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内，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照片上的两个小女孩正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藤椅上的熊猫宝宝。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的四川，照片里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她当时正和妹妹与熊猫宝宝潘朵拉玩耍。
启尔德外孙女黄玛丽（右）与女儿德比（左），在中加摄影展前合影。
“我离开自己在中国的出生地，以及我热爱的‘成都加拿大学校’已经有68年了。我的很多记忆还停留在那里，我曾经在那里学习、玩耍、唱歌、长大……度过了生命中最让我留恋的时光。”今年85岁的黄玛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情地说，老人的言谈中，字字句句饱含着对中国的思念和热爱。
黄玛丽说：“过去的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中国……”
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关于中国乡愁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都是像黄玛丽一样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的加拿大的老人们。关于他们的故事，还要从那个艰苦动荡、让人满腔热血的年代说起……
启尔德（O.L.Kilborn）
1891年，黄玛丽的外祖父启尔德博士（Dr. Omar L. Kilborn）和妻子詹妮（Jennie）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的成都。有史料记载，成都的近代医学史就始于启尔德及其加拿大同伴们的到来。
1892年，启尔德在成都四圣祠街首开西医诊所，取名“福音”，替传教士、教徒及市民诊治疾病。从此以后，启尔德家族便开始在成都“行医”。这间诊所，即成为西医入川的开端，也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四圣祠医院的雏形。1896年,四圣祠医院改名为仁济医院，成为川西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当时有25张床位。
1892年，启尔德与同伴史蒂文森在四圣祠北街12号开办最早的福音诊所。
1905年，”华西协合大学“修建计划草案出台。后由毕启（Joseph Beech）、启尔德（O.L.Kilborn）等人着手筹建。图为建筑工人正在建造医院。
华西协合大学（今华西协和大学）老照片。
1910年，启尔德夫妇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传教士组织的帮助下，与同伴们一起创办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这便是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这段历史既是华西医院的成长史，也是成都的变化史和中加关系的友谊史。
黄玛丽的父亲黄思礼（Lewis C. Walmsley）1897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期间，爱上了美丽动人、能歌善舞的黄素芳。当黄思礼向黄素芳表白爱情时，黄素芳不假思索地对黄思礼说，她要去中国，因为父母（启尔德夫妇）都在中国。黄思礼表示愿意追随。
大学毕业后，两人结为夫妻。1921年秋，黄思礼夫妇与启尔德的儿子启真道（Leslie Kilborn），还有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等人一道从加拿大前往中国。
黄思礼非常热爱中国文化。1945年，黄思礼在多伦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关于中国的古典文学教育制度。他还与张音南合作翻译了王维诗集，这部诗集共收录王维诗167首，成为同类译本中收录王维诗数量最多的英文译本。
直到黄玛丽16岁，启尔德家族的人才回到加拿大。此时，黄玛丽家族三代人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2年，他们为中国的医学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黄玛丽的记忆里，中国四川的成都始终是她的“根”。
黄玛丽说，她和她的兄妹始终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她记得，那年要离开中国时，她的18岁的哥哥一直在哭。妈妈问黄玛丽的哥哥，“你马上要回到祖国了，难道不高兴吗？”哥哥顶撞妈妈道：“那是你的祖国，我的祖国是中国……”除了黄玛丽，启尔德的孙子、黄玛丽的表哥罗伯特·启尔德（Dr. Robert Kilborn）对中国同样有着挥之不去的暖心的记忆。
罗伯特1923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童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华西坝度过，其在“成都加拿大学校”读完初中后，才回到加拿大继续读书。回到加拿大后，他曾经服役于加拿大空军，后又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
启真道（Leslie Kilborn）
启尔德博士的儿子、罗伯特的父亲启真道，曾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牙医学院总院长。二战结束后，罗伯特继承了家族衣钵，一生情牵中国。
罗伯特回忆说，“我的祖父和父亲创立了华西医院，之后许多不同领域的医学专家先后来到这里工作，医院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有了规模……”
罗伯特在其从医生涯中，一直致力于中加两国的医学事业，尤其是促进了华西医院与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创立了“启尔德基金 Kilborn Fund”，启动了“华西医院——西安大略大学医学院外科论坛”。
“四川就是我的家乡，我在那里出生，所以我很希望这笔资金能够成为两所大学在医学研究及交流等领域合作的一个伟大开端。”罗伯特说，“这样，中国的客座教授就可以到加拿大来交流，我们也可以选择加拿大学生去中国学习并展开研究。这是我的梦想和目标！”
罗伯特（Robert Kilborn）
罗伯特在加拿大的家。
罗伯特在加拿大的家无处不透着浓浓的中国风。墙上挂着有关中国人物和市井生活的油画，家里的摆件是观音和寿星老人。此外，还有中国的刺绣、屏风……沙发靠窗处还摆了一盆中国竹。
对中国的所有热爱和怀念，早已深深地融入罗伯特的血液里。
但不幸和遗憾的是，罗伯特于2018年2月6日在加拿大安然辞世，享年94岁。
启尔德家族并不是唯一与中国有着深远联系的加拿大人。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中国政治学和亚太经济学的文佳兰（Karen Minden）教授说：“远赴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和志愿者们，成为中国1949年后时代现代医学体系的先驱。”
在文佳兰教授撰写的《竹石——华西医学精英的成长》一书中，记录了从1892年至1951年间，加拿大人在中国做传教士的经历，公正地讲述了加拿大传教士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故事，向世界介绍了中国西部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并以这所大学为标杆，分析了跨文化科学技术传播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文幼章的父母与孩子们 ，后排中间为文幼章。
而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夫妇是另一个在中国四川生活了整整三代的家庭。
文幼章于1898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父母都是加拿大传教士。在法国的加拿大军队服役并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文幼章于1925年回到中国，在重庆定居，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1925年至1940年间，文幼章在重庆工作，并在抗日战争期间(1931年～1945年)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幼章曾担任过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政治顾问，但后来他毅然辞去了这一职务。通过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他逐渐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国民党决裂追随共产党，就是希望能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家园。他坚决支持华大的进步学生,担任了进步的“星星团契”顾问,住所也成了团契的活动场所。
抗战胜利后，中国爆发内战，他参加了“反内战，要和平”的示威游行。1945年在华西坝五大学纪念“五四”的营火晚会上，和在少城公园举行的成都市人民声讨国民党政府镇压昆明学生的群众大会上，他都发表了演讲，谴责反动派的罪行。
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1947年，他回到了加拿大，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成为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在冷战时期和40多年的时间里，他坚持主张加拿大要与新中国建立理解和友谊。但当时这一主张引起公众的广泛争议，加拿大政府甚至曾一度考虑要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
1951年，文幼章还曾率团在朝鲜实地调查，写出了《我的控诉》，谴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被西方诬陷为“头号公敌”。
直至30年后，美国终于承认其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细菌武器，加拿大联合教会遂以“过去教会可能带给他的伤害”向文幼章公开道歉。
1993年11月27日，文幼章去世，享年95岁。在其遗嘱中，他要求家人把自己的部分骨灰从加拿大带到他的出生地——中国乐山，并将骨灰撒进奔腾的大渡河。
在他的心里，乐山、大渡河，是何等重要的地方，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的“万里长征”、“人民公社”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壮阔历史。
文忠志妻子文丽纳笔下的文幼章故居。
1993年，文幼章去世前，多伦多市和约克大学追认他为加拿大的先知之一，认为他在对亚洲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同反响的远见卓识，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
鉴于文幼章对中国人民革命的一贯支持和他对国际和平运动的奉献精神，中国政府曾授予他“人民友谊大使奖章”。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文幼章的儿子文忠志（Stephen Endicott）出生在上海，他追随父亲的脚步，也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加友好事业。
《中国出的革命者——文幼章传记(英文版)》
《红土地——中国四川村庄的革命》
文忠志退休前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资深教授，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他曾于1980年、1988年两度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他有两本著作在中国影响较大：一是父亲的传记《中国出的革命者——文幼章传记(英文版)》(Rebel Out of China)；另一本是《红土地——中国四川村庄的革命》。
文忠志在重庆度过了人生的前13年，他把这座城市一直视为永远的故乡。
加拿大传教士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传教士”。他和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费尔扑（Dryden Phelps）、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徐维里（William Sewell）一道，用实际行动反对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
云从龙的儿子云达乐（Donald Willmott）是文忠志非常要好的朋友。1925年，云达乐出生于四川仁寿。抗日战争期间，云达乐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工作，和他的父母一起秘密参加了一个左翼讨论小组。
云达乐（Donald Willmott）
战后，云达乐获得博士学位，在加拿大教授社会学和东方研究，并于1995年退休。多年来，云达乐不仅是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多伦多分会的联合创始人，还是分会中非常积极活跃的一员。
一项名为《纪念大学第一位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显示， 云达乐和他的家人曾参与社会福音运动。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与他在美国接受的社会学教育，对他今后人生观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塑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心里，中国一直都是他的家。”研究中提到，“所以，后来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促进中加友好和世界和平。这些加拿大人就是‘科学传教士’，他们的愿景是振兴中国，他们的遗产是中国与西方合作的精髓。”
20世纪早期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们的照片。（《中国日报》提供）
19世纪晚期，大约有500名加拿大传教士（志愿者）远渡重洋，奔赴中国，志愿服务。而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动荡。这些满腔热血、怀揣着“中国梦”的加拿大人，与中国结下了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
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目睹了中国辛亥革命的蓬勃起义、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见证了长达2132年中国帝制历史的终结。同时，他们也见证了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入侵中国，以及随后的中国内战，并且亲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2017年10月2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开幕式上，曾在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学生的后代们和中国朋友相聚一堂。（中国日报李娜/摄）
1909年，在成都工作的加拿大人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了“成都加拿大学校”。1950年，学校关闭了。学校虽然已不在，但每年10月中旬，在多伦多郊区马卡姆的“龙传奇”川菜餐厅，这些当年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人的后代，和他们的孩子、孙子、曾孙，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相聚一起，共进午餐。
每年大聚餐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介绍新客人作为聚会的开始。聚会中，他们喜欢在传统的游戏和歌声中分享着过去的老照片，深情怀念在艰难岁月里结下的深厚情谊，讲述着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故事。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