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4年春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邳州人民，怀着对抗战英烈的敬畏与景仰之情，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联手江苏、山东、云南三地文化工作者，共同发掘禹王山抗战遗址，用参战国军滇60军精品文化把禹王山打造成中华铁血军魂英雄山，打造成中华民族扬威不屈的精神高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但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还荣登2021年300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将作为此后五年红色旅游发展工作重点。邳州人民用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历史，珍爱和平，面向未来，开创未来，在在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从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说起
1965年7月18日上午11时，一架普通波音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宗仁走下舷梯，看见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正朝他迎来。他，就是为李宗仁归国运筹帷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李宗仁激动地走上前去，周恩来张开双臂，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许久许久……在周总理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冲破重重险阻，躲过蒋介石的道道跨国大追杀，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怀抱。
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毛泽东评价李宗仁：“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李宗仁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
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总理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总理特地走过去给电影界的同志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始终牢记周总理的嘱托，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拍摄台儿庄大捷的事情不得不束之高阁。1982年，成荫对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说起这件事。
因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于国民党桂系，所以成荫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可是，成荫不久突然辞世，遗愿未能实现。
1985年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接过重担，并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老主席韦纯束及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电影界，当时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很难完成这样一部战争大片，陈敦德就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杨光远执导。
两人一拍即合，杨光远还向陈敦德推荐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八一电影》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但该剧原作是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原型。根据成荫生前所述的周总理的嘱托，结合改革开放形势及广西的情况，陈敦德决定重新创作。于是将田军利和费林军请到广西，提出让他们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并得到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黄埔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将军的热情协助，李宗仁原秘书程思远也出任顾问给予积极指导。这样，《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经过多方研讨，在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
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嘱托
为了遵照周总理的嘱托，拍好《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电影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长达一年多的摄制工作中，没有拍过战争片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得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肖穆还应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要求，派出优秀战争片导演杨光远执导，还同意杨导点将带去各方面优秀主创人员。
同时，拍摄工作也得到了济南军区的大力支持，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还派出了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使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动人。
当时的文化部顾问、曾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台儿庄大捷”的荷兰籍世界著名新闻纪录片电影大师伊文思，提供了当年战场的纪录片《四万万中国人民》作为参考文献，《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在台儿庄拍摄表现台儿庄大战这一历史壮举的影片，台儿庄人民表现出理所当然的热情。为了再现当年守城部队“破釜沉舟”炸断运河浮桥的壮举，摄制组在城区老运河上用一只只小铁船和小木船架设了一座浮桥，上面铺有木板，木板下面和附近水下埋有许多“炸点”。当一队伤兵刚从桥上撤退之后，“破釜沉舟”的炸桥镜头就会出现。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浮桥提前爆炸，“轰”的一声巨响，冲天的水柱和在水柱中满天乱飞的碎木板惊得现场一阵大乱。扮演伤兵队的群众演员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个个在惊慌失措中弄成了落汤鸡，还有人被从天而降的木片划伤了。但是，没有一人有怨言：船，重新找；浮桥，重新架；妆，重新画；炸点，重新埋……
“看得出，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杨光远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深有感触。借助这一话题，记者就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正面表现国民党抗战，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杨导怎么想？”杨光远微微一笑说：“这部电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结合的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台儿庄大战尽管是国民党正面抗敌，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能够担任导演，我很兴奋，很激动，也感到很沉重！”
杨光远还告诉记者：“如今的剧本，已是第10稿了。整个修改过程，也是创作人员思想不断解放，不断实事求是地向历史真实靠拢的过程。”杨光远兴奋地说：“真实是这部电影的生命。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辉煌。影片中不仅重大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细节也是真实的，就连主要人物的重要台词，都是有据可查的。例如，蒋介石在徐州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从蒋介石的一篇电文节选的。选的演员，不是百里挑一，也是选了又选。标准嘛，既要形似，更要神似，形神兼备，真实再现。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孙连仲的扮演者宋广汉、池峰城的扮演者江化霖、韩复榘的扮演者齐春祥，以及蒋介石、宋美玲、张自忠等人物的扮演者，都具备这个标准。再现历史贵在真。战争不是圆舞曲。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只有如实地再现，作品才有艺术生命力。这部影片，将是台儿庄大战全过程的真实再现，它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实地再现历史，让这一历史事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沟通海峡两岸的感情，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这是我们摄制组所有创作人员的神圣使命。我们将不辱这一使命！”
这部具有恢弘史诗般气势的大片，震动海内外，不仅获得空缺多年的“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云南人的遗憾与追求
《血战台儿庄》上映后，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普遍赞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20多年前，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起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爱国。因为两岸只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血战台儿庄》的放映，令云南人高兴不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寒”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罗越先教授的一段往事说起。
那时，罗越先的伯母刚去世，在葬礼结束的那晚，罗越先和伯父坐下来喝酒，在聊天过程中，他才得知自己的伯父原来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并且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由此，一幅60军从云南出征前往台儿庄的画面慢慢在他的脑中呈现。这些资料，罗越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了解详情，罗越先查阅了大量资料。他吃惊地发现，这是一支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精锐之师，这支部队投入抗战后打的第一仗就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后的禹王山阻击战。
打开云南每个县的县志，几乎都有令云南人魂牵梦绕的禹王山记忆，上了年纪的人都能侃出禹王山的故事。当地的史志上都有清清楚楚地记载：从1938年4月26日至5月17日，禹王山每天都要经受日军上千发炮弹的轰击，原本126米的山峰硬被日军炮弹轰去2米，整个山顶变成了一片焦土。卢汉率领的滇60军，浴血奋战27个昼夜，共歼敌1.2万人，全军4万将士减员近半，战后由原来12个团缩编成5个团，以惨重的代价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为徐州战区60万国军完成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
然而，令罗越先不解的是，在诸多的历史书籍中，在介绍台儿庄战役时，对60军要么着墨不多，要么完全没有记载，而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支部队几乎没有出现：“只在电影快结束时，有个地方冒了一句台词，和60军有关。”
60军为什么被遗忘了呢？2000年夏天，罗越先专程从云南赶往山东枣庄市的台儿庄区寻求解答。经过两天一夜的火车行程，他终于走进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遗憾的是，在展览资料中，他没有看到任何有关60军的资料。
随后，罗越先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赶往台儿庄附近一个叫陈瓦房的村子，那里属于江苏邳州境内，是当年滇军的战场之一。在那里，罗越先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于1938年的那场战争，老人居然记得许多细节。陈瓦房、火石埠、五圣堂、邢家楼、禹王山……罗越先越寻访，心情越沉重。
台儿庄之行，让罗越先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把60军的资料放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