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佗城赵佗广场 冯晓铭 摄
■五华长乐台出土的箭纹瓦当 资料图片
■2009年11月，省考古专家在佗城考察。 凌丽 摄
■龙川县制作的佗城古城变迁图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赵佗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龙川县后赴任首任县令，直至公元前208年接替任嚣任南海郡尉，这期间有6年在龙川县。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生成、存在和变化发展，是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在这短短的6年里，赵佗改变了龙川的人文生态。他推行许多大力促进龙川文明发展的措施，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使古龙川成为南海郡的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了整个东江流域的开发。
历史的因缘际会，让赵佗在当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岭南播下了中原文化的种子，萌芽了岭南文化。专家认为，赵佗在任龙川县令、南越王期间，使古龙川越人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极大地推动了古龙川大地及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龙川，也因之被视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书写佗城2000多年传奇
刀剑入库，马放南山。屠睢征南越时，用的是铁血手段，桀骜不驯且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古越人不肯屈服。任嚣与赵佗吸取了他的教训，在各自的任上“抚绥有道”“又能和辑”，遂定粤。
初到南越，赵佗手下的兵士与“好相攻击”的当地越人握手言和，共同建设龙川美好家园。赵佗首先在偌大的龙川县境内寻一个地方作为县治，建设城池。众所周知，赵佗选定的治所在今佗城。从秦始皇三十三年被赵佗选中起，2000多年来，佗城一直是龙川县府所在地。1941年起，这个小城改名为“佗城”，以纪念这位给古龙川和南越带来中原文明之光的首任龙川令和后来的南越王。事实上，佗城之名由来已久，唐时即有“赵佗之城”的说法，宋时又常被称作“尉佗城”，苏辙曾将此称呼入诗：“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
先秦时期，岭南无城池。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作用很大。赵佗在岭南筑城几座，但佗城是他最早筑的城。直到民国时期，佗城一直是龙川县城，也是东江重要都邑。
那么，佗城是如何从其他众多候选地胜出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佗城的地理位置，位置重要，则在军事与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佗城位于东江岸边和韩江上游，沿水路上可到江西，下可出罗浮到南海，还可顺韩江至潮汕过闽越；陆路是当时岭南东部与西部、东北部与南部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可通罗浮、南海，东可通潮汕、闽越，西可至南雄、梅关，北可出江西入中原。（王元林《龙川古道》）
第二个，佗城这一带有一定的人口和社会基础。那时古龙川大地的社会发展和岭南地区一样，都是很缓慢的。从已发现的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面积都不大，遗物也不丰富，相连成片的居址建筑罕有发现。粤东、珠三角和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仍多坐落在河、海岸边，先民以靠采集渔猎为生，制造的石器多为中小型斧钺之类，鲜见大型的农业工具，陶器也多是夹砂的炊煮器，大型容器很少，说明可贮藏的剩余食物不多，且器类简单。至于成片的长期定居的农业村落、冶铁金属场所、城堡建筑更是难寻踪迹，说明那一时期，还只是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吴建华、刘佐泉《岭南开拓者——赵佗》）
赵佗来到佗城时，看见的大约就是这样的一片景象。他四处驰骋，发现此处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且地理位置重要，“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望景，惟此为中”（韦昌明《越井记》），易守难攻，水运方便，于是就在“嶅湖之东”，勘定为城池所在地。
关于赵佗定城池之事，佗城有一个传说，当年柳城、黎咀、四都各地的人纷纷要求建城于彼地，赵佗说：“那就看哪个地方的土最重，就把城池设在哪里。”量土称重那天，各地长老带着土兴高采烈地来了，最后称的是佗城的一斗土比哪个地方的土都重上半斤，赵佗便宣布城池建在佗城。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在那时的社会基础，也确实是佗城略胜一筹。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由此可推断，当时的龙川已是岭南地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佗城发现的较重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有坑子里、牛背岭二处。坑子里在佗城西面，此处发现的鸡形壶，是新石器末期粤东与粤东北文化类型中的典型器物，距今约3500年。坑子里遗址，多次被省考古研究所作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现场发掘实习场所，于1962年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牛背岭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石器工艺，基本与坑子里相同。
赵佗建城的同年，其上司任嚣，亦修筑古番禺城，即今广州。
赵佗在今佗城设县治后，佗城即成为粤东重镇，曾为历代县、州、郡、路治所，除南朝陈时县治一度北迁等少数时候外，历代龙川县治都设于龙川城（今佗城）。
龙川故城与赵佗故城疑云
限于当时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佗城规模不大，筑的是方形土城。
龙川故城究竟在哪里，因为史料纷纭，自民国以来就有学者研究，已基本认定就是佗城。《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一》云：“龙川故城，在县东北，水路一百七十五里，秦龙川地也。秦南海尉任嚣病，召龙川令赵佗，授之以政，即此处也。”《太平寰宇记》卷159《循州》云：“古赵佗城西接嶅山，南临浰水，嶅山在县西北五里。龙川江旧名浰溪，自虔州安远县流至县界。”《读史方舆纪要》亦有类似记载。
据司徒尚纪称，秦末赵佗在主要交通线上筑了几座城，以加强岭南防御力量，包括乐昌赵佗城、仁化城，英德、清远万人城等，但在赵佗所筑城中，最早的应是今佗城，其范围东至今老城街，西到城头，南到县前街，北至北角塘，周长约800米。城内有越王井、越王庙，及与赵佗有关的遗址遗迹如故城旧基、赵佗故宅、赵佗台、赵佗驽营处、赵佗跑马射箭的马箭岗、秦时北人后裔任姓住宅旧址等。这些旧迹，有些能从古籍中找到佐证。
宋熙宁年间（1069—1077年），秦时土城被扩大，改为砖城，并筑有护城河。在河源市恐龙博物馆二楼的客家古邑展厅中，就展有一块刻着“循州城砖”等字样的宋砖。明弘治十八年（1525年）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在宋城基础上两次扩建。
赵佗故宅正在其所筑的龙川城内，《舆地纪胜》引《循阳志》翁韶序云：“宋绍兴十五年，知州韩京迁于城东，即尉佗之故基，在循州治西三十步”，又说：“赵佗为龙川令时，筑城居之，遗址犹存。”韦昌明《越井记》所记“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治于嶅湖之东”，龙川旧志亦有记载，赵佗遗址，有台有井，“按为赵佗为县令的龙川旧宅。”王永熙《重浚越王井记》亦记述说：“光孝寺，秦赵佗令龙川故署地也。”胡一鸿认为，“志纪治西之光孝寺，即王故宫。”赵佗在龙川时的故宅，在他代任南海尉后，大概在唐朝时这里就成了他的祠，宋代改为光孝寺。明、清多次重修，清同治年曾改为万寿宫。民国年间，赵佗故居被征用为龙川一中校舍，后来部分被改建为民宅。有专家认为，赵佗故宅遗址对研究南越王赵佗在龙川的活动史迹具有重要的价值。
赵佗故宅遗址与越王井近在咫尺。从南越王庙不远处的一条小巷进去，就可见这口有2200多年历史、在《全唐文》中有记载的古井。韦昌明很喜欢这井里的水，他赞叹道：“泉源出自嶅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越王井深11.3米，直径1.2米，井沿用弧形红砂岩石块围成，下部用青砖砌就。赵佗去了广州后也打过一口井，该井在广州越秀区应元路广东科学馆后院内，又名九眼井，传为赵佗所凿，南汉主曾独占此井，更名为玉龙泉，广州人也在传说，赵佗是饮了这井的井水，才活到100多岁的。
在东源县灯塔镇还有一个赵佗故城？因一些古籍有脱落文字并被相袭沿用，当地也采信了这条信息并口口相传，认为牛峙山的牛颈筋岭上城堡旧址就是赵佗故城。2018年4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河源市博物馆、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二大队的工作人员，对东源县赵佗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测绘，认为“赵佗故城”为明朝所建，清朝至少在乾隆时期已经废弃，其性质可能与某种军事要塞有关。惠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明华表示，此遗址应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河源知县刘玮筑的石城堡。
城外畋猎集训
那个风一样的男子，在空旷的龙川城郊策马驰骋畋猎，训练士兵。
那么，赵佗的兵和马，在哪里集训，在哪里饮水？
在佗城，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马箭岗，一个叫“马屎沥”，当地人代代相传着它们的故事。
马箭岗在佗城城北，相传是赵佗部队骑射之地。佗城居民说，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是小型军用飞机场。至今，这里仍保留着大片空地。龙川的旧县志曾提到，龙川有营涧台，有铜弩牙流出，皆银黄雕缕。箭头是兵器，老人视之为不祥之物，乡民有捡拾到的，先拜祭一番，才把它收藏起来。乡民说，那里是越王弩营处。
马箭岗东北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地人称“马屎沥”。在附近长大的居民说，这条小河的水像有马屎马尿的味道。当地人认为“马屎沥”是赵佗部队饮马之处。这些传说，实际上正是未被佗城人遗忘的赵佗记忆之一。
赵佗在五华筑建了长乐台
赵佗除了积极经营龙川县城外，还对古龙川县各地进行了城市建设。赵佗称王之后，仍很重视他的“兴王之地”，除在都城番禺建筑了让后世人叹为观止并留下诸多猜想的城池宫室外，还在古龙川县东五华山下（今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筑台曰长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占地有1万多平方米。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宫殿建筑基址，主体宫殿约占地达1400平方米，环绕主体宫殿的回廊呈“回”字形。在主体宫殿附近，发掘出数个辅助建筑遗址，如宫苑御花园、长达100多米的人工水渠、漏斗形水池等。考古工作者认为，该宫殿表现了高超的建筑艺术，证明其时南越国宫殿建筑形式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建筑有着大体相同的风格，同样流行高台榭这种建筑形制。（《韩江流域再版汉代遗址的比较研究》，邱立诚，载《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
长乐台在五华县华城镇东南2000米处的塔岗村狮雄山上。五华旧名长乐。考古学者根据出土的绳纹瓦和云箭纹瓦当与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福建崇安西安城遗址的瓦件相比较，以及戳印纹样与广州西汉前墓的相比较都极其相似，由此判断，长乐台的建造、使用和废弃，都在南越国时期。（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
长乐台遗址并不像秦始皇墓一直埋在地下不见天日，清朝就有几处文献记载，梁廷楠《南越五主传》中有云：“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下筑台曰‘长乐’。”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杨辉把筑台时间放到赵佗受任龙川令时：“佗略定杨粤，拜龙川令，筑台于惠州长乐县。”（《岭海剩》）。旧时《五华县志》多认为这是赵佗去了广州之后的事，“佗行部于此，适汉使至，因筑以朝”“汉遣陆贾封佗为南越王，因筑台于五华山下，曰‘长乐’”。
长乐台不仅仅是个宫殿，它选址在此，亦有着防御的考量。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认为，顺韩江上溯至梅江及其支流五华河，可到达南越王赵佗行宫之长乐台。此台的设置十分关键，一方可扼住梅江—韩江上游，起到加强对揭阳县的联系和控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可增强龙川的防卫，以进一步稳固东江流域。（《从考古发现看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地位——兼论客家开基龙川》）
（转载 2022年2月27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