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西藏特派记者 樊巍 单劼 曹思琦】编者的话：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此，维系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土崩瓦解，西藏百万农奴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每年的3月28日被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如今，随着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发展，旧西藏农奴社会的那段黑暗历史在许多人的历史记忆中越来越模糊，而对于像普次仁这样出生在旧西藏的人而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是所有西藏人民乃至全体国人都必须铭记的历史。作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义务讲解员”，这位79岁的藏族老人日前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自己亲历西藏民主改革的故事。
“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会说话的牲口”
在奴隶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残酷的农奴制堡垒却还存留在中国西藏。当时，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富，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生死线上。旧西藏“三大领主”掌握着绝对权力，农奴只是领主“会说话的牲口”和“会走路的工具”。
1944年，普次仁出生在日喀则，他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奴，没有房子的普次仁一家只能向“领主”租房子住，父母给领主干活，劳动所得又要全部交给领主。
普次仁说：“我生在旧社会，目睹了很多邻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会说话的牲口。”普次仁的童年常年是饥饿的。秋收时，父母要把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领主，这也意味着他们就要断粮了。“我小时候还能租住在母亲打工的领主家里。但有些农奴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在帐篷里或是牛圈里，一些农奴的孩子出生在牛圈里，刚出生就死了。”
据普次仁回忆，在旧西藏时期，领主对广大农奴使用暴力私刑的情况比较多，农奴一旦有反抗情绪就会被关进监狱里。历史资料显示，为了维护政治统治，旧西藏“三大领主”对农奴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软的一手是用歪曲的宗教理念毒害农奴的灵魂，硬的一手是用残酷野蛮的刑罚镇压农奴的反抗。地方政府、大寺庙都设有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等野蛮残酷刑罚。“在我小的时候，每次看到身边有人被打，就会觉得害怕，听见有人被关起来，我就会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普次仁说。
一份陈列在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195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西藏的耕地几乎全部掌握在“三大领主”手中。他们养尊处优，使唤成群奴仆，大肆挥霍，尽情享乐。他们经常在自家用丰盛菜肴和昂贵的器皿宴请客人，而劳动了一整天的农奴深夜回到破烂不堪的住所，只能用盐水和又霉又臭的糌粑勉强充饥。寺院上层僧侣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农奴主。他们把持寺院的一切大权，占有农奴缴纳的各种税赋。民主改革前，西藏达到寺院领主级别的大小活佛约有500名左右，拥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4000余人，普通僧尼11万多人。
普次仁称，悲惨的广大农奴在旧西藏只能在长夜中呼吸：“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解放军来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普次仁回忆道，1951年解放军进日喀则的时候，他才6岁，当时解放军开着汽车来，他们就跟着汽车跑。“我记得解放军带来了收音机，我们从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很好奇那个方方的东西是怎么发出声音的。解放军还给我们放电影，白毛女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看完以后，我就在想，解放军进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知识，我真想看看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
普次仁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农奴生活从此有了很大的变化。普次仁10岁那年，也就是1954年，西藏江孜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水。“我记得洪涝灾害之后，解放军给我们送来了大米等生活物资。”也是在那一年，普次仁负责给解放军和发电站送信件。父亲告诉普次仁，做人要正直干净，信里面的内容是秘密，所有人都不能看。普次仁逐渐成长起来，积极参加到新西藏的建设中来。
1959年3月28日，雪域高原开启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通过民主改革，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西藏人民饱受苦难的历史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普次仁回忆，当时，西藏社会上还流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一顶“帽子”，只会越戴越紧。“我们一开始也感到害怕，但实际上，解放军来了以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给我们看病，给我们理发，给我们打扫卫生，给我们普及文化知识。”
普次仁称，在解放军进藏之前，对于农奴和领主之间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他们并不清楚。在旧西藏，他们都认为是三大领主养活了广大农奴，是三大领主给他们提供了吃喝，但是后来他们认清了现实。“广大农奴占西藏总人口95%，如果我们不工作，不劳动，占西藏总人口5%的三大领主吃什么，穿什么，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广大农奴团结一致，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力量和三大领主作斗争，”普次仁说，“他们每天嘴上跟我们说的是普度众生，但实际上就是压榨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把我们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我们必须进行反抗。”
在普次仁的记忆里，林场工人布德让他至今难忘。1959年，达赖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有300多名叛匪包围了西藏巴青县的红旗林场。红旗林场的工人布德受场领导委托，带着告急信在夜间突围，却落入叛匪手中。情急之下，布德把信嚼碎后咽进肚里。叛匪对其严刑拷打，让马拖着他飞跑。最后，气急败坏的叛匪残暴地挖掉了布德的双眼，又用烧得滚烫的酥油浇在他的眼眶。他最终也没有屈服。
“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明白三大领主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果我们反抗，他们就要吃掉我们。而我们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撑腰，有我们团结的力量，就可以彻底扯断三大领主的铁索。”
“那些曾跑出去的人现在很后悔”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普次仁坦言，广大农奴以前只是“会说话的牲口”，而现在则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大家的觉悟也慢慢提升。“起初有人造谣称藏族小孩一旦被汉族人带到内地去了，就再也见不到了。但实际上他们不仅没有失踪，还在内地的学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很多人成了科学家、地质学家、医生、文学家……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这一切他们根本就不敢想象。”
回忆起共产党给西藏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普次仁感慨称，这种改变不仅是让西藏人民获得自由，还真心实意帮助西藏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普次仁说，在他的老家日喀则，以前人们出行都骑马，赶路的过程非常辛苦。“而现在，我们乘坐高铁，两个半小时就赶到拉萨，当天就能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来回。以前内地和西藏之间来往需要几个月，而现在人们上午在布达拉宫广场感受西藏文化，下午就能在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像合影了。”
2002年，普次仁正式退休，他于是到西藏农牧民中宣讲党的政策。有一次他在日喀则交流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告诉他，自己本来打算跟着“流亡集团”跑到国外去，但是在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在真正了解党的各项政策后，最终老人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位老人告诉我，如果跑出去他现在肯定活不到这个岁数。这也让我想到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时，有人煽动我们逃亡，当时有些年轻人被蛊惑了，跟着跑出去了。但不少人现在很后悔，他们在外面生活得很不好，想要回来。”
近些年来，一些国外势力，恶炒抹黑共产党对西藏的一系列改革是对西藏的一种破坏，对此，普次仁表示强烈反对。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深刻感受到共产党给西藏民众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如果没有共产党，西藏人民根本就谈不上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