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双版纳，知青们出工时的场景。 
老知青邓维嘉专程从北京来到西双版纳为当年的战友、同学扫墓。 
知青们离开家乡，去遥远的边疆上山下乡。 
朱梅华当年的失踪，是知青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西双版纳，这个神秘而美丽的边陲，却在波澜壮阔的知青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早在1968年2月，55名北京知青首先来到这里落户，拉开了10个月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序幕。在这里，上海知青丁惠民进京反映知青心声，喊出“我们要回家”，掀起了知青返城的浪潮，10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此逐步走向终结；还是在这里，发生了朱梅华离奇失踪的神秘事件，用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方式，表现了当时知青的生存状态……
于是，种种关于知青的故事在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地方上演、流传着，成为整个知青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文/本报特派记者李钢、刘旦
（本版部分图片为翻拍）
在卫生间里向周总理请愿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55名知青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落户。这55个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是，十个月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但落户云南，并非一帆风顺，直到向周恩来总理直接递交了“请愿书”后，才得以成行。
2008年11月22日，当本报记者来到西双版纳采访时，正好邂逅当年“五十五”分之一、前来西双版纳旧地重游的老知青邓维嘉，而如今已是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从1966年开始，北京第65中学的部分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国家建设。在国家农垦部，同学们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正在云南省建设除海南外的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1966年底，5名同学借机来到了云南进行第一次的考察。但由于后来的形势开始有变化，云南省的各级组织的工作变得不太正常，联系也就此中断了。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第二次赴云南考察后，他们却得知，当时的云南已经无法接收他们。
1967年11月27日，机遇来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将在当天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群众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后，在筹备组值班的3个同学马上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此时正坐在主席台上。来不及准备，3个同学在现场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利用周总理上卫生间的机会，3个同学将“请愿书”递到了总理的手中。在焦急中等待了几天后，北京市革委会告诉他们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同学们的请求。
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的同学们马上投入到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中去，甚至还一起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参加劳动，锻炼自己。有52名同学最后被批准，成为首批赴云南的知青。1968年2月8日，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站，居然还有3名没有报名的同学也挤上了火车，同样要求到云南去，他们最终获得了批准。
我们要回城 我们要回家
1978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此时的知青们，已经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无休无止的艰苦劳动、依然艰难的生活条件，无一不在消磨着知青们的热情，回家的念头在每一个知青的头脑中萦绕不去。
而将这一想法公开喊出来，并将其付诸实现的，与当时在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一所学校担任总务工作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连写三封公开信，最终实现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
如今定居在重庆的丁惠民说，当时由于担任总务工作，有机会走遍西双版纳的各个农场，因此对当地知青的生活、生存状况有很深刻的了解。
只要能返城嫁谁都行
丁惠民说，当时有一部纪录片叫《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称西双版纳是头顶橡胶，脚踩菠萝的好地方，可是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知青们却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为了离开农场，有些女知青，就随便找个人嫁，不管是老头或者残疾人，只要能够将她带走就行。
1978年9月，丁惠民写了第一封《给邓副主席的公开联名信》，通过公开信的形式，讲述了知青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封“我要回家”的公开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晚上，很多知青骑着自行车串联，传阅丁惠民的联名信，“签，签，坚决签。”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表态的，有400多个知青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去后，知青们没有收到回音。
于是丁惠民又发出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诉苦式的陈述转变到了在政治、经济上提要求，认为三大差别并没有因为知青到农村来而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78年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寄出，同样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在11月23日，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个头版头条的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丁惠民发现这篇稿子的内容和他的第二封信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
1978年11月29日，在丁惠民的组织下，召开了知青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西双版纳的各个农场都派出了代表参加。在这个联席会议上，大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要向中央反映大家的情况。12月7日又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在会议上成立了赴京小组，并通过了第三封联名公开信。
1978年12月10日，所有的知青都没有出工，甚至每个营还成立了纠察队，并且规定了严格的罢工纪律，所有的知青都很自觉。而纠察队，也特意选择了平时比较活跃的知青来担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却传出消息，对于上山下乡的政策有所调整，今后农场职工不再列入国家的照顾范围，知青不再享受知青的待遇，而是成为了农场青年职工。这一消息的传出，立即让所有的知青都变得坐不住了。
不愿意留的都可走
1978年12月16日，第一批赴京小组成员出发了。可是在途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装着知青们募集而来的经费的手提袋被人调了包！
于是，12月18日，第二批赴京知青出发了，丁惠民决定自己亲自率团去北京。由于此时的丁惠民身体不好，他是被其他知青用担架抬着走上了去北京的路的。每天，知青们都会将自己的行程写成简报，发回西双版纳，让数万知青能够知道他们的进展。
1978年12月27日，丁惠民等人终于到了北京。与此同时，由当时担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农垦局局长的赵凡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已经奔赴云南调研。
来到北京后，知青们与中央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进行了座谈。1979年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接见了知青代表。
与此同时，时任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带领的中央调查组，也在云南各地调研。在勐定农场，数百名知青集体向调查组下跪。赵凡在现场的表态让在场的知青们备受感动：“我也是知青的家长，我的孩子也在山西下乡，我会负责任地把知青的情况向中央反映。”
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丁惠民依然深深感谢这位老领导，就在2007年，他还到北京看望了已经90多岁高龄的赵凡，并送去了一块写着“知青感谢您”的匾额。
1979年1月23日，回到云南的丁惠民终于听到了传来的好消息。两天前，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表示不愿意留的知青都可以走。
随后，云南省的22号文件出台，明确规定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法，打开了知青大返城的大门。那一天，景洪所有的商店、餐馆都挤满了来庆祝的知青，所有的知青都处在极度快乐之中。
到1979年6月份，西双版纳5万多知青走光了。但是丁惠民却直到那一年的年底才离开，他的理由是，因为曾经给知青们一个承诺，一旦成功，他会最后一个走。
女知青人间蒸发
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在西双版纳的离奇失踪案，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知青们的生存状态，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
迄今，当年负责调查朱梅华失踪案的孙向荣，依然保存着当时详细的案件调查记录。
1974年4月2日，年仅21岁的朱梅华同往常一样，吃完晚饭后就回寝室睡觉，到了晚上9时30分，她独自一人拿着火柴去上厕所，而厕所距离寝室有大约不到百米的距离。朱梅华的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举动，却没有想到成了至今未破的悬案。
据连队的知青回忆，当时的厕所是由土坯围成的1米多深的坑，土墙上架着类似草棚的屋顶，中间一道高出人头的隔墙，将其分为男厕和女厕。除入口处外，厕所的四周长满了齐胸高的茅草。厕所东北面20余米处是进入七营三连的另一条小路，向东约2公里，穿过曼凉散傣寨是大勐龙至景洪县城的公路，北上48公里可到景洪城；788公里可抵省城昆明。三连向东距中缅边境最近的路程约16公里。
直到晚上10时15分左右，与朱梅华同寝室的上海女知青刘桂花发现朱梅华仍然没有回来，就在寝室门口大喊：“朱梅华……”可是此时的瓢泼大雨将刘桂花的喊声给淹没了。
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连队的知青发现朱梅华没有出工的时候，便向连队领导进行了汇报，但一次次的大规模搜索，除了在距离厕所西南方向35米的位置，发现了朱梅华当时所穿的黑色布鞋外，朱梅华杳无音信！
于是种种传言和推测在农场内开始流传：非法越境；私自跑回家乡；或自杀、凶杀、情杀、绑架等等，众说纷纭。但是，传言终归是传言，朱梅华好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痕迹。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朱梅华案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在农场保卫科工作的孙向荣则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朱梅华案有其独特性，但是她失踪前后正是兵团涉及知青恶性事件的多发期。
孙向荣说，由于当时的兵团疏于管理，忽视安全教育、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未能及时跟上，因翻车、溺水、殴斗、自杀、医疗和工伤事故等原因引起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当这群热情而又天真的青年高举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牌，呼喊着“要胶（橡胶）不要命”的口号在热带雨林中战天斗地时，很少有人想到如何照料和保护自己，其中很大一部分知青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假如各级领导和有关方面对知青多一点关怀、多加强教育与管理；假如知青的生活条件及时得到了改善，七营三连的厕所不设在营房外的路边上；假如知青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或许朱梅华失踪事件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