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所在的谷地，相对宽阔，在谷地的口部和末端，均有相对完整的耕作空间。尤其灵隐谷地的口部即今天白乐桥一带，平地开阔，适合人类聚居与耕作。
天竺的谷地，是一个狭长的袋形谷地，除了一溪一路，山谷间平地不多，难以形成大型聚落及进行较大规模的耕作，其地形更适合修道，因此后来所建的上、中天竺都在此谷地依次铺陈。
两片谷地各自汇水成溪，两条溪在飞来峰东北侧汇集成一条，其处有合涧桥。桥前原有二寺门，即灵隐与天竺共用的山门。
▲《水经注》载：“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山下有钱唐故县。”钱唐县的早期县治在灵隐一带，是以慧理建寺时所择之址是人口相对集中的所在。随着钱塘江水道的变迁，现在城区的冲积平原逐渐稳定，才移治到凤凰山麓，时间大约在南朝至隋（5 世纪－7 世纪初）期间。杭州城成型之后，灵隐成为了城市外围的“山林寺院”，西湖在杭州城与灵隐寺之间。自城内至灵隐最近的步行路线是沿西湖北缘往西，穿过金沙港一带到达灵隐。
由于人口和土地的限制，从东晋到隋代，杭州西湖周边新建佛寺的记载很少。隋时真观法师看中了翻经院的位置，扩建为南天竺寺。同样在隋代，中印度僧宝掌来到杭州，选择天竺谷地的中间位置开辟了中天竺。二寺与灵隐寺聚合在一起，一个小型的寺院组团才开始形成。
▲城市建立之初，恐怕精力和财力都无暇顾及信仰。唐代的西湖除灌溉外，开始具备初步的景观游憩功能。在西湖北侧行走，一侧有湖，一侧有山，是一条城郊景观之路。唯独走到洪春桥（行春桥）以西，仍是山间野地，至唐开元（713 － 741）始辟出一条名为“九里松”的香道连接西湖与灵竺（行春桥至灵隐），完全贯通了杭州城与灵隐之间的景观线路。《西湖游览志》这样描述：“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达灵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袁仁敬守杭是在开元十三年（725），正值“开元全盛日”，财力上能够支持衣食以外的精神需求了。
西湖北线香道的形成，为后世“钱塘门外香篮儿”的进香盛景搭出了框架，众多佛寺沿此香道建立或发展壮大。自钱塘门而西，今天尚存遗迹的有昭庆寺、大佛寺、智果寺、玛瑙寺、招贤寺、凤林寺、玉泉寺等。九里松沿线的佛寺今多不存，但历史上大都辉煌一时。如曾“巧丽冠于诸刹”的集庆寺，与集庆寺同列“教院十刹”、曾“饭僧至三千人”的普福寺，宋高宗赐额题诗的圆觉天台教寺等。作为香道的终点，灵隐一带佛寺也逐渐丰富起来。
唐末，灵隐寺靠民间募资在北高峰顶建佛塔一座，使杭州城的人往西一望便能看到佛国所在。唐李绅《杭州天竺灵隐二寺》诗之二曰：“近日尤闻重雕饰，世人遥礼二檀林。”
▲最为重要的是，五代天福年间（936 － 942），高僧道诩在天竺谷地尽端下结茅，刻造观音像，开创了“观音看经院”，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上天竺”。由于看经院的观音圣像在北宋时祷雨屡验，受到官方推崇，使上天竺得以“灵感观音”名世。北宋以来，又被不断扩建中兴，使之在天竺三寺中后来居上，成为宋元时代全国观音信仰的中心，殊荣无尽。从此，“灵竺”并称，蔚为佛国。
▲经理梵刹缀湖山 翻阅杭州佛寺的历史会发现，许多佛寺的建立或兴盛都与十世纪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907 － 978）有关。五代十国之中，北方政权更迭频仍，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以限制为主，而南方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吴越国王族对佛教的虔诚在南方诸国中比较突出，宗教成为国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财力上对佛教的扶持力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王族的态度引起上行下效，为佛教在吴越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吴越国时期，江南地区大量佛塔被建造。留存至今的著名佛塔，如上海龙华塔、苏州虎丘塔、湖州飞英塔、杭州六和塔、温州江心屿东塔、临安功臣塔等均为此时所建。文献中称，由吴越王建的佛寺仅在杭州便有二三百座，历任吴越王几乎都有参与建寺。吴越国时期建立的佛寺，搭起西湖群山中佛寺组团的基本框架，成为后世杭州佛寺的基底。此时西湖的景观意义已较唐代更进一步，所建佛寺除了宗教因素之外，也充分考虑到佛寺点缀湖山的景观因素，乃至对于湖山间整体景观界面的控制也作了一定的考量。
两宋时在西湖上所见的四塔就是在吴越国时期成型的。自西湖东侧西望，湖西群山中南高峰和北高峰两峰相对高挺特出。唐末在北高峰顶建有一塔，吴越王钱镠、钱弘俶都有重修。南高峰塔建于五代晋天福年间（936 － 942），有文献指为梵僧所建。二峰加二塔至南宋被纳为西湖十景之一——两峰插云，是十景中的远景。
▲从实际景观感受来看，南高峰顶海拔 257 米，北高峰顶海拔 313 米，双峰相对于西湖的地理位置，以湖心亭为中心，北高峰在其正西方 4 500 多米，南高峰在其西南向 3 400 多米。从湖上望两峰两塔，基本上都是相对均衡的观赏点。
到钱弘俶执政时，王族吴延爽在西湖北侧东缘的宝石山上建起保俶塔。太平兴国二年（977） ，钱弘俶在西湖南侧的夕照山上建雷峰塔，二塔南北相对，成为后世“雷峰似老衲，宝石如美人”的景观载体。
与南、北高峰二塔不同，雷峰塔和保俶塔选址相对较低，但与湖面迫近，二塔既能各自成景，又各自与湖面上其他三塔形成近——中——远的三层景观关系。当观赏点靠近雷峰塔时（如吴山顶），雷峰塔为近景，对面的保俶塔为中景，两峰两塔为远景，反之亦然。
湖上四塔，原均为砖芯木檐的楼阁式宝塔。南北高峰二塔现已不存。保俶塔经多次重修后，现存砖塔。雷峰塔在 1924 年倒塌后，于 2002 年重建，重建的雷峰塔体量较旧塔有所放大。是以湖上景观在各个时代都有差别。
▲吴越国时期建设佛寺的同时，客观上开发了西湖周边群山的景观，为后世对西湖群山的游览开辟、梳理了基本游线。以南高峰为例观之：
南高峰在西湖群山中相对险峻。明王谷祥《记法相寺宗慧大师碑》中说：“杭州西湖之南，山最胜处为南高峰，其阳则岩峦洞壑，奇绝诡丽；其阴则群山迂回，壁石险峭。”今天主要的登山道路与历史上基本一致，来自满觉陇路（山阳一线）和法相巷（山阴一线）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上最初建立的佛寺是山阴一线的慧因寺，位于南高峰登山道的山脚下，寺前有慧因涧。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建。其后是法相寺，位置高于慧因寺，建于天福四年（940），为吴越王礼天台僧法真而建，时为钱元瓘执政时期。法相寺的建立与南高峰塔在同一时间段。按理建塔这样的事情吴越王不会不参与，但文献指塔为梵僧所建，主要参与募资者是比丘尼道圆。因此，最有可能情况的是，建塔发生在 941 年前后，即钱元瓘逝世，钱佐以 13 岁的年龄即位之初。法真于天成二年（927） 入杭，乾佑四年（951）在法相寺归寂，他应该也是南高峰建塔的见证者之一。慧因、法相二寺之间有六通寺，为吴越王钱弘俶在乾佑二年（949）建。
▲山阳一线分布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天然岩洞，自下而上为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
最早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是烟霞洞。大致说开运元年（944），僧弥洪在洞口结庵，遇仙人指点发现洞内刻有六尊罗汉像。不久后弥洪逝世，吴越王钱佐梦到僧人对他说“吾兄弟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其聚之”，于是钱佐在烟霞洞补刻了十二尊罗汉，合成十八。但这时只有石刻造像，建寺则在广顺三年（953），由钱弘俶完成。
水乐洞，洞内有泉水汩出为溪流，水扣石壁如天然琴声。洞口有西关净化院，系开运年间（944 － 946）吴越王钱佐所建。石屋洞，“洞如屋，高畅虚明”。
石屋洞亦建有佛寺，《咸淳临安志》载为“广运中，吴越王建”。吴越国一直采用中原政权的年号，唯一能与吴越国时代对应的“广运”（974 － 979）是北汉政权年号。如无误，可能是最初记录者失察后又被《咸淳临安志》续录了，其时为钱弘俶执政后期。
吴越国时期对南高峰开发的基本时序是从峰东北侧（山阴）的山脚下往山顶，再从山顶往东南侧（山阳）的山脚。之所以从山阴开始，是因为那一侧靠近西湖。吴越国统治者兴建佛寺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西湖为中心，由近及远的景观梳理过程。
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并利用自然景观资源，使之与佛寺相结合，最终造就了杭州佛寺融于山水环境，富有林泉洞壑的特质。
▲妙造林泉在幽谷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杭州佛寺受帝王将相礼敬布施，一方面获得了财力上的支持，花费用度宽裕；另一方面，以近水楼台的原因，杭州一些大型佛寺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南宋后，帝王将相的直接布施锐减，佛寺的主要经济来源转向平民阶层。宋亡以后一段时间，杭州佛寺在宗教发展上仍可视为南宋的余响，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远离，宗教上终难与此前相媲。同时，佛寺格局到明代以后也逐渐定型，从宗教出发在建筑上的创造性减弱。杭州佛寺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坐拥湖山胜景。为了争取世人青目，佛寺建设纷纷从“名胜”角度下足工夫，促使杭州佛寺在理景方向上进一步发展。
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池，湖中有孤山和三岛。沿湖佛寺为因借湖山之胜，大多朝向西湖。沿湖诸刹有湖景可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