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智库:最好的制度和最妙的制度,有什么差别?
张军:为什么这样改?你说好有价值判断,好坏之分,容易引起不同看法。你说妙就没这么多争议。只要想明白张五常分析的道理,就觉得太妙了,太精彩了。我们不经意当中通过分税制改革,把增值税作为中央地方分成的税种,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有效结果,导致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反转。分税制是关键,需要理解的钥匙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应该叫最妙可能更好。
在张五常教授离开会场之后,吴敬琏教授紧接着演讲,他顺便评论了这件事情。他也不同意张五常的判断。
吴老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体制,因为这里面有腐败和权钱交易,资源分配上有很多扭曲。张五常持肯定态度,自90年代形成的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应该有相当正面的作用。吴老肯定,这个制度有相当负面的东西。
其实直到今天,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功过该怎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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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竞争的腐败和浪费
原子智库:张五常其实还说过,这个最好的制度表面有些砂砾,要把砂砾抹开才看得见好。沙砾指的是什么样?
张军:我想他可能是说,你们不要老看到我们体制当中有这个问题、那个毛病,其实那些都是沙子。要多去关注沙子里面的金子。他认为我看到的是金子。把沙子拿掉做一点修补或者调整,他认为这个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激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应该保留,而不是推翻重新来。
原子智库:地方竞争中的招商引资,难免有以权谋私、腐败受贿等现象。这恰恰是普通民众关心的东西,也是他们认为地方竞争非常杂污的部分。有没有办法消除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让地方竞争体制更好展现出优越的一面?
张军: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在土地批租过程中,设计一些防范,减少招商引资过程中寻租的机会。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去堵住一个机会,其实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有没有人做过评估?给定中国的官员治理方式和政治激励,分享增值税这样一个机制,产生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腐败的机会。
199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的腐败机会还是相当普遍。按照张五常教授的想法,这个竞争体制很难得。从国际角度看,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不见得有竞争动力,不要轻易扔掉现在这个体制,但需要改进得更好一些。
的确,金子在淘洗过程中还是有沙子,沙砾能不能清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高度相关。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的增长跟物质资本关联越来越小,而跟技术,人力资本高度相关,腐败的机会就会大幅度降低。所谓权钱交易,拿人力资本去做交易就比较难,拿基建项目相对就比较容易。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比较容易产生腐败。中国的反腐一直没停过,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腐败的机会。
我相信,官员腐败在一定阶段还是可以得到很大抑制,这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而不是运动。我们都知道,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国家腐败依然很严重,使得经济增长跟腐败的关系在统计上变得相当模糊,似乎既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验并不多见。
原子智库:除了腐败受贿,地方竞争还有一个争议:地方政府可能会滥用权力,胡乱作为,建造大量工业园、产业园。这些建设后来被证明是缺乏效率的。如何看待这样的弊端?
张军:其实这跟我们看待经济发展的参照有关系。地方政府有上级考核的机制驱动,他考虑到个人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一定会横向之间产生竞争,我们叫锦标赛。在这过程中,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招商引资很大程度要靠税收竞争,我给你优惠税收政策,土地可以给你比较低价的租金,甚至可以免收租金,等等。地方政府会用所谓特惠政策吸引投资者到当地办厂搞生产。
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具有同样激励去干同样的事情,在总量上一定会出现所谓过度竞争,也就是搞了太多开发区,太多高新园区,太多优惠政策,让出太多的土地,等等,使得实际结果可能偏离社会最优的理想水平。
但是,具体到每一地区,投资者不仅仅看优惠条件,园区面积,他还看这地方的投资回报,而这又跟政府效率、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还有融资成本、产业配套情况等等有关系。如果企业过来内地投资,但它需要的中间品还要到沿海采购,当地缺失供应链,这就会让投资人没有信心。但因为竞争,很多地方政府难免有急功近利的冲动,不完全明白营商环境对投资者的重要性。
政府不该仅仅考虑给多少优惠,还得看你有没有供应链在这里。融资怎样,人才怎样,如果这些东西不具有相对优势,政府就不能在竞争当中胜出,甚至还可能欠债,无法吸引到投资者。
中西部地区有一段时间(乱投资的现象)较明显,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发现问题之后中央政府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事情慢慢得到控制。我觉得,浪费肯定是有的,甚至在一些地方非常严重,但应该说,因为我们总是有纠正,所以整体上没有拖累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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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考核的秘密
原子智库:在您的著作《登顶比赛》这本书里,谈到中国官员任免制度。中央政府会对地方官员有考核的压力,要求他们发展地方经济。这样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张军:我觉得这个机制不是改革开放或90年代以后引入。它有很长的历史沿革。我觉得很多事情今天看起来是否有作用,都不能离开早期发展。中国搞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这样,集权分权反复折腾,改革开放后要搞经济,要推动市场化,中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