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源(图1组)。,地处山西省大同市,因桑干河的支流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1923年2月28日,浑源县下辖李峪村的农民高凤章等人偶然发现了几十件青铜器。这批器物器类丰富,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一时轰动海内,被称为“浑源彝器”(图2组)。,牺尊就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件作品。
浑源彝器出土之际,正值旧中国军阀混战,重要文物大规模流失的时期,甫一露面,就引发了海内外古董商的觊觎之心。出土当年,专门从事收集中国古代美术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Léon Wannieck)闻风而动,赶赴浑源收购。但当他到达李峪村时,却发现县政府已捷足先登,将这批铜器没收国有,并安排在当地图书馆展出。
在参观了图书馆展出的青铜器后,王涅克认定这是一批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古董,遂暗中访求搜集被村民私藏的铜器二十余件,以低价购入并辗转运回欧洲。1924年,这批浑源器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李峪古青铜器”特展上惊艳亮相,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此后这批器物被王涅克陆续出手,星散于法、美、英、德、日等国博物馆,其中,法国吉美博物馆独得十五件精品,成为世界上收藏浑源器最多的博物馆(图3)。
就在同一年,没收了多数器物的浑源县政府组织了“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宣布为“振兴农村经济”公开拍卖这批艺术品。王涅克及其代理人以五万大洋价格中标,并签订了收购合约(图4),但至1925年取货时,竟发现所提器物全为赝品。虽经旷日持久的外交及法律交涉,终因当时中国战乱不息,政局日变,使这次拍卖成了一次流产的交易。
其后,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决定再次拍卖这批器物,最终于1932年以29万元的高价为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图5)所得,并暂时存放于北京的大德通钱庄中。
由于抗战的形势日益紧迫,加以商承祚等爱国人士闻讯后的奔走呼吁,卢芹斋的这批古董未能及时出手,大部分于烽火硝烟中静静地等到了抗战胜利。
1948年,卢氏在上海的代理人将浑源彝器伪装成“仿古品”,运至海关码头准备出境,却由于被媒体发现并大肆宣扬而受阻。在上海文化界的一再吁请之下,市政府于1948年9月28日派上海市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至海关库房逐箱开验,将文物造册扣留,使这批历经劫难的国宝最终留在了故国。
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包括牺尊在内的12件浑源彝器落户于此,成为本馆的镇馆重宝。(图6动画)
牺尊将将牺尊是浑源器中器形最为奇特的一件作品,它高33.7cm、长58.7cm,重10.76千克,铸成一颇为写实的耕牛形(图7)。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锅形器,可以取出,出土时锅上原有盖,今不知所归。从其结构来看,这是一件兼可温酒的容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容酒,牛颈及背上的空穴可以注水于尊腹以温酒。这种特殊构造的商周青铜器,到目前为止仅见此一例(3D视频)。
牺尊形态稳重,形体设计服务于器物的用途,四足短矮,并不完全肖似真牛,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图9),使整个器物并不因牛足过矮而给人以形象不合理的感觉,堪称艺术造型与实物器用的完美结合。引人注目的还有牛鼻上的索状圆环,证明早在春秋晚期,中国的驯牛技术已发展出以绳穿牛鼻的方法了。
牺尊的造型十分复杂,表明它的铸造必然具有相当的难度。从X光透视的结果看,牺尊采用商周时期流行的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陶质块范法铸成(图10)。其主体采用浑铸法,即首先雕塑待铸造器物的实心泥模并烧制为陶,接着在内模上分块翻制空心的外范。根据需要留出器物壁厚的空间,将外范组合到内模外,从预留的浇口注入青铜熔液,待冷却后就能获得所需要的器物(3D视频)。
由于器形复杂,牺尊被分成几个部分铸造后焊接起来,而一些配件如鼻子上圆环,则将先行铸造好的圆环嵌入主体造型模中与主器分铸而成的,与器身既浑成一体,又不妨碍其活动。
浑源器大部分都拥有繁复而精美的花纹,而风格未尽相同。牺尊的头、颈、身、腿、臀部均装饰有回旋盘绕的龙蛇纹所组成的兽面纹,构图新颖奇特,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图12)。同时,这种花纹的陶范残片在1960-1961年山西侯马发现的东周铸铜遗址中也屡见不鲜,说明了它是典型的晋地青铜器。
仔细观察牺尊腹部的花纹,发现它具有连续二方的结构,表明它是采用模印的方法制作的,即利用一块花纹母模连续印制出需要的花纹后铸造。这种方法宜于批量制作同样装饰的青铜器,在晋地十分流行。与牺尊同时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腹部的花纹就与牺尊花纹出自同一模具(图13组),而该壶花纹间隔带上写实的动物纹装饰,与牺尊牛颈及锅形器上的虎、犀等动物形象也显然出于相同的装饰趣味。
牺尊的出土虽非科学的考古发现,但其精美程度说明了它很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器,事实上,牺尊这个名称本身就表明了它的礼器属性。
尊在古汉字中是个会意字,象双手捧着酒器进行祭祀的样子(图14),因此,青铜时代的文献中通常把专用于祭祀的礼器通称为“尊彝”。宋代以来,人们又将体形较高大的容酒器习称为尊,沿用至今(图15组)。在青铜器中,还有一类模拟鸟兽形状的祭祀用盛酒器(图16组)也被称为尊,由于“牺”字古时为祭祀用的牲畜的总称,旧时习惯常将此类器物称为“牺尊”。此外,在鸟兽形尊里专门做成牛型的尊也被特称为“牺尊”,牺尊即属此例。
用牺尊在祭祀或宴飨时作为礼器屡见于文献的记载。据《周礼·春官·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牺)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即在进行“春祠、夏禴、祼”等重大礼仪活动中都要用到牺尊。
诗经《鲁颂·閟宫》中描写鲁僖公为新建的宗庙进行祭祀:“白牡騂刚,牺尊将将”,使用纯白和赤色的牛以及高大的牺尊献祭,其场面极为庄重恢弘。
宋人和明人在他们记录祭祀礼仪的诗中也提到了牺尊和鼎、罍、笾、豆等各种礼器共同列祭的情景:“铏鼎参罍洗,牺尊间豆笾。(宋 喻良能《释奠礼成上安抚大观文十四韵》)”;“磬管喤喤,有万斯舞。爰配二辟,牺尊维俎。(明 李梦阳《禋社六章章八句》)”,则表明了这一传统强大的延续性。
上海博物馆 版权所有2008-2015牺尊出土位置图浑源县位于北纬40°东经114°之间,隶属于山西省大同市,地处桑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东接广灵,西毗应县,东南部以恒山与灵丘、繁峙县分界,北面由六棱山与大同、阳高2县相连。春秋时属代国,北魏时迁都平城(即今大同),为京城内地,唐时始称浑源。
浑源县城门
牺尊全形浑源彝器出土前的埋藏情况情况不明,一说为窖藏,一说为贵族墓葬。其器物造型优美,工艺精巧,纹饰独特,在风格上兼有晋地、燕地和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特点,应该为春秋晚期“北狄”部族所建立的代国所有。
鸟兽龙纹壶为两件成组酒器,原本可能有高大的盖和一双龙耳,现已遗失。壶的周身布满铸造精美的花纹,从口沿开始至底共装饰四道宽带状纹饰,前三道是蟠龙和人首、鸟尾的怪兽相互缠绕的形象,第四道与牺尊的兽面纹相同。在花纹的间隔带上,铸造有犀牛、雁鸟等写实的动物纹样,形态逼真,毛发毕现,体现了这一时期青铜铸造的高度水平。
镶嵌狩猎纹豆周体以红铜镶嵌装饰狩猎纹,表现古代贵族狩猎的情形,画面极为生动。这种人物画像纹饰出现于春秋晚期以后,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构图自由,线条流畅,为汉代画像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虎蟠龙纹豆两件成组,造型、纹饰完全一样,分藏于大都会博物馆和上博。上博的这件原柄缺失,后配瓦棱纹足,残高15.6cm,1980年代重新按照大都会博物馆所藏配足,修复后高为26.4cm。盖与豆盘扣合后呈扁球形,盖上有圆形的大捉手,可倒置用以盛物。豆盘外壁四等分,各置一个攀爬状的猛虎,造型十分生动。
蟠蛇纹鼎造型浑圆,盖面中央为环钮套铸一环,周围等分设置三只卧虎。器盖和器身装饰排列整齐、细密精致的平雕蟠龙纹。这种款式和装饰手法是春秋中期到晚期晋地青铜器的典型风格。
镶嵌龙纹鼎高17.5cm。平盖折沿,上立三个鹿首,中央设圆钮套环,。盖及腹部饰红铜丝勾勒的兽纹,分为相互连接的上下两排,足上部饰兽面纹,是兽纹均以精细的绿松石为兽目,颇具画龙点睛的效果。
镶嵌兽纹敦盖顶有环耳,周围设三个立体鸟首。盖和器腹饰红铜镶嵌的虎形兽纹,双耳与圈足上也分别用红铜镶嵌出几何纹和兽纹。青铜器中的敦读若“对”音,是专门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
双龙络纹霝盛酒器。自肩至腹部饰绳络绎纹,内饰精细的双龙纹,缠绕在一起,整个纹饰都以排列整齐的小圆点为地纹,显得格外细密精致。青铜器上的络纹仿自陶器的结绳提举方法,一般以两根并连的绳索交织而成套结,连城网格状,大多装饰于酒器及水器的表面,没有实用意义,只是一种简洁、美观的装饰手法,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环耳鼎此鼎造型朴素别致,与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器风格迥异,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青铜器风格影响的产物,为李峪村青铜器中最有特色的器物之一。
镶嵌鸟兽纹壶器盖及器颈各有两个带环铜耳,壶颈用赤铜嵌出两行鸟形花纹;壶的上腹亦用红铜嵌饰两行兽形图案,风格上接近燕地青铜器。1959年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即“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展出。
法国吉美博物馆
1925年拍卖合约
卢芹斋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浙江湖州人,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等,二十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将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贩卖至国外,包括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
浑源彝器流传经历
牺尊全形
牺尊功能演示视频
牺尊牛首特写图
牺尊X光透视片
陶制块范法铸造演示
牺尊拓片
牺尊腹部纹饰特写
鸟兽龙纹壶腹部纹饰特写
尊的金文字形
商 兽面纹尊
商 隹父癸尊
兔尊 1992年山西晋侯墓地出土
鸟尊1992年山西晋侯墓地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