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死事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由此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在四川爆发了以“破约保路”为目的的爱国保川运动则是这场革命的导火索。这是一次在全川各个阶层人民充分参与、气势如虹、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打击了清政府所谓的“铁路国有”、贩卖中国路权的卖国图谋，还推进了湖北的新军在武昌发动的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身应有的贡献。
热血川军
告别了保路死事纪念碑继续走，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记录了抗日战争中多位川籍抗日将领的英雄事迹，也记载了人民公园的发展历史。沿着走廊走到尽头便是川军抗战纪实陈列室，而陈列室的前方便是一座高大的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震惊世界，日军终于露出他最终目的，企图全面占领中国。当时四川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政府主席刘湘即刻通电全国，请求出战日军，夺回国家失地，打击日军侵略者。根据统计，当时四川在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出动350万川军，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 ，在抗日军队中，平均五六个人就有一个四川的，最终才有了“无川不成军”的这个说法。
川军为了祖国前赴后继，以中国军人的本色，热血洒疆场。在台儿庄战役中，是川军用着单薄的身躯，拖住了日本飞机大炮，是他们用人们换来了日军步伐的前进，当时台儿庄战役的最高指挥李宗仁曾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在淞沪战役中，广德战场上日军在我军战阵地上倾斜了无数炮弹跟炸弹，当时饶国华部已经苦战了三天三夜，最终只剩下了一个营的兵力，他们被日军包围起来，此时没有弹药、没有增援、连士兵都所剩无几，最终他们趁夜偷袭了广德机场，点燃手中的炸药包，给敌人留下一片废墟，全部战死。淞沪战役，还有川军26师，全师人员最终只剩下600多人……太多太多川军的英勇事迹，震撼了实践团成员的爱国之心。
“死”字旗
陈列室的正中橱窗里，沉静地摆放着一面白色旗帜，旗帜中间，黑纸白字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这面“死”字旗，是当年在川军战士王建堂在出川抗战前，他的父亲王者诚为了鼓励他为国捐躯、奋勇杀敌、马革裹尸而赠送给他的。
1937年，国难当头，四川学生王建堂投笔从戎，组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那年秋天，王建堂即将出川，年迈的老父亲无法亲自到县城为儿子送行，托人将这“死”字旗交付给他。在安县出川抗战将士欢送会上，县长成云章向民众展示了这面“死”字旗。
带着父亲的嘱托，王建堂随川军踏上了抗日战场。王建堂出征后，在前线作战期间，三次负伤。每一次负伤他都是用“死”字旗擦拭、包裹伤口，然后把沾满鲜血的旗帜收好，他希望能活着、带着“死”字旗回去见父亲。但由于前线战斗激烈，部队转移较快，“死”字旗原件不幸遗失。如今，在展厅里的旗帜，是20世纪80年代根据王建堂记忆所复制的。战争的硝烟虽早已远去，但即便是到如今，这面见证了中华儿女心中亘古不变的爱国情怀的旗帜，依然还能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
今昔之感
这次参观人民公园，实践团成员们都静下心来，仔细体会了其中厚重的历史。当真正驻足凝视两座高大的纪念碑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它们沉默地看着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安居乐业，但是碑中藏着的将士的精神、力量磅礴，感染着后世的人民。
实践团成员刘芷妤面对这两座纪念碑时说：“我感觉眼前的丰碑不是单纯的雕塑，我仿佛能听到将士们冲锋陷阵时山崩海啸般的呐喊声，这种压倒性的气势让我觉得自己站在碑底愈发渺小。”
在走过长长走廊的十几分钟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过去漫长的时光在眼前铺开了画卷 ，那些耳熟的将领战士们的名字，在曾经中国的历史里浴血奋战而又熠熠生辉。
刘芷妤说：“脑海中不禁想起了那句‘你现在看到的几行字，是他们的一生’。”
如今的人民公园，随处可见正惬意地喝茶谈天的老人，或是享受悠闲假期的一家三口，还有情意绵绵的热恋情侣。而战士们热血奋战的英灵凝结在这纪念碑中，就像守护神一样，关怀着公园里享受快乐时光的人们，默默镇守这一方水土，保佑中华儿女，也通过这纪念碑从过去与我们时空对话，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忘记沉痛的过去，更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图片与文字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实践团队提供
图片：刘芷妤
文案：刘芷妤 吴长庚
排版：吴长庚
校对：徐凌柯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