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悬崖村”到底有几多?“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揭开传闻与“标签”,走进真实的凉山
认识大凉山,并非一件易事。说她美丽、富饶,说她贫穷、落后,似乎都对。
四川省西昌市邛海边,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内,矗立有一座巨大的雕塑,姑且把雕塑叫《绳索》。
雕塑前一块石碑上刻着4句话:“一根粗大的绳索,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个觉醒的过程,一个崛起的时代。”艺术家的设计和4句注释,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说起大凉山,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在人类学家眼里,她曾经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在文化学者眼里,她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
喜欢旅游的人,对大凉山更熟悉。在他们眼中,凉山有热情奔放的彝族火把节,有美丽的邛海、仙境般的螺髻山、浪漫的泸沽湖,还有名列“世界十大大峡谷”深度之首的大渡河大峡谷,更有令国人自豪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但对那些不熟悉大凉山的人来说,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中常见的“悬崖村”“人畜共居”“吸毒”“辍学儿童”等标签,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端落后的印象。
拨云见日,让我们走进真实的凉山。
“悬崖村”到底有多少?
传闻:说起大凉山就想到“悬崖村”
实情:“悬”不“悬”没有界定标准
这是一道选择题。回答“有”或“没有”,似乎都正确,也都不正确。
先说说“有”的正确性。
四川盆地周边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不仅是“蜀道难”的主要分布区域,也是四川四大连片贫困地区。
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分布着大量的高寒山村(媒体又称“悬崖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这些高山村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云朵上的村庄”“高山贫困村”“绝对贫困村”“极端贫困村”等。
近两年,媒体集中报道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昭觉县的阿土勒尔村,并形象地称它为“悬崖村”。
一段时间里,一说到“悬崖村”,人们自然想到昭觉县的这个村；一说起大凉山,人们习惯性地联想到“悬崖村”。
从新版汉语词典和字典的文字解释看,似乎说“悬崖村”也有点靠谱。近两年,大凉山昭觉县、长江三峡、太行山等媒体报道过的村,的确又高又陡,符合“悬崖”这一词义,称“悬崖村”也不算错。
由于悬崖没有高低标准。在中国西部、中部的大山区,这样的高山悬崖村更不少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悬崖村很多,大凉山的悬崖村也很多。
再说“没有”的正确性。
没想到的是,尽管各地都承认有高山村,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各地山区县采访高山村时,除了昭觉县承认这个“悬崖村”外,各地均异口同声否认:“我们这里没有悬崖村。”
因为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昭觉县“悬崖村”,提高了阿土勒尔村的知名度,带来了社会和政府的大投入,好处多多。而其他地方之所以一概拒绝承认,因为“悬崖村”成了负面、落后的代名词。
凉山州交通系统一位干部说:“什么叫悬崖?没有标准,也不是交通术语。”
“悬崖村是个特例,是媒体加工的特例。四川有多少悬崖村?没有数据,因为没有对悬崖和悬崖村的界定。”四川省公路局几位专家明确指出。
其实,不管叫“高山村”还是“悬崖村”,它们就在那里。从精准脱贫角度讲,它们不仅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基层干部签下“军令状”必须限期攻克的“堡垒”。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四川基层干部认为,是否叫“悬崖村”不可怕,关键是要战胜“思想上的悬崖”,消除等靠要思想。只要打破畏难情绪,就能攻克“堡垒”,实现精准脱贫。
“人畜共居”咋回事?
传闻:门前一堆粪；墙上不开窗
实情: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
“门前一堆粪”“人畜共居”“墙上不开窗”,这曾经是大凉山高寒山区群众上千年的居住习惯,也曾是大凉山区给外界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的强力推进,这种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探究“人畜共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地用彝族群众素质低来片面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乌尼乌且曾告诉记者:“关于人畜共居,是为了安全,是迫于无奈,是出于习惯。奴隶主把奴隶与牛羊关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财产。”“过去不开窗户,很简单,高山上要避寒,没有玻璃,哪能开窗?”
“混居有历史原因,在高山上住一起可防冻,防盗。”凉山州民宗委一位干部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过去搞移民搬迁、“三房”建设,乃至这几年搞的彝家新寨、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都是为了解决人畜混居问题。
彝族学者阿古扎摩撰文指出,彝族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彝族人称自己的财产为“直渣”,意为钱粮,“直”主要指马、牛、羊、猪、鸡。“因此在修建住房的时候,就统一把牲畜圈和居住房合为一体,以便于住守和管理,并非不讲卫生。”
追赶现代文明,凉山人一直在努力。
首要的有效办法就是住房改房。州扶贫办原副主任胥国荣曾告诉记者,1982年,一位中央领导来凉山后,首次开始了住房改造。1993年,另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后,首次提出“人畜分开”等基本标准,连续搞了7年的住房改造。从2003年至2008年的三房改造扶贫工程,累计改了8.5万户。从2009年开始,有14万多户列入了“三房改造”计划。
尽管这几次的标准都太低,但却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
经过多轮扶贫攻坚,加上本轮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易地扶贫搬迁”措施,凉山彝族群众已经同步跨上了脱贫奔康的快车。
根据记者这几年的实地调研,说“人畜共居”在大凉山区已基本绝迹,并不过分。完全可以相信,到2020年,彻底告别“人畜共居”绝对有把握。
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正在建设家乡的当地群众奋力抬电线杆,向山顶的二坪村攀登。新华社记者 蒋作平 摄
“洗洗手”也叫革命?
传闻:“凉山老百姓有很多陋习”
实情: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生活细节
没错,同大凉山高寒山区的“住房改造”一样,这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运动,也是最精准的扶贫措施。
有了好的住房,才能具备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物质条件。
凉山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从东到西是一条条高高的大山。山水阻隔,加上历代战乱、家支争斗、民族隔阂,大凉山就是这样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极端封闭社会。
1956年1月,老红军、副州长王海民在凉山州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举铁锤砸锁链,象征凉山民主改革正式开始。
50余万奴隶(其中锅庄奴隶近6万人)得到解放,100%的翻身奴隶和80%以上的劳动人民拥有了土地、房屋、牛羊等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58年3月,民主改革取得胜利,标志着凉山奴隶制社会的终结。
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夜翻身,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并不代表社会文化的全面提升。
彝族学者巴且日火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千年”的结果是,还未能完全舍弃旧传统文化的行囊,行走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感。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等撰文指出:“民改时彝族人口达100万,如此之多,但没有自己的集市贸易……无城无市(封闭)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引导彝人从贫困走向贫困……这就是历史上覆盖凉山彝族整体贫困的帽子。”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扶贫,部分群众解决了低标准的“酸菜土豆”型温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畜混居现象依然存在。省民委一位干部说:“老百姓有很多陋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不洗脸、不洗手。”
1997年,国家民委一位副主任实地察看后评价:“这是原始贫困。”
1989年,记者遍访大凉山,仍然是极端贫困。美姑县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已在寄宿制学校中推广三洗,即洗手、洗脸、洗脚。但都比较困难。”
而“不洗手、不洗脸”与其说是“落后习惯”,毋宁说是生活条件极端落后中慢慢形成的。
凉山州彝族学者罗洪兹格曾撰文指出:“饮用的水不是坑积水、就是到几里外去背的水。用水难、饮水难,迫使村民难以讲究个人、家庭、环境卫生,因此,贫困和疾病相依相伴。”
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本轮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中,凉山州把扶贫攻坚的部分内容形象化为“三建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池；“四改”即改水、改厨、改厕、改圈；“五洗”即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州内有的单位还称这是“四改革命”“五洗运动”。
这一次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步跨千年,真的是在拼命补千百年来欠下的课。凉山州把“五洗”作为“养成好习惯”的重要内容,说明“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细节上。
“辍学儿童”有那么多吗?
传闻:凉山“辍学儿童”很多
实情:已经没有因贫辍学现象
答案很简单:过去很多,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人说,四川在凉山州实施“一村一幼”以来,凉山州农村幼教点的密度,已超过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实属创造了解决“上学难”的奇迹。
教育状况是反映一个区域文明、进步、开放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的尺度。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曾撰文回忆:“解放以后出生的凉山彝区儿童,最早接触且接触最多的汉人当属教师了,这些教师虽然不懂彝语,但从他们的温和的眼神、亲切的笑容中,孩子们分明感受到了他们并不像父辈所描述的那样,是穷凶极恶、专割小孩耳朵的坏蛋。相反,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并且似乎无所不知。”
有“人类文明工程师”称号的教师,在今天的大凉山,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播文明。不仅教孩子们洗手、洗脸、刷牙等卫生习惯,还传授爱党、爱国、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5岁的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咏翰,到普格县中学报到,看到的是勃勃生机,“真的没想到,这里的硬件教学条件,一点不比内地城市中学差。”李咏翰说。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普格县中学师生与相隔500多公里外的名校——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实现了同步直播上课、教师同步备课办公。“借助‘智慧云’,名师搬到了彝区课堂,偏远、闭塞的民族地区孩子,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李咏翰说。
四川把教育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凉山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7年底,3000余个幼教点遍布全州。凉山州在园(班)幼儿24.34万人,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83.35%；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76.23万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9.54%、93.17%。
凉山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李涛说,不仅全校无因贫辍学现象,而且学生有明确的就业方向,能起到“一人读书就业,全家脱贫”的效果。
“短期扶贫靠产业,长期要靠教育。”布拖县副县长比布有打告诉记者。在2014年四川省两会上,他呼吁在凉山州全面免除3年幼儿保教费和3年普通高中学费、书本费,如今已成为现实。
“教育会改变70后、80后这代人的后代,使后辈人文化素质得到整体提升,他们会成为未来凉山发展的希望。”比布有打坚信。
“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传闻:吸毒贩毒重灾区,艾滋高发区
实情:源头“治毒”成效突出
答案很肯定,过去不仅有,还曾经很厉害。但据记者眼见为实,现在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21岁的小伍(化名),家在昭觉县竹核乡的木渣洛村,是曾经的吸毒、贩毒重灾区,也一度是艾滋病高发的地区。
小伍从四川眉山市卫生职业学校毕业,目前一边在昭觉县城的一家诊所打工,一边为考取护士从业资格证书而努力。她说,选择学医跟她童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竹核乡“毒情”最严重的时候。小伍的姑姑和父亲都染上了毒瘾。姑姑的身体越来越差,10年前就去世了。长大后才知道,夺走姑姑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家人的离去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触动,小伍的父亲痛下决心,戒除毒瘾。
就在他父亲暗下决心的同时,一场全民动员的禁毒斗争也在凉山打响。
今年50岁的王洪来自距木渣洛村20公里的城北乡古都村。他14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打工,后做起皮毛、药材生意,成为村里“最会找钱”的人。
而此时的老家古都村,一些人染上了毒瘾,还有一些人在高额利益的诱惑下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
眼看着被海洛因荼毒的村庄越来越萧条,王洪眼里常常涌出泪水。
2005年,王洪思量着给吸毒的年轻人找条正道走。那一年,他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预备党员,两年后高票当选村支书。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场民间“禁毒运动”。他召开了禁毒大会,召集村干部和有威望的老人,制定了村规民约。
他们组织人员晚上搞突击检查,发现吸毒、贩毒的马上向警方举报。他还请来“毕摩”,用古老的方式“治毒”。
凉山州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凉山正把禁毒工作,作为事关凉山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抓,禁毒工作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进重点整治地区“去标签行动”。
2017年,凉山对外流贩毒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派出了15支小分队赴全国重点地区协作整治清遣外流贩毒人员,协助破获毒品案件202起,打处犯罪嫌疑人277人。
如今,凉山州全面开展了禁毒“五大行动”:破案攻坚、外流贩毒整治、堵源截流、收戒转化、预教管控。
民间的禁毒工作也毫不松劲,目前像古都村这样的民间禁毒协会,已经覆盖昭觉县271个村,参加协会的家庭达到9.6万户15.2万人。
彝族著名学者张明评价说:“现在凉山彝区各级政府全力以赴解决这一致贫的病根,特别是利用彝族家支的自治功能对吸贩毒问题进行防治,并在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了家支的禁毒任务,做到家族内部人员无参与贩毒、种毒、制毒现象。这是从源头上治理,成效非常突出。”
凉山在小康路上会不会掉队?
答案很肯定,不会。不仅不会掉队,而且一定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最大的理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当地头领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给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
解放后,特别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彝族代表伍精华以《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飞跃》为题作大会发言,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赢得全场代表雷鸣般的掌声。
几十年来,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恢宏诗篇。
2014年,随着精准扶贫在全国全面启动,一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凉山大地展开。“开局就是决战,上阵就要冲锋”。在大凉山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着“千年巨变”。
喜德县阿吼村,年近八旬的阿说牛牛老人,在看到政府为她修的新房后,高兴得落泪。她拉着第一书记王小兵的手说:“如果阿妈还在,我一定要把满柜子的腊肉和大米送给她吃!告诉她现在过上了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小兵告诉记者,这个高寒山区村已于2017年整村脱贫。这两年,20多位姑娘嫁进了这个山村。村民们摈弃陈规陋习,过上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新生活。
在凉山州,“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场景到处可见。全州9000多名帮扶干部、2497名第一书记、280名禁毒防艾和计生专职副书记扎根一线。
据凉山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王永贵介绍,2012年全州贫困人口达94万,约占全省贫困人数的13%。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国家、省级部门加大对大凉山彝区的投入力度,中央、省上财政投入比例每年增幅都在50%以上。
王永贵告诉记者,从2013年至2017年底,全州5年内完成了44万人的脱贫任务。仅仅两年多,“彝家新寨”就让10余万户村民搬入新居,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也达到10.16万。
他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干部用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2018年起,未来3年,凉山州有信心完成11个国贫县的摘帽工作。”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陋习宣战,从住房革命、厨房革命到厕所革命,凉山州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精准脱贫的主战场。这些攻坚战,越往后越艰难、任务越艰巨。要获全胜,还有很多堡垒需要攻克。
全州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94.2万人减少至49.07万人,全州贫困村从2072个减少到1118个,其中深度贫困村从1350个减少到1002个。这意味着,下一步需要脱贫的高达49万多人,大多数居住在海拔更高、生产条件更差的高寒山区,脱贫奔康的难度更大。而后面的1118个贫困村,就有1002个是深度贫困村,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是深度贫困村,难度更大是不言不喻的。
既然是深度贫困村,作为扶贫的生命线——公路建设,就成为更硬的硬骨头。特别是大渡河、金沙江两岸的高山村,几乎大多属于媒体所称的“悬崖村”。修路难,修好路后保通保暢更难。据2017年6月的一份材料显示,在四川彝区还有9个乡、24个建制村不通公路,有101个乡镇、1981个建制村不通油路或水泥路。要限期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另外,当地政府也清醒地提出,要“看得见”的贫困与“看不见”的贫困一起抓,治愚治毒治病治超生“四治并举”。这些哪一项都不轻松。
首先,贫困程度差不多的山区群众,也就因为收入多几块钱,或多养一只鸡一只羊,没有评上贫困户,这就是“临界贫困户”,这部分群众在大凉山估计也有好几十万。他们没享受到一系列扶贫政策,但他们也必须同步奔小康,这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需要继续解答好的“考题”。
还没有养成、还正在养成好习惯、好风气的群众,这属于精神贫困,也就是看不见的贫困,这既离不开贫困户自身物质条件基础,也离不开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大环境,也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经历了最痛苦的自我革命之后,获得的必然是最伟大的重生。签下的“军令状”,基层干部信心满满,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一定能啃下,凉山彝族人民在小康路上绝不会掉队。（记者 蒋作平、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