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刑”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是也,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
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是费尽心机的。
一般来讲,流放地必须是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被流放者产生相应的警戒、惩罚作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代的四大“流放”地,它们都是现在的哪里?
宁古塔:令人闻风丧胆
在清宫戏中,常常出现大臣犯了罪,被罚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永世不得入关的桥段。
那么,这里出现的宁古塔到底是哪里呢?为什么它会让人闻之色变。
清代的宁古塔其实有两个地方,相距25公里,分别称为“新城”和“旧城”。
旧城是当年努尔哈赤驻军的地方,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古城村。康熙五年,迁建新城于黑龙江省宁安市。
因此,宁古塔是关外的一片广阔区域,并不是一座塔。
“宁古塔,不见塔,三千里路暴尸寒。清朝四百年间,此地此名,谁不闻名丧胆?”
首先,宁古塔位于关外苦寒之地,清代流放宁古塔的人,很多都是南方人,有的甚至是一直过着书斋生活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年官员。
宁古塔地处偏远,流放犯人的交通工具又基本靠步行,因此对于自身素质差的人员来说,走到宁古塔和走到天边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宁古塔的自然环境恶劣。
曾经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写道:
“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最后,宁古塔当地的披甲人可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他们都是各民族的降人,地位低。流放的犯人如果成为他们的奴隶,就是食物链的底端。
崖州: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如今人人向往的海南三亚,也就是当时的崖州,是无数古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海南岛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流放地,是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与艰苦的生活条件分不开的。
海南岛是当时中央政府控制下离首都最远的地方,向有天涯海角之称,以至于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李德裕赋诗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至于生活条件,则更是恶劣。
以苏轼为例,其文集记海南风土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以至于“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苏轼以65岁老病之躯被流放到海南岛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生还。
以至于后来他活着渡海回来大陆时,都得意地赋诗“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岭南:著名烟瘴之地
岭南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以五岭为界与内陆相隔。
唐代以后,贬官多被发配岭南。岭南森林密布,瘴烟毒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谪至岭南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返回。
历史上被贬至岭南的文人中,最著名的当属大文豪苏轼了。
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
1096年七月,也就是苏轼来到惠州的第三个年头,当地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一时人死如麻,苏轼侍妾王朝云也染病而亡。
这位来自江南的女子,抱着对东坡的敬慕,毅然随行来到岭南,给这位迟暮老人以精神的慰藉。
如今“狂风卷朝霞”,朝云已逝,苏轼独自鳏居天涯,心境也更加悲凉惨淡。
不过,困境有时更能让人看透生命的真相,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如苏轼自己所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究竟能否安居于当下,关键不在环境的好坏,而在于内心的安定。
如今的岭南地区,早已摆脱古代蛮荒、落后甚至可怖的状况,成为了广东省作为开放、包容、富庶的代名词。
湖北房陵:最是王孙伤心处
房陵,今为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古代称之为房陵,位于鄂西北边疆要关,其地西通川陕,东达汉江,北至河南。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房陵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流放地之一。
从秦汉至唐宋期间,大量人员被流放于此,其中又以皇亲国戚和王侯将相为多。
据统计,先秦至明清以来,先后有23位帝王皇亲被流放至此,他们的身份多样,既有先王、王孙,也有许多流着皇家血脉的公主。
比如末代赵王赵迁、常山王刘勃(西汉)、唐中宗李显,等等。
以房陵为流放地,既便于统治者对流放人员的监管,又显示了统治者的宽容。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流放于房陵的人减少,房陵“流放地”身份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