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深厚的革命底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党的诸多大的事件均与吕梁密切相关，一部吕梁革命史就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缩影。
一、吕梁是山西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地方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
“五四”爱国运动后，时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上学的吕梁籍进步青年贺昌、张叔平等人，在吕梁山区秘密进行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并对团员、党员队伍的发展及组织的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指导。
1923年夏，山西省城以外的第一个县城团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在汾阳建立。
1925年10月下旬，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后称“中共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汾阳建立。至大革命失败前，吕梁境内中共组织发展到一个地委，10个支部，党员近80名。
二、吕梁是山西省第一支工农武装的诞生地
1931年5月上旬，中共山西特委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的方针，在隰县辛庄村（今属交口县）创建了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
晋西游击队借鉴了井冈山中央红军斗争实践的成功经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党的组织在游击队深深扎根。短短数月，开辟了15000平方公里的游击区，20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列宁小学，开办了农民夜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震慑了反动阶级的统治。
同年9月，因局势变化，晋西游击队奉命西渡黄河与刘志丹部汇合，不久成为红26军等部的骨干力量，为陕甘边及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吕梁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1.3万名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转战山西，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足迹遍及吕梁13个县。
吕梁作为东征战役的主战场，毛泽东、彭德怀所率总部机关坐镇吕梁，指挥三军。经关上、大石头、兑九峪、三交等战斗，重创阎军，歼灭阎军逾万人，在我党军事斗争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笔。
战役期间，红军总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吕梁召开了郭家掌、大麦郊、晋西三次著名会议；东征红军扩军8000余人，筹款50余万元，发展地方党组织25个，创建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及40余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在山西和吕梁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火种。
红军东征，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为山西率先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四、抗日战争时期，以吕梁为腹心地区的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华北敌后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华北敌后抗日的重要战略支点和重要战场
（一）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10月、1938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一二○师、一一五师在贺龙、关向应，林彪、罗荣桓、陈光率领下先后开赴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在新军的有力配合下，历经收复七城，午城、井沟等战斗，创建并巩固了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一二○师组成大青山支队，开赴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11月，晋绥行署成立后，以晋绥冠名的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吕梁作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成为晋绥边区党政军首府所在地，八路军一二○师驻扎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钢铁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党中央联络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
（二）陕甘宁边区的钢铁屏障
据不完全统计： 1938年至1942年，在历时4年之久的河防保卫战中，我军民共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歼灭日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事物资，取得了黄河保卫战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突破黄河天险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安全。
1943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60万之众，企图分三步夺占陕甘宁边区。同年6月，中央军委命令第120师358旅由晋西北回师陕甘宁边区；7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冀中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中共中央在军事上部署反击力量的同时，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抗日进行了揭露。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共内战九路闪击延安的企图遂告破灭。
（三）陕甘宁边区的后勤保障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675万公斤)；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一般要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了70%,其中1943年上解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了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四）党中央联络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
抗战时期，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被日军占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背靠陕甘宁边区的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吕梁地区成为延安联络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比较安全的通道。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2年，晋绥军区在过去交通线的基础上，在吕梁区域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北线、中线、南线三条秘密交通线，被中央领导誉为“钢铁走廊”。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底，交通大队分别以公开掩护、秘密护送、武装护送等方式，共护送从别的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再折返的干部达2852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27人，党、政、军主要干部800余人（含各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包括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陈毅、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陈赓、蔡畅、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为陆续过境的5万余部队提供了侦察、警戒、向导等便利条件；接送了大批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及联大、抗大等师生；传送了许多重要文件、书刊；运送枪炮弹药、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计1000余吨。
五、解放战争时期，以吕梁为腹心地区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实践地
（一）党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实践地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25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实施战略转移。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在吕梁驻扎一年，发挥了中央参谋部、后勤部的作用；刘少奇、朱德等所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赴河北路经吕梁，对土改工作进行了指导；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所率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赴河北路经吕梁，毛泽东发表了两篇著名讲话：《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方针和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总方针，并第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构架。此间，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入驻吕梁，整合了陕甘宁、晋绥两区力量，实现了党政军的有机统一，为全力支援并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习仲勋所说：“抗战以来我们这两个地区便紧密的联结在一起，四七年七月以后更是实际上完全成为一体。”“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
（二）陕甘宁边区的钢铁屏障
1、发动吕梁战役、汾孝战役
1946年11月22日至1947年1月1日、1947年1月17日至29日，晋绥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吕梁地方部队相继发动了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26500余名，发展了吕梁区，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
2、西北战场的兵源输出地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挫后，又发动重点进攻，把矛头直指陕甘宁等解放区，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贺龙先后令由第120师组成的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由吕梁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七纵队先后于1946年11月、1947年3月、1947年8月和1948年8月开赴西北战场，为保卫党中央，确保西北战场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西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基地
1948年贺龙曾称：河东的后勤保障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
1、经费、粮食等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到1948年，晋绥边区先后供给中央和西北财政等计76172.93亿元边币,折算为人民币计7.6亿余元,占到了边区财政总支出的73.65%；支援陕甘宁边区粮食2880万公斤。吕梁作为晋绥边区的腹心地区，承担了供给中央和西北财经、物资支出的主要任务。其中粮食一项，仅1947年9月至11月，给西北野战军运送281万公斤。1947年10月24日，给西北野战军筹备运送棉衣6.5万套、棉鞋16万双、棉被2500床。资金方面，仅1948年3月3日，给西北野战军南下筹备农币290亿元(折算为人民币计近300万元），银元10万元、黄金1600两、法币30亿元。1947年到1948年为中央代供撤至晋绥的近2万名中央后委等中直机关干部及相关人员的各种经费2250.95亿元(折算为人民币计2250.95万元)。
2、支前参战方面
支援西北战场，动员战勤民工120万人（次），付出工日373万个，畜工262万个。仅榆林战役中，临县3个乡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有32万人次投入到运粮的队伍中。
（四）支援全国解放区的干部输出地
早在1945年8月，吕梁奉中央之命，抽调数百名县区干部支援东北。1949年，又抽调1087名区级以上干部赴陕西、青海、四川、湖南、湖北、福建等新解放区开辟工作。
六、党的重要领导和开国元勋在吕梁
（一）红军东征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秦邦宪）、李富春、王稼祥、林育英、林伯渠、凯丰（何克全）、邓发、叶剑英、杨尚昆、黄克诚、陆定一、李涛、刘晓、叶季壮、杨立山、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罗荣桓、邓小平、徐海东、周士第、郭述申、冯文彬、程子华、宋任穷、刘志丹、唐延杰、裴周玉、伍晋南、阎红颜、蔡树藩、杨 森、杜平、萧劲光、甘渭汉、谢嵩、朱理治、陈赓、杨成武、杨得志、耿飚、谭政、刘亚楼、肖 华、邓华、陈光、彭雪枫、舒同、王平、贺晋年、张明先、毕士悌、周碧泉、田守尧、崔田民、钟伟、罗瑞卿、陈士榘、张云逸、李天佑、李志民、毛泽民、李克农、张爱萍、张经武、贺子珍、蔡畅、苏振华、杨勇、黄永胜、王首道、伍修权、宋时轮、陈奇涵、刘震、杨至成、韩先楚、周桓、赵尔陆、唐亮、张震、刘华清、胡耀邦、叶子龙、曾希圣、黄镇、张纯清、童小鹏、陈漫远等。
（二）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关向应、林彪、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聂荣臻、彭真、藤代远、陆定一、杨尚昆、陈光、吕正操、萧克、周士第、甘泗淇、彭雪枫、陈赓、罗瑞卿、蔡畅、徐特立、肖华、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张平化、王震、南汉宸、程子华、续范亭、罗贵波、陈士榘、傅 钟、杨勇、贺炳炎、王尚荣、宋时轮、廖汉生、韦国清、杨得志、王近山、王首道、薄一波、安子文、习仲勋、黄骅、黄镇、朱辉照、陈漫远、顿星云、黄新廷、杨秀山、王恩茂、王尚荣、余秋里、旷伏兆、张仁初、姚喆、王秉璋等。
（三）解放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任弼时、董必武、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尚昆、谢觉哉、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习仲勋、李井泉、吕正操、林枫、周士第、许光达、陈 赓、谢富治、甘泗淇、张稼夫、王震、张宗逊、李 涛、戴镜元、王诤、帅孟奇、徐特立、胡乔木、续范亭、陈漫远、张子意、罗贵波、彭绍辉、解学恭、王树声、文年生、王新亭、朱辉照、杨秀山、黄新廷、顿星云、余秋里、王明、康生、陈伯达等。
七、革命战争年代吕梁民众牺牲和参军人数
（一）牺牲人数（仅据抗日战争时期不完全统计）：伤亡103900余人，其中牺牲和惨遭杀害23407余人。
（二）参军人数（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东征时期为3000余名；抗日战争时期为5.4万余名；解放战争时期为1.5万余名；抗美援朝时期为3800余名。合计为7.6万余名。
八、“吕梁精神”作为中共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吕梁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调研，第一站直飞吕梁。总书记对吕梁人民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强调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总书记对“吕梁精神”的形成和所应产生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使380万吕梁人民增添了无穷干劲，受到了巨大鼓舞。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目前，市委正在组织专家对吕梁精神的内涵进行进一步论证。吕梁精神与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太行精神等一脉相承，接力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完整的精神谱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好红色革命基因，大力宣传和弘扬吕梁精神，凝心聚力，努力建设好美丽幸福吕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