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的根本价值在于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胡献忠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作为强政治性的群团组织，中国共青团在百年间经历了组织形态、制度安排、机制流程等诸多演进与变革，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其价值取向，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接续奋斗，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努力。以此为基点研究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变迁，就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群团组织发展的核心要义与基本逻辑。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青年团，党与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同其他政治组织一样，中国共青团诞生不是一些年轻人突发异想搞出来的，而是有其深刻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共青团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下创建的。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就在各地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辅翼。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上专门研究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随后，中国共产党指导召开团一大，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是在民族命运大决战的壮阔背景下，由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任弼时等直接指导下完成的。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章宣示：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为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由此可见，不论是早期各地青年团的筹建，还是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以及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力倡，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实施的。这一史实充分说明，建立青年团这一青年人的先进组织，不仅在革命年代能起到唤醒、动员广大青年的作用，而且在夺取全国性胜利之后的国家建设中同样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最大程度上把各界青年凝聚起来。在实际行动中，中国共青团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从1923年到1934年间，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与团中央共联合发文38次，其中1925年达11次之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团关系进入制度化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党中央转发团中央的报告一年总有七八件，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登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和专论，一年也有五六件，充分体现了共青团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党的五大开始，六大、八大、十二大及以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均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关系作为专章阐述。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青团紧跟党的步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锐意进取，不断适应全球化、网络化、新型工业化带来的诸多挑战，创新党建带团建的新形态，续写党团密切关系新篇章。

鉴于共青团与党的高频次互动，1957年5月，邓小平强调：“党现在是执政的党，团也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而且应当同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四十多年之后，2002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共青团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共青团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尽管青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充当先锋角色这一定律是毋庸置疑的，但百年来作为先进青年集合体的共青团不仅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单兵突进，而且恰恰相反，它是在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的。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事业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一部中国共青团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懈奋斗的历史。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青年才能朝着正确方向奋勇前进，中国青年运动才能寻到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共青团的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共青团的行动必然。这一历史经验的获得并非一帆风顺。大革命时期，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了脱离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作风。1927年11月，时任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团中央扩大会议上清醒地指出，先锋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主张，其结果只能是削弱无产阶级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共青团应该毫不动摇地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同年12月，任弼时起草以党中央、团中央名义联合发出的通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团关系，要坚决反对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代替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坚持认为团“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重建青年团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告诫道，如果重建青年团，要防止重犯“先锋主义”“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1958年7月，邓小平严肃指出：“先锋主义就是脱离党的领导”“要教育青年永远跟党走。只要跟党走，就不会犯大错”。八个月之后，1959年3月，邓小平又特别指出：“共青团犯一千条错误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条错误不能犯，就是脱离党的轨道”。进入新时代，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引用邓小平的告诫，来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在百年奋斗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也时常反思对共青团的领导方式方法。1927年5月，中共五大检讨“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妨害团的工作（如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因此“今后党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写道：“经验证明，青年团工作能否获得健康的发展，首先是取决于党的领导。但必须指出，至今仍有部分党委——主要是部分地委、县委及区委对青年团工作的重要意义，尚缺乏深刻的理解”。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党的群团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党的群团工作的领导”。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青团健康成长的根本保障，“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是中国共青团始终发扬的优良传统，“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是中国共青团最大的政治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第三，“助手和后备军”是中国共青团鲜明的政治定位和根本价值所在

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风云和政治社会局面，只有厘清历史大势，定位准确，才可能保持旺盛生命力。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十八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功能的角度是这样，从组织成员成长的角度也是这样。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的主要职责，正如邓小平所讲：“在党的领导下，有些事情要由党做，有的要由共青团做，有的由政府做。……团要经常把青年温度的高低告诉党，……所谓助手也主要是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如何服从党的领导，当好助手，团中央形成如下共识：一是认真地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并把这些方针政策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二是不要过分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而要切切实实地尊重各地党委的领导；三是每个团委要切实服从党委的整个工作部署，特别要服从党委的中心工作，在党委的整个意图下，参照上级团委的工作方向，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四是团委不懂的东西，要随时向党委请示。1978年之后，共青团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党政工作中心，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忠实地做好党的助手。

广大共青团员是中国共产党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这是共青团作为后备军的功能之一。建党、建团初期及大革命时期，党团工作是糅合在一起的，党员、团员的区别是较小的。很多早期党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且，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秘密的，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常常以团的名义出现。1924年6月，党中央、团中央就团的青年化问题联合发出通告，命令地方党、团共同组成审查委员会，在三个月内超龄团员尽量加入党组织。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优秀团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1949年青年团重建到1957年，共200多万名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1978年到1982年四年间，加入党组织的团员有270万人。为了更好地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1982年团的十一大将这项任务写入团章。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转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认真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报告》。1992年7月，中组部和团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使共青团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1982年到2008年，通过“推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团员将近2000万。2019年9月，团中央出台《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指出团的基层组织应当把“推优”作为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认真落实“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发展团员入党一般应经过团组织推荐”的要求。

包括团干部在内的广大青年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早期，很多青年团的负责人本来就是党的负责人，比如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以及旅欧的赵世炎、周恩来等。还有的一开始是在青年团任职，后来成为党的干部，比如任弼时、关向应、邓颖超、博古、凯丰、陆定一等。在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来源最初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后来大多从军队和农村提拔党的干部，其中包括录用青年团系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和农民。在解放战争中建立青年团的目的，“主要是学习，但也不限止于学习，要在各种运动中起作用，训练团员的目的即是将来当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党对团的思想、政治领导，使团充分发挥其作为党的后备军的作用及使团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向党和国家输送干部”。1978年12月之后，中共重新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导向，录用干部以“四化”为标准，初级干部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共青团干部则成为党政系统重要的后备力量之一。

从党的政治文本和制度设计上，一直贯穿着一根红线，即把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优秀青年、包括团干部在内的青年干部视为助手和后备军。从文献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数都会强调青年和青年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提出两个“源源不断”，一是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二是要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为党培养好、凝聚好优秀青年人才将是迈向新征程上共青团始终不变的根本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