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1834—1883），字观澜，蓟县人（今属天津市蓟州区），因迁居蓟东穿芳峪龙泉山下，故自署龙泉山人。
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咸丰五年（1855）中举，又于同治元年（1862）进士及第。后供职驾部，曾任兵部主事。精研性理之学，奉手理学大家倭仁。长于古文，效法桐城名宿方苞。更兼善诗词。不尚空谈，尤重躬行践履。与万青藜、崇绮、黄云皓、贵成等过从甚密。同治九年（1870）归隐乡里后，从事讲学，著书立说，更建义塾，兴义仓，并引导乡民树艺农桑，以振兴实业。当时，远近学子多负笈踵至，以致学舍人满为患，而名公钜卿亦闻风爱慕，往往争相举荐。李江一生著述宏富，现存有《龙泉园集》等。
同乡王晋之（1835-1888），字竹舫，晚号问青山人，与李江交游最密，两人亦师亦友。
王晋之于咸丰五年（1855）中举后，曾受李鸿章聘，主持天津广仁堂。此外，还曾在乐亭、昌黎等书院讲学。他不仅长于诗文，曾入探骊吟社等，与京师宗韶、陈宝琛等颇多酬答，且书画皆擅，名重一时。同治十年（1871）时，王晋之追随李江，携家同隐于穿芳峪，建问青园。其为学，则与李江相近，议论平实，而多有会通，更能发其师倭仁所不能发。又反对空疏之学，而重农田水利，主张士与农合，故于理学之外，对于农桑、水利等多有实践，所撰《山居琐言》《沟洫私议》等均影响甚广。在教育思想、制度和教学方法方面。多独有见解，其著述留存至今者，主要有《问青园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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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屏则是两人的高弟。李树屏（1846-1903），字小山或作筱珊，号梦圆，别号李髯，也为蓟县穿芳峪村人。
受李江和王晋之的影响，李树屏刻苦为学，擅长古文，诗词亦俱佳，而不以举业为念，安贫乐道，一生践行师辈所谆谆告诫的“耕读结合、士农合一”理念。后因家贫，除在家耕读、授学乡里子弟之外，又多于京师等地以坐馆课徒为业。李树屏一生著述近百种，但多散佚，仅存《八家村馆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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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贤，穿芳三师友，热爱故乡山水，不求仕进，而退隐乡里，造福一方，遗泽久远。他们同道之间，不仅经常论学问道，而且诗文唱酬频繁，也因此留存下大量的相关文献。周堃《呈送清史馆小传》载，“入其村，耕织弦诵如见三代遗风”，而且，在地方推广种棉、植瓜果、树桑、修水利，让乡民多能明治家，衣食足、仓廪实，而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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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之常云，居穿芳峪有“四乐”：
一曰山水之乐，
二曰友朋之乐，
三曰文字之乐，
四曰家庭之乐。
受三人的感召，除李江的龙泉园、王晋之的问青园和李树屏的八家村馆之外，在穿芳峪，万青藜则建有响泉园，崇绮置有问源草堂，纶雨芗构有乐泉山庄，赵静一筑有习静园，众多士大夫齐聚小小穿芳峪，构建众多园林，这种人文之盛足以追比之前的水西庄，其不仅可以独步北方，而较之江南亦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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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穿芳三隐”李江、王晋之、李树屏的著述进行整理，其意义重大：
1
就文学而言
穿芳三隐虽然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在后世因为文献不易获取，故逐渐为人所遗忘。故无论是清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还是天津文学史等著作，均无一提及他们。其实，无论是古文，还是诗词，三人均创作丰富，成就不俗，超过了大多数的同时代作家。
2
就学术而言
三人均从事教学，对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有独特见解，并形诸文字。这些著述，都是研究中国晚近教育史的重要文献。在列强凌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三人则坚守程朱性理之学，同时，还创造性地开展了自元代许衡以来的治生说，提出学者应该有治生之道，否则无以立品、养家，更拖累于为学。这种以经济自强，而追求学术独立的理念和做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也对学者多有启悟和借鉴。
3
就乡村建设而言
“穿芳三隐”躬耕课读于穿芳峪，他们不仅建构了众多园林，至今遗迹尚存，而且以饱含情感的笔墨载记书写了大量的有关家乡山水、人情、风土的文章与诗词。故在如今政府大力提倡乡村旅游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若对当时的园林进行复建，并对既有的文脉加以传承，无疑堪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项盛举。
保护历史文化根脉
讲好穿芳峪的故事
制作：高蓟改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