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数万知青下跪请愿大返城事件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一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
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
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二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
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三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