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4-20 07:05:25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龚丹韵 选稿:方翔
原标题: 东方明珠是怎样诞生的
图一：管式勤方案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25周年。作为浦东崛起的“进军号”、上海著名的城市地标东方明珠一直人气旺盛，但是，不少人并不知道这个由几个球体组成的新颖奇特的建筑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当年建造时又是克服了多少困难。
口述人
江欢成
东方明珠总设计师
突破“烟囱+糖葫芦”
1986年，我是华东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华东院）的工程师。当时我们接到任务，要在浦东建造一座电视塔作为城市地标，设计的要求非常高，必须突出这样几个特色：国际风范、腾飞寓意、与众不同。
要“与众不同”特别难。我们此前参观了武汉塔、北京塔、天津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底下一个单筒体，上面是塔楼。有人评价说，这就是“烟囱+糖葫芦”组合。平心而论，电视塔建造成这种形状，也是合理的。
有人说，造型新颖很简单，塔楼上做些雕刻，比如北京的电视塔，就雕刻了天坛和宫灯。但我认为，这样做放大之后，效果仍然没变，如果上海也这样造塔，我闭上眼就能想象出，它大致是什么样子。
突破，不能仅仅是局部细节上的装饰。于是我给设计组提出建议，能不能从结构上、骨架上进行根本性的创新。1986年1月，我开始收集资料，特别是学习了加拿大设计的阿布扎比电视塔。9月，我画了一个多筒体方案，电视塔不再是单筒体，侧立面看过去，几根笔直的柱子合在一起。我把草图拿给设计院建筑师凌本立看。
凌本立这个人特别喜欢球体，他在我的草稿纸上加了好多圆球。但当时只是画了一串球而已，具体怎么把球珠融合到塔的设计上，并没有细想。开几次会后，我画了功能立面，草拟了任务书，作为创作基础。
在项祖荃院长领导下，几十位建筑师一起参与方案，方鉴泉、蔡镇钰、张乾源、张耀曾、凌本立、张秀林、管式勤、陈梦驹等都亲身参与，还有才华横溢的年轻建筑师如黄勤男、张俊杰、崔中芳等等。结构工种，就我一人。所以我一直说，东方明珠是华东院集体智慧的结晶，功劳不能算在我一人头上。
当时还有孟建民博士，他被“关”在华东院乍浦路的一间工房里，一个人苦想三天，设计图始终无从突破，正在苦恼时，我去看他。我伸出3根手指，意思是3个筒体。孟建民喜出望外，于是便有了最初3个筒体的方案。
但是孟建民的造型构思，是芦笙。一丛竹子从地下长出，节节高升，由12根变成6根，变成3根，变成1根。他手绘的功夫很好，塔一画出来，看的人都觉得有味道。这便是有3个筒体、3个塔楼的“东方芦笙”（见图三）。
凌本立看了方案以后，把3个塔楼改成3个球体（见图四），后来方案又进一步，把下面多个竖向的筒体改成3根斜撑（见图五）。其实3根斜撑，在另一位设计师管式勤的方案里也有。几个人的方案细节上有诸多相似。东方明珠就是如此一步步演变而来。每个人的贡献都不能忘记。
明珠差点夭折
1988年，华东院一共设计了5个不同方案，分别命名为：飞向未来（见图六）、申（见图七）、跃上穹隆（见图八）、白玉兰（见图九）、东方明珠（见图十）。连同民用院4个方案、广电院3个方案，总计12个方案，一起送到广电局岳阳路的声像室，由局内干部进行第一轮评选，据说当时意见就一面倒，倾向东方明珠。
但过了几天又传来消息，许多人倾向其他方案。主要是因为东方明珠建造难度太大。甚至有专家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建造水平，想造一座如同东方明珠一般的塔，根本不可能。
一是球体不利于工艺设置，二是斜撑结构上海此前从未做过，施工单位没把握。在东方明珠高塔天线部分，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太空舱，想法非常有创意，它既是游客的观光平台，又方便专业人员维修天线。但同样，因为施工难度，许多专家犹豫了。
我十分着急，不仅仅是为了方案能中标，更担心上海又建一座与武汉塔、天津塔、北京塔雷同的作品，那它就难以成为上海地标。于是我向施工单位解释，东方明珠的“斜撑”结构，可以采取两种做法，后来施工单位果然选用了其中一种，他们成为了斜撑结构的开拓者。我也向工艺专家汇报球体的情况，我还以人民来信的方式，给当时的市长朱镕基与副市长倪天增写信，阐释电视塔造型对城市意义重大。
筹建小组举棋不定，邀请同济大学教授、国内建塔专家王肇民，听听他对12个方案的意见。王肇民说，“飞向未来”方案与基辅电视塔很像，“浦江之星”方案与东柏林电视塔雷同，“东方彩虹”方案与法兰克福电视塔很像，它们首先被排除。
王肇民也非常关注“东方明珠”这个方案，但他同样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三根柱子柱径是否能承受高塔的重量，而按“斜撑”方式来造确实难度很大。此后，几乎每一次评审会议，大家都重复认为“东方明珠”造型新颖，只是建造难度太大。
直到后来，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龚学平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上海得有敢想敢做的劲头。上海要建的这座塔，是一座超常规的、100年后都不会后悔的塔。”大家也都认为，不能因为建造难度大就否决一个好方案。
吴良镛院士当时是建筑专家组副组长，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大珠小珠落玉盘。塔身上共有11个球，地面上还散落着4个小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意境十分贴切，大众喜闻乐见。这句点评，为东方明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其实，华东院的张秀林早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当时名气不响，没引起共鸣。实话说，我们设计构思时，并未想到这一美妙的寓意，起码凌本立就不赞同，他认为“琵琶行”描写的是歌女，太苦了。方案的名字一度考虑过“海上明珠”之类。
1989年3月，上海市委常委举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东方明珠方案最后确立。
“浇到我身上来”
1991年8月27日，我率领30人小组进驻现场。工地就搭在旁边的丰和路，我在门口立了一块大牌子：“上海腾飞标志，世界建筑丰碑。”这样还不满足，我又在设计室的墙上，挂上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金门大桥、悉尼歌剧院的图片，这些是我们的赶超目标。
我住在浦西，需要每天骑车上班，挤轮渡。当时工作条件很差，每天早上，图板上就是一层灰尘。同事花炳灿的台子下，竟踩出了一个坑。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制图，为了画出百米直径的圆形平面，胡蓉趴在大图板上，用铁道设计用的铅尺画图。倪天增副市长到设计室来看我们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当时的设计费不多，偌大的工程，三年中，大概每月总共200元，后来反映到有关领导那里，又加了笔钱和现场奖励金，采用计时计件奖励，比如一张2号图加3元。
建造时各种难题不断。比如打桩，每根桩必须承重250吨。部分方桩质量不行，中间有垃圾甚至空洞、裂纹。交涉一次后，不见效果。后来电视台摄制组把这些劣制方柱的情况都录下来。上海重大工程办公室的赵翠书带队，到混凝土总厂约见相关负责人。据说看完电视台拍摄的录像，厂长诚恳检讨。之后，不合格的方桩被集中销毁，以后生产的方桩，真的再没出过任何问题。
在浦东当时的烂泥地上，将419根方桩精确打入地下十几米深，谈何容易。当时是叶可明总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开创性举措：把整个工地往下开挖5米，水平面整体下降5米。这样，原来十多米深的方桩，现在只用打入10米不到，这使得工程进度大大加快。只花了3个月，东方明珠的打桩任务全部完成。
施工的质量，还取决于监理们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有一次，水泥搅拌车已经到了，监理人员依然在检查钢筋。一些工人等不及就要把水泥浇进去。一位监理师傅直接跳进泥池阻止说：“你们再浇，就浇到我身上来！”工人们只好停下，等他检查完。
边造边改难上加难
几大难题里，最难的就是那3根斜撑。直径7米，长100米，呈60°角，托起建筑。如此巨大的混凝土筒体，在当时世界建筑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也是很多专家钟情于东方明珠却不敢选择它的重要原因。
1992年4月，建塔的相关人员一起访问欧洲，实地参观国外先进的电视塔。到巴黎时，上海传来一个坏消息，说混凝土挂浆，导致一根斜撑变形。后来得知这可能是误传。但混凝土挂浆，确实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属“难题中的难题”。要让这3根庞然巨物不挂浆，建筑界都视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察团那天被安排参观埃菲尔铁塔，叶可明从埃菲尔铁塔中获得灵感，终于想出新的办法。不过这个办法需要追加300万元人民币。靠贷款建造的东方明珠，每一分钱都是算好的，追加300万元，似乎不太可能。但斜撑对东方明珠实在太重要了。还好，后来得到了特批。
另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建筑方案中途一般不能有太大改动，可东方明珠为了精益求精，动过两次手术。
第一次大改动是东方明珠下面的大圆球，原设计方案是距离地面58米。那时，从对岸外滩眺望已经建好的圆柱直筒，总觉得有些低，有人提议，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大球的位置提高10米。我经过仔细计算，在不影响结构的情况下，把大球提升到离地68米。调高下球体后，增加了下部空间，又让建筑视线上拔高了许多，显得修长。
第二个手术是改动太空舱，也就是顶层的小圆球。当时小圆球直径只有13.8米，与其他几个大球比，不太成比例。有没有可能增加直径？但直径每增加1米，都要扩增几吨重量，如果球体支撑不住掉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算出最多可以扩充到16米。现在“大珠小珠落玉盘”，显得更加匀称。
1994年，工程接近完工，又发现台阶有问题。东方明珠需要满足每天不少于1万人的接待量，入口的阶梯必须宽，走起来不拥挤，看起来才大气。当时工程队的负责人愁眉苦脸地问：“已经铺好了怎么办？”狠狠心，还是全部敲掉。我赶紧修改图纸，踏步从38米拓宽到68米，前面的直行走廊改为巨大的圆形广场。这让东方明珠日接待量达到36000人时，依然应付自如。
还有很多遗憾
不过，我还有很多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倪天增副市长1992年逝世，没有看到造好的东方明珠。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当初观察东方明珠的模型，倪市长就觉得塔有点倾斜。从某个角度看，当2根斜撑重合在一起，视觉上会觉得塔往下倒，这纯属错觉。但没想到东方明珠造完以后，连国际友人都提出怀疑，甚至说：“出大事了！东方明珠施工错了！球体偏了！”
后来还是赵启正同志帮我们解围，他说从不同角度看，东方明珠都不一样：“这是变化的美，犹如斗转星移。”10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开会时碰到他，又提起这件事，说他点评得好。灵机一动，我拿出自己的名片，让赵启正同志把这句话写下来。他立即答应，还标明：“赵启正1994年如是说。”
塔身的5个小球，现在没有用起来。我们原本的设计，是做5个空中旅馆，每个球4个房间。因为安全考虑，后来关闭。我们还考虑过在斜撑上，设计观光缆车，最后限于时间和资金问题也放弃了。
没有实现的设计其实有不少。而我最大的遗憾是：东方明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许多地标建筑都不是由中国人自己造的。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设计能力不比老外差。
口述人
丁立园
东方明珠工程部经理
1994年，东方明珠对外营业。我是第一批被招进来的工程师，当时34岁。
记得最开始东方明珠只开放到第二个球体，263米高处。顶上还在施工。第一天营业，听说门口排队很长，但我们工程部在忙后勤保障，没有去现场看。当时东方明珠的电梯速度是每秒钟7米，是中国最快的电梯，为了保障电梯安全，当天加派了许多人手。
那个年代，如果你说自己在东方明珠工作，会引来很多人羡慕。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薪水哪能？听讲高得不得了？”
工程部在当年显得十分重要，前后招了100多人。直到1996年为止，建造者开始逐渐撤离，与我们工程部交接。理论上，交接就是一些资料，但如果要真正学好，依然需要建造师傅手把手教。于是我们工程部里有的人偷偷学，有的人与师傅打感情牌。撤离的时候，他们依依不舍，仿佛把自己的孩子托付到我们手上。希望我们照顾好，又担心我们做不好，心情十分纠结。此后，一切步入常态，工程部的人逐渐减少，接待部的人开始增加。东方明珠接待部当时招人，据说招聘要求比空姐还要高。
此后，东方明珠内部又几经调整改造。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71米高处有一家卡拉OK，但是来唱歌先要买一张东方明珠门票，一般人不愿意，生意做不下去，只好关门。1999年开设的267米高的旋转餐厅，当时外包给一位商人，也因经营不善关门。我们决心自己经营旋转餐厅，后厨改成前厨，排烟管道结构重新调整。现在每年营业额不错。
让我骄傲的是，离地18米处的平台，现在已经改造为全球首家可口可乐主题餐厅，外表是一个大圆形瓶盖。2013年动工时，为了让餐厅外立面与东方明珠和谐，我们想找与东方明珠当年施工一模一样的双曲面铝板，结果整个上海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通过一家合资企业才找到材料。为了不影响东方明珠整体结构，我们还特地请回江欢成总设计师，重新帮忙做力学计算。现在的东方明珠，不再是单纯到此一游的景点，我们希望它成为上海人常来的文化时尚休闲中心。
“口述”，讲述你与上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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