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1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即一二二一指示）开始下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包括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被称为“老三届”)，全部离开城市，响应号召，放下手中的课本，挽起裤腿，用尚且稚嫩的肩膀扛起锄头，走进田间地头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远在边疆的云南成为知青下放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得到获准。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北京知青年龄差距很大。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凯歌、王小波、阿城等等。
上海知青分两类，一类是城市青年，多为六九届初中生，人称“上海阿拉”；另一类是来自嘉定、宝山、青浦等县的农村青年，人称“上海阿乡”。“阿乡”是最委屈的一拨人，他们说：“我们在家里本来就是贫下中农，怎么还要跑到几千公里以外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事出有因，缘于当时极左路线，上海要凑足输出“百万知青”的壮举，竟拉农村青年凑数。“上海阿乡”大多勤劳克俭，宽厚谨慎，组成了兵团连、排、班的一线骨干。
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都是由重庆知青发起的。
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现在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
云南知青们在山上劳作
但随着“文革”结束，上山下乡作为文革的产物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
而且许多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在当地受到欺凌和伤害。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
中央为此不得不在1973年7月专门出台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后来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能够重视。
第一封信有300多个知青摁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
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
但这封信依旧石沉大海。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的橄榄坝事件的发生，引发轩然大波，成为整件事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