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军，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面对敌军凭借湘江天险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无数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水。“从此不食湘江鱼”，是当地人民心中对牺牲红军最痛彻的怀念。经过这场长征以来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虽然绝地逢生，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新华社发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征的严重受挫，使广大红军将士对“左”倾领导者越来越不满，认为仗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湘江战役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等问题。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当时，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早已抢先在湖南通道以北进入阵地，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就要来临”，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道。 面对这样的险境，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形象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这次在危急关口紧急调整进军方向，使红军避开敌人重兵包围圈的重大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这样写道。 然而，“通道转兵”仍然是“权宜之计”，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此时的红军，虽然部分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对行军路线做了战术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军的围堵，但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思想认识，一些人依然坚持原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
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西进贵州的建议，在关键时刻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通道转兵纪念馆供图
红军从通道进到贵州黎平，由此何去何从，争论更加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的一个商铺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强调指出：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协同作战。 会议从白天激辩到深夜。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通过了主要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意，红军再一次跳出敌人的重兵包围圈。 黎平会议纪念馆供图
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感慨地说：“从会议的决定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意义极为重大。” 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重要作用，使红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赢得了主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意见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会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克镇远、黄平等重镇，直抵乌江南岸。 12月31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准备强渡乌江，实现黎平会议挺进黔北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当天下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仍然是红军的战略方针。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会议指出，红军渡过乌江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德国人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转 折 红军突破乌江后，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一时间迅速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获得了进行短暂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此前后，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立场，得到他们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谈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耿飚同志的回忆，1934年12月下旬，张闻天随军行进至黄平时，对王稼祥说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他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首先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基本取得一致。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召开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让人肃然起敬。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就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天，作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的介绍，把调研组一行的思绪带回到了那个伟大时刻——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手稿是这样记载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成为事实上的指挥者，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核 心 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动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瞬间：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与雨水交融迸流…… “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刘少奇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这样说。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这一重大转变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艰辛探索的结果。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为遵义会议的贯彻提供了保证。从此，红军犹如惊涛骇浪中的航船，渐渐地拨正了破浪前进的航向。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他高超的预见力洞察力、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对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全党开始逐步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同样一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但在遵义会议后犹如新生，变得生龙活虎，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我们党从实际出发，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条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我们党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昭示，形成一个成熟的、在党内外有高度威望的领导集体，对于确保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由此开启。 遵义会议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独立自主的意志从此一步步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自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把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这标志着党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党“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巩 固 “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 周恩来同志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86年前的那个冬天。 此时，北渡长江计划受阻，红军如何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显然，中央领导“负总责”的担子再由原来的人继续担任，是难以胜任了。在行军途中，张闻天提出了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 由此，我们党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多年后，周恩来同志这样回忆道：“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张闻天“负总的责任”，有利于毛泽东同志更好行使军事指挥，意义重大。 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会议还研究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及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 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二渡赤水，于2月24日占领贵州桐梓，26日攻克险要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极大鼓舞了红军斗志，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得到实战的进一步检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同志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豪情满怀，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热情地歌颂红军指战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心和决心。 在贵州省遵义市枫香镇苟坝村，有一个“红军马灯馆”，存放着一盏复制的马灯。当年苟坝会议召开期间，一盏小小马灯，陪伴着毛泽东同志，照亮了红军胜利前行的航程。 1935年3月10日夜，毛泽东同志手提马灯在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上行进，连夜去找周恩来同志再商红军将要进行的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一场战役看起来不是重大决策，但当时当事，这场战役与中国革命命运紧紧相连，因而事关重大。历史的“关节点”常常出现在不经意间，苟坝的这条“小道”连着的正是中国革命的“正道”。今天，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毛泽东小道”。 当晚的几个小时前，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打国民党军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 会议散了，但毛泽东夜不能寐。 从当时形势看，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如果冒险开战，红军将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后果不堪设想。 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这个深夜又一次来到一个紧要关头。苟坝会议上，中央着重讨论了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许多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一心要扩大战果，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