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方言里有一个让我困惑多年的词：即将午饭称作“点心”。吃午饭叫“吃点心”。虽然自己操这种方言多年，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何午饭会被称为“点心”——这其中似乎隐藏着某个不得而知的历史根源。这些年才渐渐意识到：我的困惑只是因为自己生活的世界都是一日三餐的，而在用“点心”指代午饭的那个年代，每个人却都是一天只吃两顿饭的。
一天两餐制为什么每天要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点吃三顿饭，其实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理所当然。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中，由于食物的产量多寡难以预料，他们的饮食也全无规律，有时能一天吃多顿到极饱，但另一些时候则一整天不进食也没关系。南美洲的毗拉哈印第安人第一次进城时，对西方人吃东西的习惯，特别是一日三餐这码事，都感到十分惊讶。只有文明社会才定时进食。在某种程度上，婴幼儿时代便重现了这个过程：刚出生的婴儿不知定时，饿了就哭着要吃奶，吃完再睡，一日多餐，其进食规律是逐渐培养起来的。
因此，规律性地进食，本身就是“从混沌到有序”的一种文明化规训过程。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才要强调“不时不食”（不到适当的时间点就不能吃饭）。最初，一日两餐似乎是相当普遍的情形。据考，中国上古便是如此，“商代人为两餐制，一餐是在上午进之，约当今7-9点间，称为‘大食’，一餐在下午，约当今15-17点间，称为‘小食’，两餐就食时间约定俗成，又被纳为时辰专名。”（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迟至两宋时人们普遍“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程民生：《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现在人们常说的“三餐”，当时却说“二膳”，即使贵为宰相，每天也只早晚各一餐，中午通常是不吃饭的。《夷坚丁志》卷一七载打油诗：“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直至明代，常人仍多习惯两餐。明初洪武年间，宫中饮食相当俭朴，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进二膳（李乐《见闻杂记》卷六）。根据清宫档案所藏乾隆南巡的膳单，乾隆帝每天只吃两顿正餐，分别叫“早膳”和“晚膳”。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仍极为普遍。1875年有日本人注意到，在天津“各人饮食大概一日两次……与上海相同……”（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从种种当时记载来看，从西北到东北、江淮等各地，一日两餐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其例不胜枚举，有不少地方甚至至今如此。
这种两餐制下的时间安排也颇为不同。1934年的川西羌族地区“每日照川省的规矩仅吃两顿：一顿早饭，约在上午10时，第二顿晌午在下午5时左右”（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从各种记载看，在两餐制的时代，早上九十点吃早餐、下午四五点吃晚餐较为普遍，但也有例外，像乾隆的两餐分别是在早上6-7点、午后12-14点，他在下午2点就吃完晚饭了！话说回来，古人的晚饭原本就不像现代人这么晚，成语“旰食宵衣”（天晚才吃饭，天未亮就穿衣起床），便以天黑后吃饭来称谀帝王勤劳政事。
两餐制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情形。古代近东、希腊、印度的普通人一般也只吃两顿。早上劳作，正式吃饭一般要到“晌午”（《圣经》创43:16, 得2:14）。在Uruk供神享用的供物每日有四餐，分小餐大餐，早晚各二。供神的食物为一日两餐，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常见的做法。在古希腊，荷马著作里没有人一日三餐，都只吃两顿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在前往叙拉古时，他想知道的是，在“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饱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地方，年轻人懂得节制和公正吗？古印度人也只早晚吃两餐，十四世纪时伊本·白图泰到访印度，发现德里苏丹宫廷内“一日两餐，一次在午前，一次在黄昏后”。且这一情形一直延续至相当晚近的时代。
为何要一日三餐由两餐而演化为如今习见的一日三餐，最早或见于古埃及。古埃及普通人本早晚各一顿，但富裕者逐渐在下午加一餐。在食物供应匮乏的时代，能多吃一餐，本身即是经济状况较好、乃至社会地位优越的表现。金字塔铭文记载有法老号称“五餐”，朝鲜李朝时国王也一日五餐。上层人物每日多餐，在中国历史上亦然：汉代时最高统治者每日四餐，贵族三餐，而平民只两餐，可见向三餐的演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但另一方面，“多餐”自然而然与某种特权、贪婪、浪费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翁贝托·艾柯在《倒退的年代》一书中曾说：“我甚至仍记得当年法西斯政府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学童高喊‘上帝降祸给英国鬼’的口号，因为他们是‘一天吃五餐’的民族，所以犯了七大罪之一的贪吃罪，是不配和刻苦耐劳又节俭成性的意大利人相提并论的。”
然而上述仅是社会极少数富裕者的行为，从整体来说，中间加餐的主要动因，推想起来一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后可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