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逝世，我很难过。作为老朋友，不禁又想起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听到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的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早晨。那天早晨，新华社国际部当时的负责人拿着刚刚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兴冲冲地走来请值班社长审发已经编好的关于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闻。值班社长边看稿边和国际部负责人议论着什么叫“宇称守恒”，什么叫“宇称不守恒”。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在大洋彼岸推翻宇称守恒定律，并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经由新华社播发后，传遍了全中国。过后，怀着一种敬慕和好奇的心情，我反复研读了1957年2月23日新华社发表的这条电讯：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56年夏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授李政道和普林斯顿研究院中国教授杨振宁在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3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微观世界的一条基本物理定律——“宇称守恒定律”，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间以及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下，是不适用的。这个定律只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才是正确的，过去把它看作普遍的定律，把它推广应用到弱相互作用下是错误的。“李政道和杨振宁是谁？他们是怎样做出这项重大成就的呢？有什么机会能让他们谈谈成功之路，谈谈他们的甘苦，谈谈他们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自从听说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后，我不禁萌发了上述念头。然而，沧海茫茫，岁月悠悠。我希望见到大科学家的愿望在过了22年之后，我作为记者进入科技界采访以后才如愿以偿。
言传身教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采访时，该研究院的负责人吴塘对我说：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北京科学会堂刚开始的讲学，得到了研究生院内外的热烈反响，李政道为这次讲学做了认真准备。“你来得正好，你能不能采访一下李先生，写一篇报道？”吴塘问我。回到编辑部，我向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我准备花些时间到北京科学会堂采访，写写李政道这次讲学的盛况。经编辑部同意后，我便天天到北京科学会堂旁听李政道讲学，休息时与到会听讲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交谈，通过看和听，采访到大量关于李政道教授的情况。在长达7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天天座无虚席，不少人干脆挨近讲台席地而坐，后排座位上的人们则举着望远镜边听边看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在报告厅的地下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人们围着一台台转播电视机认真听讲。听讲的人群中，有李政道早年的老师、同学、好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年轻物理学家。采访中，听众们对李政道教授讲学的评价是：学识高深、方法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作为一位教授，他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时时都在关注着听讲人的理解程度。”采访中，大家都认为，李政道教授的讲学博得一致好评不是偶然的。他每天讲3个小时，可是备课要五六个小时，有时讲得太累了，就手按着教鞭，把头伏在上面歇一会儿，有时讲得满头大汗，干脆把外衣脱掉继续讲。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强作用、弱作用的发展史，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课堂内外，听众们如醉如痴，进入到奥妙无穷的粒子世界。采访中，有人告诉我说，李政道在国外平均每年只讲28-30小时，这两门课一般要讲两三年。这次，他感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为了搞好这次讲学，早在一年前他就开始做准备工作，还给中国同行寄来了大量文献和书籍。外围采访进行得差不多时，我决定直接采访李政道。不料，他却把采访安排在了课间休息的短暂时间。那天，李政道显得很疲倦，他一面不停地往嘴里塞润喉片，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他谈了从1946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经过，还谈了和杨振宁教授的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经过。与此同时，我还跟随李政道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了解到他对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关切。1979年5月17日，新华社播发了我采写的这篇题为《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的通讯稿，过后，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中文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
CUSPEA 树木成林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曾多次参加李政道教授来中国的各项活动，也曾多次以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的形式，记述并报道了他的讲学、为中国培养研究生、积极倡导并帮助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以及帮助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李政道教授对祖国的一片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复一年，李政道虽然远在海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1979年回国后，他听人说中国科技大学办了少年班，非常高兴。这一年的4月20日，他放弃了周末休息，专程从北京赶到安徽合肥，看望了少年班的孩子们。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多年来，李政道还坚持为中国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另一件是给中国培养科技人才。他说：“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牺牲些时间，甚至做些‘收发联系’一类的工作，也是值得的。”1979年他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就有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CUSPEA)的想法。他对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学生可以得到学位。如果同意派研究生，我可以帮助动员美国民间所有第一流的大学，让他们接收中国学生，资助和培养他们。”回到美国，他还在牵挂着这件事。当时，他虽然在美国教书、搞科研已有30多年，但始终没有做过招生一类的行政工作。一天，他把他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Sachz教授请来说：“请你谈谈美国各大学招生的程序。”听完了介绍，李政道说：“噢、这么复杂，我在美国教30年书，想不到招生手续竟然这么复杂！”思索半晌，他拿来一张纸，一边画格子，一边用英文写道：“这样吧，今天我为中国物理学生创造一个新的招生办法，不用考GRE、TOEFL，也不用先向招生处申请，这个办法的名字就叫CUSPEA！”在这之后，李政道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日夜张罗，自己花邮费、电话费，跟美国各大学的物理系联系，希望他们接纳并为中国代为培训科技人员。国内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愿意为他支付有关的费用，李政道教授都坚决地拒绝了。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为中国培养人才是有意义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各种手续办妥之后，他又亲自从纽约给正准备应考的同学们寄来了充满热切期望的信。他在信中，用工工整整的中文写道：亲爱的同学们：这次由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各大学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的大力支持，使CUSPEA的初步工作有了很好的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来美国后，请不必立刻定专业，除自己的兴趣外，将来的用处、国家的需要，亦请多加考虑。大体而论，做实验的应该远比念理论的要多。请你们进研究院，不过是学习的初步，得博士学位亦仅是就业的开始，这次你们考试成绩充分表现了中国的高等学院有很好的水准，而将来你们学成回国后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学和研究院的质量，使之超过世界水平的科学基础，工农业也可以随之发展。祝你们前途光明！李政道1980年12月13日李政道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倾力于为中国培养人才呢？1985年5月25日，在纽约，与中国研究生们相聚联欢时，他曾讲过这样一番话：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中国科学家必然是将来的主要人物。因此，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分享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相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的将来，就是世界科学的将来。互相帮助，就是帮助自己和帮助你们整个一代。你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的成功，则依靠你们这一代集体的努力。我在采访李政道教授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为了给中国培养科技人才，为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他虽然人在大洋彼岸，但他的心却始终记挂着中国的事情。1984年5月里的一天，李政道见了我。这时，经过几年的交往，他对我已经没有从前对新闻记者那样的“戒心”了，他像老朋友一样和我坦诚地交谈。在这次话题广泛的交谈中，他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留学的研究生的状况。他说：“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初，我答应办6届，总数共700人左右。现在，全中国规模的招生已经办了4届，在美国的已经有3届，共362位。在已经选定专业的285人中，从事新型材料、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大气物理、生物物理、医学物理、核物理以及半导体、磁性等有重大应用前景研究的有231位。其余研究生选定的专业，都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美国的科学家和教授们认为这批中国研究生的水平如何？”我问李政道。他脸上立即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主要是由于中国青年优秀。”“过去美国许多第一流大学的物理系中，都没有中国研究生，这是因为学校对中国学生的程度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这几年招收的中国研究生在美国的表现说明：第一，中国的青年是优秀的；第二，能训练出这样多高水平的学生，证明中国大学的水平是国际第一流的。现在，美国的大学对中国学生的优秀性已经没有怀疑，建立起了信任。”李政道边做手势边笑吟吟地说。他把这批将得到博士学位的青年比作苗木。但他认为，要使这些“苗木”成才，还得花力气。谈到这里，李政道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选择有优良条件的研究所和大学设立‘流动站’，每站有固定的人员名额，站员都是这些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好几个不同的（包括国内和国外）单位流动2-6年，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接触多方面的学者和多方面的工作，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和经验。然后，再通过国际水平的竞争，取得相对固定的职位。经过这样严格考验的人才，才能成为新一代科学技术的带头人。”
晓阳辐射科学光1988年的春天，李政道又风尘仆仆地归来了。5月26日，我在北京西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即将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再次采访了李政道。李政道身穿蓝色衬衫，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幅画给我看。画面上一个牧童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远方天空光芒四射的星云。原来，这幅画是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应李政道的要求，专门为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而创作的。我正在欣赏着画面并赞不绝口时，李政道对我说：“中国是以农立国的，牧童就代表了现在年轻的科学家。”他指着画面上的两行字，笑吟吟地对我说：“请你念念，我写了两句诗。”“牧童遥望求知切，晓阳辐射科学光。”我念完后，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李政道说：“艺术家们对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也寄托了很大希望，科学和艺术同样重要，为了中国同步辐射科学的发展，李可染先生在百忙中特地作画寄意，这是很可称颂的，我们已把这幅画挂在今晚招待会主席台的左边，画面上发光的星云很可能是北宋时期发现的超新星，也可能是今后的同步辐射光。吴作人先生也为另一个二维空间物理的讨论会创作了一幅极精彩的画，今晚将挂在主席台的右边，他的画巧妙地借用了中国古代太极图的构思，用艺术表达讨论会的主题，充满了高度科学动态的意境，对高温超导尤其恰当。我为他的画也拟了两句——太极古式成新形，阴阳二维解超导。”大家听后又笑了起来。李政道还告诉我说：“黄胄先生也为今年8月将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同样组织的‘粒子和宇宙学’工作讨论会作画祝贺，他的画将在8月份开会时展出。他的画是气势磅礴的天马行空图，充分展示了祖国科学家的前途。会后，这三幅画将在即将落成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大楼里悬挂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在这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工作会议。这个中心由李政道任中心主任，每年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分别邀请10位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在会上分别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前景，并和90位中国学者共同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为的是使中国的专家和学者能够迅速地站到研究领域的前沿，以便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