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边、外边和内边是明朝都城北京的西北屏障。次边居于前,外边位于中,内边处于后,它们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结为一体,构成了拱卫京城西北的最坚固的军事防线。[⑥]
二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从大都(今北京)退出后,先至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当时,汗权衰微,群雄四起。东起呼伦贝尔草原和额尔古纳河,西至天山山脉和准噶尔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长城的广大地区均为蒙古各部分别占据。在辽东方面,有属于故元太尉纳哈出的势力,他拥兵20余万。在陕西、甘肃方面,则属于故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的势力,他拥兵10余万。在云南方面,则属于故元宗室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势力,其治下有10余万军队。
元顺帝为了重新恢复元朝的政治统治,在军事上进行了部署:他居中指挥,以辽东为左臂,陕甘为右臂,云南为犄角,联络高丽,图谋开展全面反击。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朱元璋想要一举彻底“肃清”草原上的残元势力,尚有难度。客观的形势迫使朱元璋对蒙古诸部只能采取积极防御、间或出击的策略,这就是明朝修建长城的缘起。明人魏焕《皇明九边考》记载,自妥懽帖睦尔退出大都后,明朝“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天险以制诸夷”[⑦],这说的就是明初修建长城的基本情况。
1370年(洪武三年),妥欢帖睦尔去世于应昌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称毕里克图汗,年号宣光,仍称国号大元,史称“北元”。蒙古骑兵经常进击黄河以北区域,致使明廷防不胜防,成为困扰明廷北边安全的重大问题。当时的情况正如章潢《图书编·论北龙帝都垣》所说:“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⑧]远在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357年,朱元璋便接受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所谓“高筑墙”,就是筑城墙防守的意思。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进攻战固然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是防御战则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重要手段。明代修建“边墙”的实际效应,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防御措施,对于“倏来倏去”的蒙古部族进扰来说,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正如洪亮吉《历代史案》所云:“壮夫登高御寇,以一当百,以逸待劳。外防抄掠,内勤耕牧。罢游骑而减戍卒,开屯田以裕边储,省转运以宽民力。五年间不特省军需四千余万,而屯种所积亦可三十万石。若役军十万,半载可城万里。万里之内,详加开垦,十年生聚之,军民殷富,比户可封。筹边之策,最无善于此者。”[⑨]
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的当年(1368年),就着手长城的修建工程。[⑩]此后,在明朝统治的270多年中,几乎从未停止过修建长城和经营边防。史载,从洪武至万历年间,明朝先后十八次修建长城,最后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14600多里的万里长城。[11]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物工作者曾对明朝长城作过局部调查,在丰镇隆盛庄东山角上发现一块石碑,其上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建筑隘口东山坡至西山坡,长贰千捌拾捌丈□□壹拾壹里陆□,烟墩三座。”按此碑文所载,内蒙古境内的“边墙”(简称“次边”)似建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继之,明朝又于建文帝年间(1399——1402年)修建了“边墙”(简称“大边”或“主边”),即《明史·兵制三》记载的“建文中,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12]明朝的“次边”建于明初,它西据黄河东,北扼阴山,东面和南面与“大边”隔山相望,相互拱卫,是防御蒙古诸部骑兵南下的第一道防御线。《绥乘·要隘考》记载:“古长城其南境城址与明代外边,分山前山后,俗称二道边墙;其在清水河之南、偏关之北者,为明代大边。”[13]这条西起清水河,东到兴和县的明代次边,护卫着明代外长城,又是东胜卫(今托克托县)、镇虏卫(今和林格尔县大红城)、玉林卫(今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宣德卫(今凉城县岱海东)的前哨依托,也是保卫明京城西北部的第一道防线。明代“大边”即万里长城的主边墙,从永乐、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年间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都曾修建增筑,前后延续200余年方才完成。
关于晋蒙交界地段的明长城,《皇明九边考》有所记载:“北去镇城(大同)九十里为二边,又九十里为大边。各墙堡连络,以限边夷。后两边俱环,嘉靖十八年复筑五堡与二边。”《内蒙古和山西省交界处的明代长城》一文中对《皇明九边考》的说法作了补充,作者认为“此所谓‘大边’,是丰镇隆盛庄长城遗迹,俗称‘次边’。而所谓‘二边’,是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直到崇祯九年都曾增筑或修筑过的主体城墙,俗称‘次边’。”这里所说的在丰镇县隆盛庄的“次边”遗迹,位于隆盛庄北,西经西沟、台子山、红沙坝,插入凉城,东经二道沟、双台山进入兴和县。[14]
根据《明史》记载,明代修建外长城当在建文帝年间。在内蒙古境内的外长城是明代大边的一部分,它东起兴和县,中经丰镇、凉城、和林格尔县,西抵清水河县的黄河岸边。因长城界于内蒙古与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平鲁、偏关县的交界处,故学术界又称山西长城。
三
明朝除了大规模修建长城,还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防守区,把长城划分成九段管辖,当时称为“九镇”,各镇由总兵官率军驻守,驻防兵丁平时屯田和修缮长城,战时则依托长城作战。
九镇分别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内蒙古境内的明代长城属于九镇中的大同、山西、宁夏三镇管辖。《明史》记载:“自偏头(今偏关)、宁武、雁门,东抵平型关,为山西长边。自右卫双墩至东洋河、镇口台,为大同长边。自丫角山至双沟百四十里为紧边,自丫角山至老牛湾百四十里为紧边。论长边则大同为紧,山西差缓;论短边则均为最急。此皆迩河套,譬之门阖。”[15]《明史·地理志》还谈到:“九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16]
上文中所言的“卫所”,是明朝特有的一种军政一体型的政治制度。卫所制度最初是一种军事性建制,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又云:“天下初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17]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卫所之上统以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据《明史》记载,卫所的设置先于都卫的设置,而都卫又先于都司的设置。卫所制度在于统制当地军马,修葺城池,它与府县的权限不同,府县则综理民刑钱谷。明朝初年定制,卫所与府县并设,意在军民分治,但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尽罢府县之制,统一改置卫所,以卫所统领民政与军事。惟独永乐七年(1409年)于辽阳、开元两地设自在、安乐二州而已,并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官以治理之。
明初,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统治者意欲恢复元朝的统治,屡次出兵进击明境,明朝也频频出兵回击。明朝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部设置卫所,以共同联防抵御蒙古诸部。初期设福余外卫,以元裔兀良哈为都指挥使,掌管卫所事务。洪武四年(1371年)在河套东设东胜卫(今托克托县),其下属有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瓮吉剌等五个千户所。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故元宗室辽王阿礼失里、会宁王、朵颜元帅府元帅归附明朝。明廷在潢水之北的临潢(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庆州(内蒙古巴林旗白塔子)一带,设置了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朵颜卫(辽宁省凌源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和福余卫(辽宁省彰武、康平县境)。以阿礼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以塔宾帖木儿为同知,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以海撒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又设置全宁卫,封故元知院捏怯来为全宁卫指挥使;又于达里淖尔附近设置应昌卫,封故元丞相失烈门为应昌卫指挥使。
1403年,明成祖朱棣利用兀良哈部参加“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就把宁王朱权徙封于江西,移大宁都司于保定,而把大宁卫(辖境约在今平泉、赤峰、朝阳等地)分给兀良哈三卫作酬报。当时兀良哈三卫所统辖的地界:自广宁前屯卫抵喜峰口,达宣化者曰朵颜卫;自锦州、义县历广宁至辽河者曰泰宁卫(或作太宁);由黄泥凹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者曰福余卫(或作伏余)。三卫各置都督二人,官为世袭;其下分置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与明廷互市通贡。每年给兀良哈等卫耕牛、农具、种籽和布帛等,让他们做明廷的“藩臣”。明制规定,每岁朝贡二次,以六百人为额。兀良哈三卫所在地,东西长千里,南北阔倍之。这块土地介于明代军事防御外线之内、内线之外的战略要地。明廷从立兀良哈三卫之后,自辽东的开元,历兴中、大宁、抱红螺、跨独石,直达宣府;再经宣府、大同迤西,直抵甘肃。沿线地势险要,首尾相援,设险修关、严烽墩、修墙堡,形成了巩固的军事防御线。
当时外线是山河并险,内线山河虽断断续续,但险处亦多。正统以前,兀良哈部和明王朝关系保持了稳定,明廷只不过是派遣都指挥或都督官于喜峰口、密云等处镇守,仅负责验放进出人员,无须多派其他官员。史载,明朝初期,由于疆域扩大和军力的强盛,可以和汉、唐盛世相媲美。明太祖驱逐元顺帝于漠北,统一了中原,通好女真,并于其地广设卫所。明成祖继承了太祖遗志,扬兵威于东北,置奴儿干都司于混同江东岸的特林,并立碑以记其武功;又“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18]当时明朝幅员之辽阔,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强盛是可以想象的。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军事上不谋远略,无安边通好四方之志,徒存老成持重之空名。此后,明代诸帝亦无雄才大略者。自成祖自动放弃大宁卫,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之后,继之兴和千户所沦失,致使开平卫孤立无援,明宣宗只好派阳武侯薛禄筑永宁卫五堡(团山、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廷徙开平卫于独石(在今河北独石口镇一带)。从此,明朝在塞北三百多里的地面成为蒙古族的牧场。因边镇的空虚,昔日军事防守第二线的宣府、大同等地成为前线要塞,蒙古游骑可直逼明朝边塞,首都北京也经常三面受敌。至此,辽东诸卫与宣府、怀来等地声息难通。随着蒙古族瓦剌部势力的膨胀,西边诸卫已名存实亡,明廷已无力抵挡蒙古兵的南下,致使发生了“土木之变”。因东胜卫孤悬难守,故正统时弃之,使蒙古骑兵南进的步伐基本无停顿,大同、宣府、雁门、延绥、固原、宁夏诸卫烽烟频起、关门洞开。
卫所兵丁的屯田在宣德年间已被官吏强取豪夺,尤其是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军官们,每每侵吞军土屯田,并驱使其为已代耕。更因管理屯粮的官吏不问年之丰歉,逼勒屯军按额纳课,军士不堪其虐,相继逃亡,致使卫所军力日益虚弱。
成化、弘治、嘉靖年间,明廷“复套”(收复河套地)与“弃套”(放弃河套地)两派的党争愈演愈烈,其结局则以“复套”派首领大学士夏言、兵部侍郎曾铣就戮于西市而告终。在此期间,还伴随着“筑墙”(修筑边墙)和“修堡”的浩大工程,每年糜费国家亿万两银,仅能收苟安一时之功。此时,明朝开始由盛转衰,且衰落情形日益加深。自明仁宗以后的诸帝,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个个都是萎蘼不振之辈,使明朝的统治进一步衰落,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残局,正如《明史·鞑靼传》云:“正统后,边备废驰,声威不振,诸部长多比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于中夏抗争,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19]最后,明王朝被农民战争所推翻,卫所制度和宏大的长城防御工事也消亡于硝烟弥漫之中。万斯同在其《明史乐府》中写道:“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板筑纷纷无时息,东方被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人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板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20]
万斯同这首描写明朝修筑长城的诗,正是明仁宗以后“板筑”的真实写照;其中“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两句,真可谓入木三分,刻划出这一时期明廷“朝筑暮筑竟何利”的政治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长城早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已变成名胜古迹,它装点着祖国的锦绣山河,使其更添风采和秀美,以饱中外游人之眼福。
【作者简介】洪昌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馆员。刘蒙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