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青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青年中传播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进步青年作革命的指导，鼓舞号召热血青年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
《中国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广大青年经历五四运动以后，感到为救国而到处碰壁，陷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创刊号发刊词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它阐述了自己的使命：要帮助广大青年分析、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和命运多舛的人生，引导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到强健的路上，到切实的路上。
1923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中国青年》提出“到民间去”，帮助处于苦闷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找到一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讨论青年关心的问题，给予润物细无声的指点。《中国青年》一度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刊物，被他们看成是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到1927年，发行量达到3万份。
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中国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第一任主编。著名的革命先驱萧楚女是《中国青年》的创始人之一。林育南、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都曾是《中国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这些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前，已经是各种罢工、集会、学运的组织者，是职业革命家，在离开《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道路。
1927年4月，身患重病的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政变中被捕时毫无愁容地畅笑：“我一个要死的人了，你们还不愿我死在病床上，硬要送我一个革命烈士的名义，我谢谢你们的美意，我将欣然去死，含笑九泉！”同年，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1931年，林育南、李求实等19位革命者和5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集体屠杀。鲁迅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同年，恽代英在南京就义，就义前留下一首令天地动容的狱中绝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33年邓中夏被国民党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上海淡水路66弄4号《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从第一期“政治太黑暗了”的浩叹到最后一期“唯有暴动的争斗才真正是民众的争斗”的呼喊，《中国青年》以惊世骇俗的战斗激情度过了灿烂的四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青年 》编辑部从上海转移到武汉又艰难地出版了5期，终因环境险恶被迫停刊。之后，团中央又先后创办《无产青年》《列宁青年》作为机关刊物，一直坚持到1934年3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团中央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江西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并入团中央机关，少共苏区中央局并入团中央机关后，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青年实话》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青年实话》停刊。
1939年4月16日，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发刊词提出了《中国青年》的任务：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中国劳动青年和各进步青年团体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帮助青年学习和表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英勇业迹等。从1939年4月到1941年3月的两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29期。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青年参加抗战，推动中国青年运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1年3月，因战争环境艰难，经济困难，印刷材料缺乏，《中国青年》无力继续出版宣布停刊。这一停，就是漫长的七年。
1948年，为给青年团的正式建立做舆论准备，中央决定复刊《中国青年》。那年深秋，中央抽调新华社的杨述、韦君宜等在中央青委的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开始筹备《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杨述、韦君宜都曾在中央青委工作过，是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编辑，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当时杨述还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一职。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后的第一期与读者见面。毛泽东不仅第二次为它题写了刊名，还写下了著名的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国青年》的复刊号上还刊登了朱德的文章《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曾回忆了毛泽东1948年12月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的情景：
《中国青年》的刊头，在1939年时是毛主席题的字，木刻版还在，但由于木刻已磨损，我们想请主席给新题一个刊名。当时面临全国解放，主席忙得很，会不会给写呢？后来是冯文彬同志去活动的，很快他就拿回来了。主席重新为我们写刊头，共写了3个，还附了一个条，说选用哪一个由我们自己定。我们几个就选了现在用的这个。
当时，正处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青年》的内容主要是适应新解放区青年的特点和兴趣，力求争取即将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因此，刊物除了原有的政治性、指导性的文章外，还力求知识化，刊登自然科学、文艺、故事、人物、修养、习作通讯等生动活泼的文章。西柏坡时期的《中国青年》共出版三期，受到青年的欢迎，也为青年团的普遍建立作了舆论准备。
平津战役胜利后的1949年2月，《中国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长安街17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团中央任命杨述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韦君宜为总编辑。就风格而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传统。从这次复刊到“文革”开始前，《中国青年》忠实地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引导团员青年投身国家经济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生动活泼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它推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丁佑君、王崇伦、倪志福、郝建秀、张百发、李瑞环、王进喜、邢燕子、侯隽、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德，英雄群体“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
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国青年》停刊，《中国青年》的编辑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沉寂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从此，《中国青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