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方文化与禅文化
季羡林先生认为⑴：“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自古代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重分析。西方注重于用理性的分析探索外在的世界，特别是近三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工业革命大大开发了人类的工巧技术，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财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使人类得以大自然主宰者的姿态顾盼自雄。
但是，科学的巨大成功助长了人类更为巨大的贪婪，犹如打开了所罗门王的瓶子，人类心中形形色色的欲望魔鬼正在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人类永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使所有的资源都将近枯竭。据统计，全球石油、天然气的总储量已不足百年之用，煤的储量最多也只能维持二百年。向大自然拼命索取的另一恶果，是因滥伐滥垦、破坏植被、杀戮动物而造成的生态系统平衡的严重破坏，成为气候反常、空气恶化、沙漠扩张的重要原因。人类与其说是意识不到危险，不如说是控制不了强大的欲望。如果听任贪嗔痴的欲望成为主宰，夸父追日的神话就会成为人类追逐财富与享受的写照。“道渴而死”是夸父的不幸结局，人类向外追逐片面发展物质文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科学无意中充当了现代夸父的拐杖。
正如池田大作所说，这场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人的文化活动所制造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严重破坏，遭受自然界报复的危险；二是向外逐物造成内在精神田园的荒芜，使现代人迷真逐妄，忘记了内在的精神修养，不自觉地接受一种以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商品化价值观念。或者因过快的生活节奏而感到身心疲惫；或者因追求享受而向下堕落、道德沦丧；或者因商品化的人际冷漠而愤世嫉俗；或者因感觉自己被物化为社会机器中的零件而迷失自我，惶恐不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两方面的危险都是由于西方文明片面发展物质文明，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欲望的发展方向所导致的。
现代文明隐伏的危机，早已被罗素、汤因比、贝恰、池田大作等东西方智慧精英所敏锐洞察。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访问中国后所写的《中国的问题》中说：“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的变化、冲突和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学得一些智慧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
东方文化体系注重认识自心，挖掘出自心深处本具的般若智慧。牟宗三先生在他的《生命的学问》一书中说⑵：“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横剖的意识总是走向腐蚀生命而成为‘人’之自我否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禅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禅文化不仅仅是用来提高修养、净化心灵、启迪智慧，而且能圆满回答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蕴含着拯救文明危机的智慧，牵涉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禅看来，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应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⑶“如实知自心”，⑷解决以生死痛苦为主的人生烦恼痛苦。人类文明的终极归宿应是使每个人都达到永享极乐的涅槃境地。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运用一超直入如来地、简而灵的禅法，直接从自我调心入手，由自主其心而达主宰世界，由自净其心而实现自身生命的提升、圆满。因此，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人类文明的终极目的，几乎不可能从穷究物质、征服自然的二元论的外向的途径中得到解决，向外追逐的结果必然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这无疑是对西方文明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否定。物质文明可由科技去创造，而人的信仰危机和精神的萎顿却无法由高科技来弥补。禅文化使人不沦为科技的奴隶，而是以科技为人类的整体幸福服务。因此，充分挖掘禅文化的价值，对于解决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空虚抑郁的精神孤独之间，形成的二律背反的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禅文化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优势与使命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世界，各国综合实力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由经济发展、军事装备、科技进步、领土扩张等构成的硬实力竞争愈演愈烈，而由文化感染力、价值观感召力、道德影响力、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说服力等所构成的软实力竞争，又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在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是核心要素。党的十七大，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并深刻阐述，体现出执政党对当代国际社会竞争态势的敏锐洞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谋远虑。
“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他把软实力看作能够影响他国意愿和行为的无形精神力，包括文化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威信与信誉力、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构成软实力的三大源泉。
软实力是多元化时代中非军事力量的统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是佛教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开出的奇葩，禅文化，特别是六祖惠能大师所建立的南宗禅顿教法门及其思想体系，是佛教中国化的鲜明标志。因此，禅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刻的意义。禅文化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谋求人类的福祉，追求人类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具有独特的五大优势。
㈠确认文明出发点与终极归宿的慧眼。
确定文明发展方向须以清澈的慧眼审视人类自身的需要、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及现实生活的价值、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抓住人存在的根本矛盾而设计解决方案，确定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禅文化正是从这里入手，首先反思人生的根本矛盾。以佛陀慧眼如实观察，发现人有生老病死等痛苦，与人本性常乐的需求相违背，此乃人存在的根本矛盾。正视这一矛盾并予以解决，应为文明的出发点，令全人类乃至一切众生都解脱诸苦，获得暂时的人天安乐和究竟的常乐我净成佛之乐，应是文明的终极归宿。深察人生苦乐，可见依赖物质条件而生，由官能刺激所得之乐都是粗劣短暂的，实质是苦。欲图以满足物质欲望而获永恒幸福，犹如饮咸水止渴，永远不得满足与安宁。满足常乐的需求，要从自心的净化、智能化着手。这是禅文化所确定的基本路线。因此，历代禅师都能淡泊物欲，背尘合觉。如大梅法常禅师诗偈云：“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而返观近现代西方文明，正好背道而驰，逐物役心，其在短短300年内造成的恶果，恰恰作了佛法的反证。在人类文明危机的十字路口，深思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深思禅文化对人生根本矛盾的揭示及解决方案，体悟四圣谛的甚深妙理，对于文明反思中的现代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㈡对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正见。
《维摩经》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禅文化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立场，依报（国土、环境）正报（根身）不二，希望生存环境风调雨顺富乐理想，关键在于心灵环保。同时，大乘号召菩萨掌握工巧明技术和医方明等五明之学，丰富和便利物质生活，但要以净化人心为本，反对自相残杀技术的发展。
就人际关系而言，佛法力倡众生平等，人际之间应以慈悲喜舍为怀，视众生为过去世父母，未来诸佛，极度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禅文化进而倡导心与心的交流。比如我们见到一个久别的亲人，跟他握手或拥抱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是失语的，很高兴，却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只能说：“我太高兴了。”当人的生理、心理感觉达到极致状态时，都是无法言传的，说出来的也非常有限。所以说，语言很难把人最深层的感受表述出来，它传达不出我们身心的最大快乐。而禅是一种用心去感受的方式，“会心一笑”就是如此。两个有距离的人沟通的方式叫做“交流”，更陌生一点的叫做谈判，而达到高级的状态就不需要说话了。
㈢诸法无我与人心自觉之道。
太虚法师按禅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将禅分成五个阶段⑸：依教修心禅、悟心成佛禅、越佛祖师禅、越祖分灯禅和宋元明清禅。都是为了力破世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渊薮，即对假我、幻我、小我的错误执着，破萨迦耶见，提供给人类一套消除我执，明心见性的解脱大道——即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般若智慧如实观照，当下契入真如自性。唯识学中讲八识心王，前五识是感性认识，第六意识是理性认识，第七末那识是悟性认识，第八阿赖耶识是自性认识。无明就是识，觉悟便是智。因此六祖开示说⑹：“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如来禅以及佛教各宗所修的禅观，都是从第六意识起修，从闻思修上来修，所以是转识成智。而祖师禅从第八阿赖耶识，即自性认识上起修，从心的本体起修，所以是即心成智。这是一套以开显自性宝藏为导的，实现池田大作所说的“人的革命”的极佳教化体系，对于根治现代文明以小我的我执为中心，向外扩张占有、贪得无厌的病根，具有积极价值，犹如对症良药，歧路明灯。
㈣掌握解决人生根本矛盾，打开宇宙奥秘总机关的智慧钥匙。
科学文化对人生问题与宇宙奥秘的探究解决，至今尚处在零析碎割、见部分而失全体、治标不治本的幼稚阶段，学科越分越细，知识愈演愈繁，社会、人心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关键在于缺乏一种从根本上、整体上观察，解决问题的大智慧。而禅文化之所长，正在于从根本上、整体上着眼，掌握解决人生问题的诀窍和打开宇宙奥秘总机关的钥匙——就是对真如、诸法实相的契证。
㈤圆满开发自性潜能的技术。
与近现代文明唯重开发物质潜能相反，禅文化唯重开发自性潜能。在佛眼观来，世间万法中，人心最灵最妙，开发的潜能乃是最高技术、最大宝藏。全部佛法的教理行果其实可看作自性潜能开发学。
世间的人追求事业的成功，而禅师致力于最灿烂的成果——开悟：一颗彻底打开，能包容宇宙实相的心，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进化。心打开了，立刻散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她不再被我们自己的介入所阻碍。其实我们从来不曾离开完美，我们的妄念使自己看不见本已拥有的东西。现在，禅文化指导我们透过心来修心，开启人脑宇宙的秘密，成为一位内心实相的量子物理学家。
总之，像禅文化这样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基点，超时代、超地域、超人类，具有总持人类文化，解决文明根本问题的大智慧和实证方法，具有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而又超宗教超哲学超科学的性质，在现有各种文化中，还举不出第二家。放眼浩渺宇宙，纵观古往今来，审视百家之学，佛法尤其是作为其精髓的禅文化中，蕴藏着堪以拨正文明航向、挽回劫难的智能，是人类文化的无价宝，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就。因此，禅文化的弘扬必能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世界和平与生态平衡，促进整个人类文明合理转型。这是作为人类智能最高成果，具有诸多文化优势的禅文化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⑺。
三、禅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佛教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
力尽社会责任，以建设人间净土，利乐有情为己任，是佛陀教义的基本精神。佛陀不仅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等法教人超出生死，而且谆谆教诲长者、妇女、青年等在家人如何营生治事、持家理财。父严子孝、夫妻和谐，过好世俗生活，获得现世安乐。佛陀已多次教导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阿阇世王等印度名王，如法修身治国，推行民主法治，以十善法教化民众，使人民丰衣足食，社会祥和安定。佛陀不仅耐心教诲众生，而且主动为民众排忧解难。如释迦族与拘利族争水，佛陀特地远道赶去调解。毗舍离城瘟疫流行，佛陀不怕被传染，专门进城去安慰教化病人。佛陀以其身教表明：关心民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是佛教徒应尽的社会责任。禅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㈠人生和美——禅文化培养即世超然的道德人格。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处于世俗中的芸芸众生求名为利，自寻无尽烦恼，迷失了清净本性，这才是真正的自我失落。禅文化并不否定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人类必需的物质生活。它只是要人们不要迷执于物相，沉溺于物欲。禅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人们去除人我执、法我执的迷雾，彻见清净圆明的自性，以达到自我身心的和谐发展。日本铃木大拙曾对禅的境界做过描述：“禅在本质上是一种见性的功夫，是挣脱桎梏走向自由之道。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因而使有限的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禅的目的就是突破迷妄使我们隐藏的活力得以自由的展开，使我们内心一切创造的动力得以自由的发挥，迷云消失后，我们便可以看到自己的本性了。”⑻
㈡社会和谐——禅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社会是由个体组合而成，个人道德修养和素质如何，不仅对个人命运有直接意义，而且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禅文化教导大众“菩提只向心觅”，回归心灵的故乡，启发内在的自觉，培养伟大的人格，使人们自觉调节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之更协调、更和谐。六祖惠能大师教导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毕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⑼
在当代中国，佛教四众弟子的责任就是坚持以维护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坚定不移地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不断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佳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年弘一法师提倡“念佛不忘救国”，今天要提倡“念佛不忘兴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的座右铭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就是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提誓愿。禅文化以此培育出福智双全、赤胆忠心、以利乐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人中豪杰，可作民族之脊梁、民众之楷模，这是佛教对国家、对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㈢世界和平——禅文化为普世伦理提供宝贵资源。
孔汉思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给普世伦理的定义是：“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进入21世纪，人类迫切需要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础以树现代人群、现代人生的共同的责任和义务。”⑽禅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不朽智慧，也欣赏和尊重其它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禅宗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见性”，“自性”是所有德行的总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⑾，禅文化要求依“自性”修行，要去除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妒忌心和恶毒心。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禅宗也从自性出发强调众生平等，“行直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这些理念都闪耀着平等、慈悲的智慧光芒，具有普世价值。六祖惠能大师开示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⑿
总之，作为人类最高智慧成果的佛教文化尤其是禅文化，应负起指导人类文明航向，使全人类向上、全世界严净的责任。促进科技与人文的深层统合，促进东西方文明的深层融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高度和谐，重视自性潜能的开发，使人生和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一言以蔽之，禅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责任是“安心于般若上而各尽其应尽的责任”或曰：“人成即佛成”，在尽责任中了生死。
四、禅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人的思想形态、政治、经济、人生观念、生活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建筑、交通、外交、民俗、科技、医药、养生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艺术水乳交融完美结合，为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文化遗产。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大足石刻等五大石刻、五台、峨眉、普陀、九华等四大名山都是这种结合的光辉神圣典范。
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文化，在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哲学方面，佛教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模式和生命轮回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人生的目的是求解脱。文学方面，佛经的翻译影响了中国文学，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变文、元明清的白话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可以明显看出佛教的影响。⒀佛教对于中国的天文历算、医药养生、工农业技术等，都起到了丰富和推动的作用。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说：“从公元一世纪至十一世纪，数以百计的印度学者前往中国并在那里劳作。……数位印度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中国的科学机构拥有崇高的职位，而一位名为瞿昙悉达的印度科学家，甚至在八世纪时成为中国官方天文机构司天台的台长即太史监。”⒁
特别是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开出禅文化的奇葩后，一花开五叶，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更远播日本、韩国及东南亚、欧美等。日本的临济宗、曹洞宗、韩国的曹溪宗等都是来华求法僧归国创立的，禅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如明代张羽《赠僧还日本》诗云：“杖锡总随缘，乡山在日边。遍参东土法，顿悟上乘禅。咒水龙归钵，翻经浪避船。本来无去住，相别莫潸然。”可见至明代，中日之间禅文化交流仍很频繁密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赢得世界宗教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五、禅文化与心理学——禅文化在解放思想、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中的作用
心理学起源于西方，就目前发展来看，也偏向西方式的治疗方法。而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佛学，历来也被称为心学，是心灵的智慧，也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智慧。早在两千多年前，佛教心理学便已高度成熟，其广博精深，较之近现代科学心理学，不仅毫无逊色，而且包涵着许多超越近现代心理学的卓识睿智，形成人类历史上一种奇特的文化早熟现象。
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行为主义心理学被称为第一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被称为第二心理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开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异军突起，被称为第三心理学。西方评论界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人类了解自己进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马斯洛既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把人看作物理的化学的客体，也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仅着眼于精神的病态和阴暗面，仅以病态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主要研究社会上的杰出人物，其思想从心理学上巩固了对人性的信念，强调了人的尊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建立于对人动机的解析上，认为若干遗传的、本能的、本性的需要，是驱动人一切行为的动力。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
1、生理需要：如食、色、睡等。
2、安全需要：对安全、稳定、正常秩序的需求。
3、归属和爱的需要。
4、尊重需要：包括自尊与来自他人的尊重，后者包括威望、地位、名誉、被关心、被赏识等。
5、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一个人想成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实现其全部潜力的欲望。如追求完善、成功、正义、生活的意义等。⒂
现代心理学与佛学可以相辅相成，心理学的成果对佛教修持而言，也不无助益。如弗洛姆所说⒃：“精神分析的澄清作用可以帮助学禅者避免幻象，而消除幻相正是开悟的条件。”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需求层次论，对人性的揭示可谓相当深刻。但仍有严重缺陷：
1、自我实现的最深内涵未表达出来。人类本性中有无限向上的意欲，推动文明不断发展，力图突破有限而达无限，突破必然王国而达自由王国，这种趋向无限发展的归宿即是无住涅槃。全人类的这种终极欲望，表现为释迦牟尼佛对无上菩提的求证。
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注重主体的一面，缺乏佛法缘起论的辩证方法。人的需要不可能孤生独起，必仗因缘。
3、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只注重于人性的正面，忽略了其负面。
较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更为圆满的禅文化，不但全盘展现了自性潜在功德的宝藏，而且指示了经佛陀实践证实的圆证自性之道。这在禅文化又可分为北宗的渐修禅和南宗的顿悟禅。禅宗的历史是一段令中国佛教自豪和骄傲的历史，历代法门龙象辈出，灿若群星、薪火相传，续佛慧命，共同参与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化中国，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规模大，影响深远，是由于她有三大特色：即开拓创新、扎根人民、和而不同。
㈠心为法本，开拓创新。禅宗不是枯寂呆板，墨守成规的宗教 ，而是活泼泼，开启智慧，勇于改革创新的宗教。禅宗祖師扬眉瞬目，运水搬柴，片言只语都能令学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比如法达法師诵《法华经》三千部。自以为有多大功德，心生傲慢。六祖开示说：“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⒄法达言下大悟 。禅宗的创新精神是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内在基础，禅宗的创新有多种类型，其中包括综合创新、原始创新、个性化创新、模仿创新和制度创新等。⒅
禅宗这种创新的实质是把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应民众渴望解脱之“时”，契中国文化喜求简易之“机”，应时契机，斩尽葛藤把握住“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一根本，帮助众生“照空妄念成真念，转得凡心即佛心”一超直入如来地。
㈡扎根人民，以人为本是禅宗的第二大特色。禅宗是贴近人民群众的宗教，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发展出农禅并重的传统，自耕自养，进而广行利他事业，因而有强大的生命力。禅宗把禅的修行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紧结合起来，所谓：饥来吃饭困来眠，运水搬柴无非妙道。“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因此毛泽东称赞说：“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㈢禅宗有和而不同的海量是禅宗的第三大特色。禅是生活的艺术，禅是身心放松的艺术，禅是快乐的源泉，是我们举手投足之间一个快乐的起点，所以禅文化能与任何文化相和谐、圆融无碍。比如南岳衡山，长期佛道共存，相敬如宾。佛教文化融入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如“人间佛教”（中国）、“人类新宗教“（日本）、“民族主义”的佛教（斯里兰卡）、“民主主义”的佛教（缅甸）、“参与的佛教”（东南亚和南亚）、“争取人权”的佛教（就印度的贱民种姓而言）与各国、各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入，使今日佛教在东西方世界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赢得了普遍的赞叹。美国芝加哥公牛队在篮球运动中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人们问主教练菲尔·杰克逊：“你的球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崇尚禅宗思想，在篮球场上，我不依靠威胁和高压，而是培养球员的冥悟之脑、同情之心和无私合作。禅宗强调‘无私合作’，看重头脑的清明，强调‘对人生命的关爱与同情’，这就是我教育球员的三个秘诀，也是公牛队常胜的方法。我们这支球队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持清晰明了的大脑，这比聪明更重要。”
可见，篮球里有禅，打电话里有禅，穿衣吃饭里有禅，我们举手投足，扬眉瞬目都有禅。日本松下幸之助有企业禅，西方有基督禅，处处有禅，我们的心灵就会心无挂碍，空灵自在，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快乐。“快乐无忧，是名为佛”。
禅文化的三大特色，创新精神是革命性，扎根人民是平民性，和而不同是普世性。禅文化的这些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更有殊胜的意义。今天，开拓创新是我们时代的灵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开拓创新精神。我们要充分挖掘禅文化在解放思想，贯彻落实科学观中的作用，以开拓创新的精神自觉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作出有益的探索和新的更大的贡献。
六、弘扬禅文化中的慈善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务
按照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要缩小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就应当有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讲的是效率。即各种经济主体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生产效率高者胜出，生产效率低者失败或被淘汰。第二次分配是税收分配，讲的是公平。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平的税收政策，让部分社会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使社会机器正常运转，同时调整和缩小第一次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分配，讲的是社会责任。所谓“慈善分配”，就是富人将自已的部分财富自愿捐赠给穷人，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从而最直接地缩小贫富差距，形成与社会互动双赢的良性循环。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慈善分配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机制，对弥补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保障不足，缩小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富人和普通公众，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慈善事业，是因为美国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这种慈善文化建基于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从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种族，也超越了贫富。比如比尔·盖茨裸捐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西方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从村落家族的义庄、义田到擅长仁翁的开仓赈灾、慈幼济贫。从汶川大地震中的大爱踊动中，我们不难看到仗义疏财、守望相助仍然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深厚的慈善文化积淀。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佛家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道家讲齐同慈爱等。特别是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倡导在入世的无私无我、慈悲利众中圆成佛道，更是把慈善提升到行菩萨道的理论高度。佛法的一切修行都是为了将生命潜在的高尚品质开发出来，成就佛陀那样的智慧和慈悲。无限的智慧令我们究竟解脱烦恼；无尽的慈悲令我们关爱并帮助一切众生。我们要弘扬禅文化中透彻圆满的慈悲思想，践行慈善事业，协助缩小贫富差距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七、禅文化中“依正不二”理论与建设生态文明
依正不二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正报指生命主体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依报指生存环境。“不二”有两层意义。从世俗谛缘起论来看，世界成立的最基本关系即众生与其生存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世界是一个由各种条件组合而成的多层次的动态结构，其中一切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依赖。其次从真谛看，生命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因此要提倡环保先要从心灵环保开始。
半个世纪以前，C·P·斯诺对于“两种文化”作出了著名的划分——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由于人们不了解“依正不二”因此片面地向大自然索取，片面发展物质文明。孔子、庄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用刀剑、长矛等冷兵器厮杀；现在核潜艇和精确制导导弹的威力增添了千万倍。但是我们人的道德水平又比孔子、柏拉图的时代提高了多少？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失衡发展隐含了巨大的危险。当核技术掌握在某一个军事狂人或政治疯子手中时，全人类都将命若悬丝。
并且，人类已经为文明发展方向的偏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⒆毁灭的两河流域文明和消失的古丝绸之路，诉说着人类文明之初过度开发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而咸海生态灾难和美国西部的黑色风暴，更是大自然对人类“不思悔改”的警告和惩罚。通过伦敦烟雾事件和阿斯旺大坝的灾难可以看出人类为了追求发展经济而不顾一切的劣根性。日本的水俣湾污染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化学污染事件之一。恩格斯曾经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是的，当世人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致力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时，环境问题早已显现，生态危机也已来临，经济问题接连不断，异常气候自然灾难频频发生……人类亲手铸造的一柄柄寒光闪闪的“达摩克里斯利剑”正在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科学文化犹如一匹骏马，人文文化犹如骑士，骑士昏聩时，烈马将冲向自我毁灭的悬崖而不自知。脱轨的科学可能成为盲目的力量隐含着巨大的危险甚至会在顷刻间倾覆整个人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从东方文化体系特别是其精髓禅文化中汲取安身立命的养分。傅伟勳先生说：⒇“最胜义谛终极真实意味的佛法即是生命的学问，而佛法在每一时代的理论性探讨意味的佛学则为一种学问的生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无佛教生命的学问，则佛学研究失其根基，而无真实意义；如无佛教学问的生命，则佛法无有在不同时代与社会里继续开展、自我创新的可能。”生命的学问是契理，学问的生命是契机，我们要契理契机弘扬禅文化以导正人类文明的航向。
心理学家荣格在其《现代人的心灵问题》一文中说：“当我们正用工业成就把东方人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际，东方人亦正以其精神成就把我们的精神世界弄得狼狈不堪。我们仍未想到，当我们从外面把东方人打败之际，也许东方人正从内部把我们包围住。”荣格号召西方人向东方文明学习，认识自心，挖掘自性心地宝藏。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继承东西方文化的精华，高屋建瓴，铸造出兼具东西方文明之长的新型文明。我们要充分挖掘禅文化的核心价值，使古老的禅文化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积极的特殊的作用。
总之，禅文化在当代中国不但有现实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等，而且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未来世界的人们也将受其启迪彻底开发自性潜能，达致圆满的自我实现。
注释：
⑴《中印文化交流史》P1. 季羡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⑵《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著 台湾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印行
⑶“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出自《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
⑷“如实知自心”是《大日经》的核心教理
⑸见于上海佛学书局印行 太虚法师著《中国佛学》
⑹见于《六祖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
⑺参见《佛法在世间》 陈兵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⑻《禅与生活》 铃木大拙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 P2
⑼出自《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
⑽《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库舍尔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
⑾“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出自《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
⑿出自《六祖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
⒀参看《佛教与中国文化》薛克翘著 昆仑出版社 2006年3月版
⒁《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
[印度]阿马蒂亚·森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11月 P164
⒂《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富朗克·戈布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⒃《禅宗与精神分析》王雷泉、冯川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P187
⒄出自《六祖法宝坛经·机缘品第七》
⒅《禅学研究·第七辑》载董群文章《论禅宗创新的基本类型》
⒆《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
洪星范、陈博政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年7月第1版
⒇《佛教思想的现代探索——哲学与宗教五集》
傅伟勳著 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年3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