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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75周年。成立江南指挥部是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抗日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东作战”，开辟与坚持苏南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1939年5月，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将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此时，新四军一、二支队东进江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地方抗日武装纷纷编入新四军，新四军军部根据江南敌后抗日斗争形势发展，为了集中力量加强领导，便以张鼎丞赴延安为由，决定第1、第2支队由陈毅、粟裕统一指挥，并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同意。8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并电示陈毅、粟裕：成立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1、第2支队。11月7日，新四军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刘炎，副主任钟期光。下辖第二团、第四团、新编第三团、新五团、新六团和挺进纵队的一、二、三、四团以及苏皖支队和苏南地方武装，共1.4万余人。人数较1938年夏初到江南时增加了好几倍。同时成立中共江南指挥部分委，书记陈毅，委员有刘炎、粟裕、钟期光。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调中共皖南特别委员会书记邓振询（邓仲铭）任中共苏皖区委员会书记，并于当月到达苏南溧阳县水西村接替工作。为此，中共苏皖区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于3月底召开了19个县委、工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袁国平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出席会议，传达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精神和苏南情况及工作基础，确定积极发展抗日进步力量，扩大反汪宣传活动，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会议通过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中共苏皖区委决定撤销苏南、苏皖2个特别委员会，将全区划为4个游击区，每个游击区设立中心县委员会，下辖若干县委。
为了与中原局联系，江南指挥部也开始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直通电报。江南指挥部的建立，标志着我军东进江南作战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率主力经扬中县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县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从成立到渡江北上只有短短七八个月时间，在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下，敌后抗日仍然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高举抗日大旗，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进一步鼓舞了苏南地区军民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9年11月8日，日军200余人，从镇江县西南宝堰等地出动，向丹阳延陵、九里地区进行“扫荡”，遭丹阳县独立支队阻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6团第1、第3营由团长段焕竞率领驰赴九里镇，在日军背后发起攻击。日军不支，向贺甲村退却。新四军跟踪追击。中午，宝堰增援日军与贺甲村残敌会合，组织反扑，施放毒气弹。新编第6团第3营营长刘玉林和战士20多人当场牺牲。战斗形成对峙。新四军第2团闻讯，由团长王必成率第1、第3营赶来增援，与新编第6团密切配合，将日军包围于贺甲村地区。经反复冲杀，白刃格斗，战至黄昏，日军收缩于贺甲村内，固守待援。9日晨4时，第2团第2营也赶来增援，调整兵力后，拂晓时开始向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9时，敌已死伤大半。10时，新四军第3次总攻开始。残敌数十人，因弹尽粮绝，向殷家、江口方向突围，遭第3营侧击，全部被歼。13时战斗结束，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此次战斗，先后攻克大、小据点30余处，共毙日军中队长武村大尉以下170余人。这是新四军东进江南后最大的一次胜仗，它有几大特点：是我军在敌后集中两个团兵力打运动战的第一次；是彻底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而且在敌据点不远的地方，坚持打了20多个小时，敌人竟毫无办法救援而被消灭了，这也是第一次。说明我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敌人的力量和士气明显地减弱了，上海等地报纸称为“延陵大捷”。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陈毅在出发去扬中途中，曾亲去战场视察、拍照，并去慰问作战的二团和新六团部队，向参战的地方武装樊玉琳、巫恒通、孔庆哲等表示祝贺，指示王必成、段焕竞团长要很好地总结这次战斗经验。
1940年5月31日晚，驻南京日军第15师团第67联队吉田中队150人，经湖熟镇合击国民党江宁县政府。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和支队特务连在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指挥下前往救援，先以一部佯攻牵制，另以主力在赤山窦家边村设伏。赤山东边是赤山湖，敌在湖堤上遭到新四军前后夹击。战斗从6月1日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5时，共毙伤日军中队长吉田以下130余人，俘虏2人。6月3日，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对赤山湖以南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射击敌骑兵队，毙伤日军40余人。
一、二支队东进江南之初，只能抗击小股日伪军，一次歼敌十几人，江南指挥部成立后，整合了一、二支队和民间抗日武装，连续打了几个一次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的战斗，显示了东进江南的新四军战斗力不断得到增强。
二、恢复东路抗日游击区，扩大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活动范围，创造了敌后抗日更有利的条件。
（无）锡、澄（江阴）公路以东至上海附近的青浦、嘉定，北临长江，南至沪宁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称为东路，锡澄公路以西为西路。叶飞率老六团在东路活动时，抗日活动蓬勃开展，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1939年10月，叶飞率部西撤的决策是在非常短促的情况下决定的，当时对东路各县游击区应该布置的许多工作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也基本上没有留下武装力量，日伪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又嚣张起来。项英和陈毅都感到东路不能丢，应该恢复。中共江苏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去东路，以因伤留在常熟地区的夏光（即京剧《沙家浜》里的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等30余人为基础，再次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司令员夏光，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副司令员胡肇汉，参谋长周加禄。恢复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1940年2月，江南指挥部又派出吴仲超、何克希至东路恢复工作，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吴仲超，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参谋长夏光。此时，“新江抗”有4个连，共400余人。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东路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四军，伪军散落在当地的枪支约一千支以上，又是国民党力量薄弱地区，应乘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员群众以嘉兴、阳澄湖为基点，建立基干队伍以作核心。力求发展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随后，叶挺、项英即派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去东路，统一党、政、军指挥。谭震林离开云岭，经18天长途跋涉，到达苏南溧阳水西村江南指挥部，见到了陈毅，了解了江南斗争的大局和东路的主要情况。谭震林与随同去东路的干部，从水西出发，过溧武路进入敌后。与此同时，项英电告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把原属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周围的游击队，都由谭震林统管起来，还要中共江苏省委派党务和教育工作干部去充实部队。上海地下党非常重视，先后动员了约2000人去东路参军，其中基本上是工人和知识青年，所以东路部队每个营都有几十名高中以上的知识青年。4月23日，谭震林和军部及江南指挥部派来的50多名干部分批到达后，经过几天与东路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在常熟徐市附近，主持召开了东路地区部队与地方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即徐市会议）。谭震林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和对江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的决定，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成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新江抗），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6个支队和淞沪游击纵队。
谭震林到东路后，公开打出“江抗”和“民抗”是共产党领导的旗号，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敌伪军工作及江南地方的帮会工作，使东路地区迎来了大发展。1940年11月6日，在庆祝“新江抗”成立一周年时，部队已从4个连400多人，发展到6个团4600余人，增加了10多倍。成立了4个行政公署，下属1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成绩卓著。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第六师由在苏南活动的部队编成，任命谭震林为师长兼政委，下辖十六、十八两个旅，以新四军新第二支队编为十六旅，新成立的新三支队为十八旅。
三、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巩固发展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四军一支队东进江南行动开始时，陈毅就作了动员说，我们向江南敌后挺进，完成肩负的光荣任务，就要遵守与执行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十项注意，以模范的行为，团结和依靠群众。我们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使群众看清我军是人民的军队。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在群众中流传的“出门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改成“遇见新四军，亲如一家人，道理也可说分明”。新四军官兵平等，由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前几个月，没发一文零用钱。改编后，在浙江平阳开赴皖南途中，发了几角钱伙食尾子。部队集中以后，正式每月发津贴：军长5元，支队司令4.5元；逐级递减，战士2.5元。相差无几，吃穿都一样，因此官兵难分。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进入江南茅山地区时，开始只有两个团，装备也差，给养困难，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有时一天一角二分的伙食费也供不上，不得已向前马镇商会或附近士绅借款。有次部队在丹阳附近村庄宿营，有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说：“我活了80年，看到过清兵、孙传芳的兵和老蒋的兵，自古都是兵匪一家。从没有看见过你们这样的好人。”老人家一定要看看我们部队的负责人，他边走边说：“历来当官的都是吃好的，穿好的，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你们当官的，不知怎个样？”当这位老人看见在吃午饭的粟裕，同大家一样的饭菜，一样的穿着，异常感慨地说：“从没见过，奇迹！司令啊！将来天下一定是你们的。”粟裕对老人非常尊敬，立即站起来请老人坐下，并说：“老人家，过奖了，我们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请你大胆批评，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
东进江南的新四军不但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为了提高群众的抗战信心，消除群众的顾虑，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还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连队都有民运工作组，组员大都是战地服务团中的青年学生。为了扩大宣传，又要迷惑敌人，有时要跑到离营地五六里以外的村庄散发传单，写大字标语。部队生气勃勃、歌声不断。集合、行军、休息以及渡河时都要唱歌。听到歌声，群众觉得很新奇；小孩跑来了，青年人、成年人也陆续跟着来了，我们就利用这机会展开宣传。行军时，沿途找向导带路，每走一二十里换一个。一边走，我们一边询问情况并作宣传解释；离别时，给他几角钱工费（够一天工钱）。向导回去也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部队在村庄宿营时，除了执勤的，人人深入到街头巷尾、家家户户。房间里、灶台边、空场上都可以看到指战员与群众亲切交谈的情景。
1939年年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派出了一个“战地护卫团”来我军驻地周围，说是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实际上是来对我军进行反宣传，对我军的民运工作进行阻挠和破坏。“护卫团”团部设在章家渡，分了几个组到各乡，章家渡也有一个组。正是这个时候，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部派田树凡带一个十余人的工作组，去章家渡做民运工作。这是田树凡第二次受命进章家渡，人地比较熟悉。他们一到章家渡就分了工，有的找原有的群众积极分子，要他们配合开展工作；有的找原农、商、妇抗日协会的负责人，商议发展巩固协会的工作；有的开办妇女、儿童识字班；有的组织儿童歌咏队。他们还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战形势。这时镇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街头巷尾刷有以“护卫团”名义的墙头抗日标语，“护卫团”的团员穿着一式国民党军装，常常与田树凡他们在村里擦肩而过。群众抱怨说，“护卫团”来找他们组织新的农、商、妇协会，你们要召开群众大会，他们也要召开群众大会，不知听哪边的好。小小的一个市镇，不能搞两套组织，群众也没有时间应付。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工作确有困难。田树凡和工作组里的同志商量，决定甩开他们，大刀阔斧争取团结群众。工作组同志和群众商议，要群众用软顶的办法拖延、搞垮“护卫团”破坏工作组工作的各项计划。工作组和群众的鱼水情和历史关系，是“护卫团”不能比拟的。果然，以后“护卫团”的行动计划，处处受到群众的阻挠，他们要开群众各种会议，不是群众不去，就是派出几个人去做做样子，会议根本开不起来。大约这样过了十天半月后，“护卫团”的团长悄悄走了。随着他们团长的离去，团员也全部撤走了。
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领导人，还亲自出马做抗日宣传工作，召开地主士绅、民主人士座谈会，登门拜访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茅山地区有一座大茶园——茅麓公司，老板纪振纲（农诚），是一位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日军铁蹄侵占江南时，他为了保护财产，收集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散兵游勇数百人和枪支弹药组成自卫武装，一时成为当地一股实力较强的地方势力。国民党拉拢他，准备给他封官，日本鬼子也要委任他为伪金坛县长，他都拒绝。新四军初到茅山地区，他看不起枪支不全、军容不整的新四军，陈毅亲自登门拜访。他见陈毅是留法学生，博学多才，有儒将风度，在交谈中，听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感到非常钦佩，对陈毅尤其敬服。后来，在日伪顽强压之下，穷于应付，难以自保，陈毅写信劝告他“玩虎弄蛇，事可一而不可再；先生达者，当不轻视斯言”。他因感激陈毅忠告，将300多人、枪交给新四军收编，自己带全家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座三层楼房中。他后来在上海，还继续为新四军募集医药、布匹等军用物资。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秘书长李一氓去上海活动，就住在他家。军部派乐时鸣到上海接运在上海募得的7000匹布，也是到纪家和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接头的。刘少文也常去找他办事，他家一时成为新四军去沪人员的联络点。
常州城北门外有一家济民丝厂，老板是曾任武进县孟河镇商会会长的马润生。丝厂的生产原料蚕茧，主要来自武进和丹阳北乡的游击区，当时，我军和敌人争夺控制蚕茧资源的斗争很激烈。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地方税所，对运给马润生丝厂的蚕茧，常设法保护放行以支持他。1940年春，中共镇丹武中心县委书记周苏平，在一次敌人“扫荡”中被捕，被关押在常州城日本宪兵队。1940年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北渡长江前夕，粟裕听到这一消息，派丁兆甲去常州设法营救。丁兆甲向马润生提出后，马润生马上通过和日本宪兵队有密切关系的王寿彭，以重金收买了日寇宪兵队长，乘新旧队长交替的时机，故意将周苏平押到沪宁铁路新闸车站附近的铁路边去劳动，使周苏平乘机脱逃出来。马润生还冒着风险，营救过被伪军捕押在常州的丁兆甲，使他回到了苏北黄桥新四军部队。
苏皖交界地区有封建迷信的刀会武装组织，对我军不了解，阻我军前进。粟裕派熟悉江南民情、有社会经验的吴福海等同志前去，对刀会耐心地做工作，用实际行动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经我军宣传，大宫圩刀会的朱昌鲁、薛镇地区刀会的刘一鸿先后带了队伍参加了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求解放的部队，它每到一处，总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因而它是战无不胜的。
四、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的人、财、物，通过江南指挥部部队驻地转运，既快捷又安全，发挥了他人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中共中央从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指示重建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把支援新四军的工作，作为上海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中共江苏省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新四军。这种支援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开始由于日军刚占领上海，还存在租界这个特殊的“孤岛”环境，使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全部沦陷，敌伪势力渗入，整个支援工作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但无论公开、半公开或秘密阶段，上海党和人民不惜任何代价，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是动员组织各种人员参加新四军。1938年8月，上海职业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的盛嘉禾（盛同）、汪大铭、沈西蒙等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上海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17人，除1人去延安外，其余16人在团长何士德率领下参加新四军。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于1938年12月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1939年2月又组织上海地方协会派赴第3战区演剧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慰问团成员有六七十人留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上海神州职业学校举办4期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结业学员近百人，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苏南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于1938年到1939年曾3次组织约1300名难民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还有部分难民送往江南抗日义勇军。上海参加新四军的先后约有2.1万人，其中以工人、店员、职员占大多数，其次是青年学生、文化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等。仅印刷工人就有1000多人。上海还输送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动员一批教授学者到抗日根据地办教育。如李一氓、朱克靖、钱俊瑞、朱镜我、李子芳、林植夫、黄诚、张崇文、王任叔（巴人）等。这些各有专长的同志，在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创办各种报刊，参与文化、理论教育，进行文艺创作。由于新四军重视戏剧、歌咏、美术等艺术门类的宣传鼓动作用，军部和各支队、团均建立相应的服务团、文工团等文艺队伍，连队均有文化教员开展活动，这对提高部队文化素质、鼓舞士气、发动组织群众等方面均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是组建地方武装交给新四军。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掌握的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武装，1939年全都编入了新四军指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中共江北特委掌握的抗日武装500余人，在王澄率领下于1940年7月1日起义，参加了郭村保卫战。中共江苏省委掌握的崇（明）启（东）海（门）常备旅，后编为新四军第1师第3旅第9团。中共浦东工委掌握的3支武装800多人，于1941年先后南渡杭州湾，后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
三是在物资上支援新四军。新四军刚到皖南，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就向新四军捐献细布4万匹、胶鞋2万双。1938年冬，上海人民发动捐款92万元，除部分救济难民外，大部分支援了新四军。新四军的印刷设备、印钞设备、无线电收发报机、真空管、蓄电池、电话机、医疗器材和药品、制造迫击炮管用的无缝钢管、做炸药用的废胶卷、柴油发电机等，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帮助下秘密采购，运到抗日根据地的。
四是支持和配合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办事处负责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掩护抗日根据地干部来上海治病。上海支援新四军的人、财、物，有相当一部分是就近通过江南指挥部这一渠道中转的，除了江南抗日部队接收一部分，都转送给了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所以能由弱变强，不断取得胜利，靠的就是深深扎根于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赢得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在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铁军作风，把群众当亲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形成像新四军与老百姓那样的鱼水情深，从而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顺利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