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影印《四库全书》（资料照片）
3月27日，原大影印《四库全书》印刷车间员工李香兰正在检测宣纸印刷成品的质量。
张元济先生说过，刻印古籍是‘为古人续命’。如今，《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就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举措，相信后人会加以传颂。”今天上午，在原大影印《四库全书》告竣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如是说。
据介绍，1781年，首部《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历经劫难，成书不到百年，就存毁各半。有识之士纷纷倡议完整影印，一时未能成真。5年前，线装书局联合北京苏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传国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决定启动原大影印《四库全书》重大文化工程项目。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袁行霈，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等出任项目顾问，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项目主任。
出版方选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底本，严格按照原书分册分函、版式大小，务求真实再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原始风貌。
为了达到理想效果，出版方建立了从宣纸生产、制版印刷到手工装订、木器制作的全产业链建设，全部300余道工序，除少数几道工序，其余全部采用传统手工工艺，以确保原汁原味，再现原书传统形制之美。全程参与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专家、学者、手工艺人达500余名。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仿复制专业委员会会长齐吉祥在会上宣读了《监制证书》。他说：“我学会经仔细考查，原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其大小、形貌与原书无异，所用纸张为安徽手工宣纸、装订工艺均按传统线装书工艺流程操作，并选用名贵楠木、香樟木配套全套木函、木架，一如原物。全书用材精良、做工考究、墨色均匀、字字清晰，已达到高度仿真效果。”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罗琳表示，此次原大影印《四库全书》，放弃了数码快印的流行方式，而是追求“原生态”，使得最终成书不仅富有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还具有艺术价值，让人赏心悦目。同时，这一工程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包括纸张制造、印刷、装订等工序，为今后的古籍出版提供了人才储备。
据悉，此次原大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限量制作20套。
延伸阅读
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按照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为儒家经典，史为历代史书，子为诸子百家，集为各种诗文辞典。全书共36375册，收书3461种，79309卷，分装6144函，总页数238万余张，总字数近8亿，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修成后，共誊抄七部，分藏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等七地。
七部《四库全书》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第一部完成本。其余的六部《四库全书》，都有部分是根据文渊阁本抄写的。学术界公认文渊阁本是《四库全书》中最为权威的版本。因为是首部《四库全书》，所以抄写的人员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可以说，文渊阁《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最好的书家缮写，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校对细致。
文渊阁坐落于明代圣济殿旧址，它于1774年开始修造，1776年建成，专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文渊阁修成后，首部《四库全书》一直存放在这里，直至“九一八事变”。战争开始后，民国政府对文渊阁《四库全书》采取了妥善的保管措施。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保存最为妥善。1948年底至1949年初，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
《四库全书》重印之路
近百年来，《四库全书》历经悲惨的遭遇，不少有识之士试图推动再造《四库全书》。
1917年，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非常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愿意出巨资再印《四库全书》，这位大上海首富建造了许多铁路、名楼、名园，最终却未实现再造《四库全书》的心愿。
1920年，法国总理班乐卫来华，建议用庚子赔款重印《四库全书》，但在看到了《四库全书》的100多个书架之后，班乐卫惊呆了。规模如此浩瀚的《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以当时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先进工艺，也需要花整整二十年，资金缺口更是无从着落。
被誉为“出版巨擘”的张元济也未能完成重印《四库全书》的夙愿。
1927年，张学良的奉天地方政府曾经通电全国，拟重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四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日本人封存，重印之事，再次遥遥无期。叶恭绰、章士钊、蔡元培等学者奔走呼号，也终不得偿。
新中国成立后，原大原样重印《四库全书》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国学大师季羡林、启功等曾多次动议原大影印《四库全书》，都因投资巨大、周期漫长、工艺复杂而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