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开启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区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探索和艰辛实践。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人民民主的建政实践和探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谱写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权的新篇章，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具有重要现实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井冈山斗争；人民民主；红色政权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变初心和政治追求。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湘赣边界，“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领导成立茶陵、遂川等六县工农兵政府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回顾历史，井冈山斗争时期两年四个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三个月，时间并不长，加上战事频繁等因素制约和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关于人民民主的建政实践和思想还处于探索和起始创新阶段，从现在的视角观察也许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但从历史发展链条分析，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政权的新篇章，对新时代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仍具有重要现实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回溯人类发展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1]P31“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P42即使所谓人民的统治也往往异化为少数贵族阶层和统治阶级的专享，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则成为被民主的对象。资产阶级民主采取“普选制”“议会制”等形式，都是致力于建构“民主外衣”，实质仍然是通过限制人民民主权力从而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永久奴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看似轰轰烈烈，实质是对民主的误读和异化，将“人民主权”置换为“人民的选举权”，把民主限制在选举环节，从而进一步压缩人民权利的空间。即使从选举环节分析，其目的也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2]P156。列宁更是鞭辟入里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3]P191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42。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民主一样，无产阶级追求的民主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与资产阶级民主“为少数人谋利益”不同，无产阶级民主的重心是要让广大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3]P724，进而使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当家作主，真正体现民主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和设想，首先在巴黎公社得到了初步实践。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选举产生代表组成了公社委员会，成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既赋予人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政府决策权利，又创建了人民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民主监督和罢免撤换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尝试，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4]P335。但因为存续时间太短，巴黎公社“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5]P107。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则是人民民主政权和国家的一次成功实践。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新形式――苏维埃政权，找到了一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形态。正如列宁指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6]P295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也送来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制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人民受尽欺压，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站上历史舞台后，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始终不变的历史主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成为探索人民民主政权的逻辑起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前提条件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就旗帜鲜明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认同苏维埃管理制度，动员组织劳动人民和士兵，公开“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7]P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进一步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具有支配地位，中国一切重要政治经济都被其操纵，政府毫无政治经济自主权，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受其控制的各派军阀与封建势力，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7]P114，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动员组织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劳农专政的政治”[7]P115。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7]P140。随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人民民主的伟大历程。
二、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对人民民主的探索与实践
井冈山斗争时期，面临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遭遇极其艰难困境和前所未有挑战，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新路，大胆创造创新，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井冈山道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篇的经典之作，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区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探索和艰辛实践。
（一）调查分析建立人民民主红色政权的条件和基础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引兵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但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遭受失败后的工农革命军能否站稳脚跟打开局面？能否发动群众建立民众红色政权？能不能走出革命低潮和偏僻的大山？如何走出革命低潮和偏僻的大山？当年不少人感到疑惑，甚至悲观失望，不断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疑问，从而“发生悲观的情绪”。[8]P49对此，毛泽东走遍罗霄山脉调查研究认为，在国民党“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可以建立红色政权并长期存在，“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8]P49。这些“独特的原因”和“有相当的条件”包括“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及其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组织基础、经济基础、武装力量正规红军的存在、险要地势等。[8]P57
尤其是群众基础深厚。一是受尽剥削压迫的边界群众推翻原有统治秩序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意愿强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调查发现：湘赣边界各县超过60%的土地被少数地主掌握，广大农民占有土地不到40%。[8]P681929年2月，井冈山斗争时期曾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给中央报告也提到：“边界的土地平均百分之六十五在地主阶级手里”[9]P275。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此外，连年军阀混战，湘赣两省地方军阀及边界各县建立的“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反动武装，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掠夺、盘剥和欺压贫苦民，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甚至出现了“喜捐丧捐”之类税种。[10]P72湘赣边界农民被剥削极为严重，生活艰难，因此阶级斗争情绪极其浓烈。二是经受了大革命洗礼，湘赣边界群众阶级斗争觉悟较高。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一批进步青年在北京、长沙、武汉、南昌等地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到家乡，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边界各县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湘赣边界县、区、乡都建立农民协会，半数以上农民都加入了农民组织。各县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会也相继建立。各县农会都拥有自己的武装，茶陵有枪三百枝，酃县六十枝，遂川一百一十枝，宁冈六十枝，永新八十枝，莲花六十枝，共计六百七十枝。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各县共产党的组织和农会惨遭破坏，枪支大多被豪绅缴去，但边界人民毕竟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从而为宣传、动员、组织农民群众建立人民民主红色政权打下了良好基础。对此，毛泽东分析认为湘赣边界是大革命时期“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8]P49。
（二）提出建立人民民主红色政权的理论构想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探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悲观情绪产生的原因，毛泽东敏锐发现“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解释的缘故”[8]P49，也即理论上没有弄明白想清楚。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种现实情况，毛泽东苦苦思索，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引导井冈山军民坚定建立人民民主红色政权的决心和信心。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初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结合湘赣边界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光辉著作，提出和创立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8]P48。即：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推翻反动军阀政权，建立人民民主的红色政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深刻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其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地方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以可乘之机。这是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8]P49其二，经过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影响，湘赣边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其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为湘赣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其四，从袁文才、王佐农民自卫军到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平江起义部队，湘赣边界汇聚了相当力量正式红军，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武装保障。其五，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良好的党组织基础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提供了坚强领导。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大局，将湘赣边界建政探索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在一起，谋划中国革命发展趋势，提出在井冈山不断发展，最后逐渐走向“全国政权的取得”[8]P50。回顾中国革命此后的历程，基本上就是按照毛泽东当年引导的方向，在农村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走向了全中国。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的理论引导，就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道路的雏形或者说是初步构架。
90多年前，井冈山斗争艰苦卓绝，井冈山军民长期坚定信念而没有溃散，除了边界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始终代表、维护人民利益外，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正确引导，使井冈山军民认识到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创立的红色政权理论，极大地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此，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井冈山斗争进行总结时写道：在井冈山的时候，由于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8]P188。
（三）推动人民民主红色政权建立与发展
人民民主具体实践是建立红色政权，否则，工农当家作主就成为空头支票。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人民委员会，委派谭梓生担任县长，仍然沿袭旧政权机构做派，升堂审案，收粮纳税。当地群众极为不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指示撤销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兵政府。28日，根据前委书记毛泽东指示，茶陵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工农革命军士兵委员会分别选举代表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组成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成立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个县级人民民主红色政权。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指导发动群众和县工农兵政府筹建工作，成立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二个县级人民民主红色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宁冈县新城，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进剿”，组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推举农民文宗根担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前往湘南，指导创建了酃县第一个工农政权――中村区工农兵政府。对此，老红军何健础在《忆井冈山时期酃县革命斗争》中回忆：“1928年3月间，毛委员早上往桂东方向出发时，指示县委书记刘寅生留下开了一个上午的会，这个会是刘寅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中共中村区委会和区苏维埃政府，布置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今后的工作任务。”[11]P234-235
1928年5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加强对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统一领导。此后，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普遍成立，使边界民众从封建枷锁下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次解放，也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边界“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宁冈民众简称为‘埃政府’的（客籍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别的地方简称为‘苏政府’”[9]P36。
（四）制定人民民主红色政权纲领性文件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后，为使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有章可循，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一个工农兵政府施政纲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以下简称《政纲》）。《政纲》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共有30条。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政纲》进行了修改。这个《政纲》原件已经遗失，目前看到的是从湖南安化县发现的国民党第十六军政治部1928年截获的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仅存有24条。一是明确民众基本民主权利。劳动群众都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制定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障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举办工人、农民学校，增加工农平民劳动知识和文化程度。二是规定政权组建及各阶级地位。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召开遂川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人民委员会，确保工农执掌政权。三是规定经济制度。准许工农平民自由夺取使用土豪劣绅、奸商、地主的谷米、衣服、猪肉、油盐、砖瓦等；工人有管理由工农兵政府所没收的商店和行栈的权利；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取消盐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等一切苛捐杂税；此外，还就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的开办以及全县斗尺秤的统一等作了规定。《政纲》内容不仅涉及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基本民主权利，而且就政权机关、经济制度、军队建设、教育等作了具体规定，集中反映了湘赣边界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主张，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建政的重要母本。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农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为了指导和推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井冈山土地法》，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共有九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禁止买卖。二是规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标准分配土地。三是规定土地税征收最高限额15%。《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立法形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良好开端，满足了农民获得土地的愿望和要求，为红色政权建立和发展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五）唤起民众参与人民民主红色政权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80%以上，但土地高度集中，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湘赣边界尤其如此，因此，农民最为迫切的愿望是获得自己的土地。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安家井冈山后，顺应湘赣边界农民利益诉求，很快在宁冈大陇、酃县中村、永新塘边等地开展了分田试点。在取得初步经验基础上，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方针，掀起了根据地土地革命高潮。随后，边界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制定土地分配方案，领导边界土地革命运动。考虑到边界土地分配工作人手不够，经验不足，毛泽东指示从工农革命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各县帮助工作，指导土地革命，推动分田分地。当年被派往宁冈葛田村帮助分田分地的王紫峰回忆说：“我任手枪队副班长不久，由于宁冈县要进行分配土地，地方缺干部，由军队调些干部交地方党委领导，深入到各区乡帮助分田工作。当时决定我从手枪队里调出来，去搞土地革命，……1928年6月份，我到了宁冈葛田。住在村支部书记家里。……我去主要是帮助分配土地。”[11]P456苏兰春在《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中回忆：军队经常派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余贲民、游雪程同志就分在古城一带，徐彦刚、何长工同志在东源大仓一带”[11]P94。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过去没有或很少拥有土地的湘赣边界贫困农民占有土地数达85.34%左右。[12]P344自古以来，土地是中国农民根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依靠，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获得土地有效满足了湘赣边界农民根本利益需求，促进了“停留在杵臼时代”[8]P74的湘赣边界生产力发展，也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为红色割据区域拓展和人民民主红色政权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壮大。以宁冈县为例，井冈山斗争时期5万余人，参加红军3596人、暴动队3804人、赤卫队1115人、少先队1625人、儿童团1348人。[13]P155
（六）提高民众参与人民民主红色政权的能力
实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不仅要为工农群众提供机会和路径，还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思想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能力。为此，毛泽东指示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加强对根据地民众宣传和教育。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要求苏维埃政府、红军“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9]P1933。宣传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井冈山斗争时期，军队机关都派五个人担任宣传群众工作。王耀南回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时，刚开始老百姓不了解，都躲起来，后来一方面派人“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军队的政策，向老百姓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救老百姓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来的”，一方面帮助老百姓解决各种困难，“老百姓都陆续回来了，对我们很不错。”[14]P735
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根据地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组）等各种形式的灵活群众教育组织。没有教材，毛泽东就动员大家就地取材，结合井冈山斗争实际组织编写，将文化学习与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既提高文化水平，也增强政治觉悟。关于教材内容，毛泽东强调要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做到通俗易懂。宁冈县教材写有“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毛泽东将其修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15]P122-123，既能为边界群众理解和接受，又可以很好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识字课本，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训练教材。此外，根据地还开办了大量工农俱乐部，一方面极大地活跃了边界群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有效宣传了革命思想。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针对边界党员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情况，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党思想，强调加强对党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保持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大次代表大会决定举办党团训练班，对根据地党员团员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训练。第一期党团训练班1928年10月在宁冈象山庵开办，学员有100多人。毛泽东经常到培训班授课。后来在茨坪等地也多次举办过类似的党团训练班。党团训练班的开办，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动员组织群众能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组织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通过开展这些形式灵活多样的群众教育和党团员培训，使边界党员群众不仅习得了文字，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接受了政治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能力，极大调动了边界民众参与土地革命、参军参战、建设红色政权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坚定性。
（七）总结人民民主红色政权建设经验教训
湘赣边界红色民主政权诞生后，如何建设与不断完善，毛泽东极其注重总结提升。一是强调贯彻“民主集中主义原则”。湘赣边界地处封闭的“农村经济的环境”和“杵臼时代”，缺乏“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是普遍的组织了，但是名不符实”。很多地方政权是建立起来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搞明白何为苏维埃，没有弄清楚工农兵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这一性质，不懂得执行委员会只是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一个处理各事机关”[16|P340。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特委、县委设立巡视员，经常指导和改进下级工作；健全各级组织机关，重要决策必须经党员大会讨论，扩大民主化范围，严格决策程序；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增加工人领导力量，确保红色政权人民民主性质。二是完善政权机构名称，体现民主政权性质。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湖南茶陵县城，按照旧政府模式成立了所谓“人民委员会”，委派县长，坐堂审案，派税收费，换汤不换药，老百姓极为不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立即去信指示：建立红色政权不能套搬照用国民党政府做法，要充分发动组织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的工农兵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意见，工农革命军很快解散了“人民委员会”，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工、农、兵代表组成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的其他各县红色政权都是按照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模式组建，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性质。三是正确处理党与政府关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上场，重要的是政治领导和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把握，也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发现我们党的威信很高，但“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党组织“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许多本应由政府做的事情“党在那里直接做了”。[8]P73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党组织“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政治主张要通过政府组织去执行，不能包办一切[8]P73，要正确处理好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关系，避免“党即政府的弊病”[9]P194。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党政分工”思想。四是整顿和纯洁政权组织。针对一些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监督，甚至出现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情况，毛泽东提出发动组织群众揭发投机分子，“重新组织苏维埃”[9]P277，保证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苦民众手中；完善代表会议制度，明确代表会、委员会职权，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制度；加强监督，严肃处理和彻底清理苏维埃政府存在的贪污腐化分子。经过整顿，湘赣边界红色政权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湘赣边界武装割据不断扩展。
三、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人民民主探索的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和营养，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7]P3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用历史思维，善于从历史汲取智慧和营养，从而“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18]。回顾总结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人民民主建政的探索与实践，就是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把握规律，进一步找准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增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自信和力量。
（一）党的领导是关键，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要紧的条件”，是党组织的坚强领导。[8]P50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斗争中，针对当时边界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8]P77等问题，毛泽东探索通过重塑边界党组织领导体制、“厉行洗党”、思想建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等有效措施，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坚强领导，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工农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政权性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人民民主的实践和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与时俱进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权威，确保人民民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确保人民民主理念、方针、政策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领域全链条得到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党内民主引领、带动和不断促进人民民主发展；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不断提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建设法治中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二）人民群众是主体，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主动性积极性
革命成功，政权建立，尽在民众。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恶劣条件下坚持下来，在湘赣边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根本在于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从而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毛泽东总结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时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子。”[8]P138-13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成就历史伟业的主力军和力量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一是坚持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充分保障人民行使权力，不断拓展和畅通人民群众参政议政途径，有效落实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权利。二是坚持一切权力为了人民，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畅通人民参政议政途径，健全汇集民需民意工作机制，真正做到问计于民、问策于民、问智于民，凝聚人民群众形成建立健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机制的不竭动力。四是坚持人民评价标准，坚守人民立场，把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效的重要标尺和根本依据，始终牢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9]P70。
（三）法律制度是保障，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边界特委、井冈山前委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政与法制建设一起推进的先河。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主持制定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实践，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规――《井冈山土地法》。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土地斗争，有力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民主决定法治价值和意义，法治则为民主提供运行规则和制度保证。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法律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切实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为广大人民有序参与政治、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和真正当家作主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立法部门要适时修改代表法、监督法、监察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其次是严密法律监督，防止权力异化，保障人民民主制度和法律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0]P146。再次是严格公正司法，守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构建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协调运行机制。
（四）科学理论是引领，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不断创新理论指导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从理论上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克服悲观思想，毛泽东苦苦思索中国革命未来和走向，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从而使边界军民坚定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有了充满自信的科学理论依据和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总结我国人民民主实践与成就，深刻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即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民主”，内容上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范围上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效用上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1]P260-261。他明确提出了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有效的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同时他进一步明确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四个方面具体内容：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21]P258-25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探求和推行人民民主历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守正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夯实了理论底气和实践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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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教授）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