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述了，明朝洪熙元年，当朝太子朱瞻基的宝船在南京秦淮河被炸沉，同时一封盖有“皇帝亲亲之宝”的鱼筒急报送到，京城也出事了，皇帝大病昏迷，两京之间一时波云诡谲。幸存下来的太子要想扳回局面只能在15天内赶回北京。朱瞻基负伤不宜长途骑马颠簸，坐马车太慢。唯有水运，可以千里不停。最终由捕快吴定缘、小行人于谦、女医师苏荆溪和太子组成的四人小组选择了水运，也就是沿着大运河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
时间确定、起点终点确定、历史结局确定，路上发生的故事却曲折离奇。为了躲避幕后势力的追杀，朱瞻基甚至重走了当年朱允炆逃出南京的路线。为了逃避官兵，用古琴买通了白龙挂缒墙而出。为了救出水牢里的吴定缘和朱瞻基，苏荆溪用岐黄之术报复扬州盐商汪极。故事最后，关键人物的真实身份和目的又有意外反转。整个故事充满了各种悬疑、变数，让人忍不住一气读完。
犹如去年大热的《长安十二时辰》，“十年陇右兵，九年不良帅”的主人公张小敬为了救并不爱他的长安，遇到很多常人容易逃避的场景时，他对长安的真爱引导他做出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选择，为长安城的百姓左冲右突。这让读者觉得故事推进总有惊喜挠人的地方，作者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常将故事的动机隐藏在人物的言行中，满足读者既有反转又符合逻辑的期待。
马伯庸故事创作堪称“文字考古”
马伯庸曾说：“历史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解释。”这本书也是，利用有限的历史记载，结合关于明朝各方面的历史考据，合理推演了一段朱瞻基15天从南京回到北京的惊险故事。
前作《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个例子。史实来源于五代十国一个人叫王仁裕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书中有一句话是“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骑士张小敬就是《长安十二时辰》张小敬的原型，国忠指的是杨国忠。
再比如《两京十五日》中提到的阁上闸，这个位于泊头（今河北省泊头）的水闸用于克服天然地势差异搬运南北船只，作者马伯庸利用这一场景描述，展示了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他在书中如此描写：
“朱瞻基注意到，在满是青苔的坝体中部，竖直排列着一串凸出的石鼋头，鼋头雕工粗糙，旁边用白漆涂着‘二丈三尺’‘二丈四尺’之类的字样。这些鼋头标记的是船槽的深度，从槽底开始，每隔一尺放一个，一直排到槽顶。
此时在海落船的船头，远远伸出一根脆直竹竿，竿头是个扇状薄木板，正好对准了那一串鼋头。随着船身上浮，那竹竿便自下至上，让竿头拍过一个个鼋头——这叫作‘问鼋’。这样一来，竹竿拍到哪个鼋头，再减去船身高度，即是船底的深度。
通过这个办法，船主能直观地判断船只是否能顺利过坝，并及时通知闸口调整放水量。
朱瞻基左右无事，便饶有兴趣地数着……这个设计巧妙直观，真是尽得天工之妙。”
马伯庸总能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全都巨细靡遗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种扎实的文字考据功力堪称“文字考古”。
面对命运，没人能置身事外
再回到故事本身，小人物的命运总是马伯庸最关注的，也是写起来最有意思的。《两京十五日》里的捕快吴定缘，就是一个小人物，而他又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故事开头，他是应天府皂、捕、快三班总头役吴不平养子，平日喜欢街头买醉，看上去是个浪荡公子哥，人称扶不起的“篾篙子”，被于谦用银子征入护送太子的队伍。每次看到朱瞻基面貌或者火光场景就会头疼，其身世鲜为人知，然而后期却因多重身份冲突几次丧失斗志。看似以一己之力扳回局面，实际上被人当成棋子用。小人物看起来总是被命运呼来喝去，仿佛看起来也不重要，甚至溜走也没关系，故事中的吴定缘就是这么想的。
时势造英雄，吴定缘如果不是碰巧被安排在秦淮河畔的扇骨台当差，可能也不会稀里糊涂救起朱瞻基，也不会后来又与于谦结识。虽然几次想中途退出，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一条线牵着吴定缘去搭救朱瞻基，除了他，一路上土匪白龙挂、“病佛敌”梁兴甫、盐商汪极、纤夫头子孔十八，甚至白莲教的教众，都是被裹挟进来的小人物，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在影响故事的走向，也就是当时的历史。虽然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微小，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带来蝴蝶效应，没人是孤立的，也没人能完全置身事外。
历史的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但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拯救自己，改变世界。这是故事带给读者的感动，看到自己，映照当下。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而自己又是命运这部剧的主角。
（Q：搜狐、A：马伯庸）
Q：您近期两部作品都以明代为背景，为何如此钟情于这个朝代？
A：我觉得明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朝代，一个朝代越复杂就越迷人。明代呈现出了古典中国的尾声以及近代中国的雏形两者之间的碰撞，上至宋元的文化遗迹都还保留着，往下西方文化也逐渐进来了，包括市井文化以及市民文化、市民阶层的崛起，包括许多人都在课本上学到过的资本主义萌芽，它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期，能呈现出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现代人看到这些明代的事情能够会心一笑，这也是我以明代为故事背景的原因。
Q：与《长安十二时辰》相比，《两京十五日》的视角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A：《长安十二时辰》是同一地点发生的一天一夜的长安城的故事，以时间轴展开叙述，而这本书是以地点变化为主，从南京到北京，沿着大运河贯穿了一遍，所以它更强调的是地域上的变化。
Q：许多读者认为您把历史写出了现代精神的内核，您如何看待自己处理历史故事的方式？
A：我觉得处理历史故事就遵循一个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虚是虚构的虚，比如朱瞻基顺利登基变成了宣德皇帝，这些大事是不能变的，历史是不能篡改的，但中间发生的故事，例如从南京到北京一路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细节可以去延展一下，也就是虚构。但虚构也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符合历史逻辑，在当时的人秉承什么样的理念，他们是什么性格，要保证他符合人物的逻辑；二是要有时代的共鸣感。我以前问过许多读者，你们为什么喜欢看历史小说，它里面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还会喜欢？实际上他们看的是一种共鸣，是从这些历史小说中看到和自己人生经验中某一个点能够有所触动、有所共鸣的地方，所以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应当有一些现代性，有一些能够触及到现代人的感受的东西在里面。
Q：如何通过历史小说来吸引新一代的读者？
A：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历史小说写得好看？以前我们喜欢听评书，例如田连元、袁阔成的评书，这些评书严格说起来确实跟历史没什么太大关系，里面有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但是它足够好听，这就奠定了我们小时候对历史最基础的兴趣。而后随着我们阅历的增长、理解的不同，我们会慢慢修正自己的看法，也会意识到文艺作品和历史不一样，我们早期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吸引新一代的读者来说，也是要遵循人性的逻辑吧，首先要写得好看，让读者感兴趣，并且钻进故事里，哪怕每个人的解读都和你完全不一样，起码让大家读进去了，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采访丨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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