以内，即每天上岛游客不超过1.05万人，菽庄花园、日光岩等景点同时设置在园人数限额。
如此高强度的人流管控让业者更加忧心忡忡。
“关键大家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常态。”董启农建议，当地政府用大数据实现对游客流量施行动态管理，即在维持5万人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流量管控。
“游客来来往往是流动的，所以应该离岛多少，补进多少，只要总量不超过就行了。”董启农称，他多次向相关部门建议。
“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需要市政府同意。”江彩蓉称，究竟是全日累加还是动态管控，鼓浪屿管理部门也曾与厦门轮渡公司方面多次商讨，但并未定案。
“不少商户建议上午一次性放进5万人次指标，等上岛后才慢慢消化，但轮渡航线20分钟一班，每天上午向鼓浪屿运送5万人次，意味必须投入大量船只和多个航线才能保障运力。”江彩蓉称，若实施动态管控，不少游客就会抱着侥幸心理，聚集在码头等待候补名额，这定会给码头管理带来风险。
“鼓浪屿管理难度是景区和社区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利益难以平衡。”江彩蓉称，当地管理机构做任何决策时，既要考虑游客上岛便利性，还要兼顾居民的生活感受。
“即使每天上岛人数限制在5万人次，鼓浪屿还有很多居民认为人太多了。”江彩蓉称。
“限流对鼓浪屿文化遗产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限流也会让游客产生疏离和隔膜心态，长此以往会不会让鼓浪屿门可罗雀呢？”厦门城市学院旅游系副教授黄邦恩对澎湃新闻称，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这应是政府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如今，鼓浪屿管理部门也力图用多种手段来提升鼓浪屿的旅游体验，以此抵消疫情带来负面影响。比如针对景区游客结构不佳的问题，联动岛上优质文旅项目推出“鼓浪屿世遗文化体验卡”，开发世遗产特色研学、旅拍等产品，加大高端游客引流。针对住宿业客流少的问题，推出住岛游客船票预订及核心景点预约专属通道，吸引游客留宿。而针对优质书店、文化展馆等重点文化项目成本高的问题，也出台相应补助和扶持方案。
“每天5万人次的客流限制，短期内难以改变，但长期看还是有可能突破的。”江彩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