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骚文化史话
富有应城区域特色的蒲骚文化，其发源应追溯到5000年前三苗遗裔氏族部落的土著文化，即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随着应城置县筑城，便发展为蒲阳文化，后延至明、至清、至今。由于应城特有的温泉资源和膏盐矿产资源，形成了蒲骚文化的两条支流，一是以汤池温泉形成的灵泉文化；一是以十里膏城形成的膏盐文化。据此可见：应城区域文化，起源于门板湾文化，昭彰于蒲骚文化，延袭于蒲阳文化，其支流则是灵泉文化和膏盐文化。
三苗遗裔的门板湾文化
近世发掘出土的门板湾故城遗址和四龙河陶家湖故城遗址，为我们探寻和审视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亦即原始社会晚期应城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
门板湾遗址
据考古发现：门板湾故城遗址和遗迹，在今城北办事处星光村，位处大富水西岸，离中心城区约三华里；陶家湖故城遗址在今四龙河中段，离京山屈家岭20华里，距应城中心城区40华里，属大富水水系。
两处故城遗址遗迹表明，它们同属屈家岭文化体系，但其文化内涵在许多方面较屈家岭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城池，门板湾城池南北最大长度550米，东西最大宽度400米，城池总面积2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城墙由夯土筑成，西城墙现仍高出原地面3～5米，东垣1～1.8米。根据城垣基脚下出土的喇叭形厚胎杯、鸭嘴状鼎等物推断，此城始建于原始社会晚期，距今已有5000年之久。遗迹还表明，城垣外有环城濠，沟口宽5.9米、深2.5米，是这座城垣的护城河。考古学家据此认定，这里在原始社会晚期已形成环濠聚落，即是由濠沟环绕的原始部落聚居地。这样的聚居地，不仅能防御洪水、猛兽的侵袭，还能防御异姓部落入侵，保护本部落人群。陶家湖故城遗址，位于陶家湖与四龙河交汇处的四龙河遗址内。城池呈椭圆形，南北最大距离约5000米，东西宽850米，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城垣为土筑，残存城垣高出地面1～4米，城垣外有濠沟，自然地作护城河。与门板湾故城同样，已形成环濠聚落。而屈家岭遗址，没有城池和环壕；居住在屈家岭的人群尚属丛山中的村落聚居。
门板湾、四龙河的先民，来自何方？据《楚文化志》记载：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是传说中尧、舜、禹之世的南方大族，又称"有苗"，活跃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与华夏部落集团相抗衡，先后诞生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门板湾、四龙河的先民当属三苗部落的人群。由于筑了城濠，这个部落的人群过着稳定而又平安的生活，并以其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门板湾文化和四龙河文化。
从门板湾出土的谷物来看，这里已进入农耕时代，农作物以稻类为主。伴随着出土的磨制精良的收割用的石镰，砍伐用的石斧，舂米用的石臼，农业文化在此已见端倪。
这里发掘出土的房屋内已有工整的火塘，表明这里的先民已能利用火服务于生产与生活，出土的陶器--陶杯、陶豆、陶罐、陶盘、陶碗等，作烹饪和贮藏液体食物用，初放饮食文化异彩。
出土的兽骨，一方面说明这里的人群除农耕外还有渔猎；另一方面，这些兽骨也可能是家禽骨骸。这就是说，这里已发展了养殖业，养殖文化开始萌芽。
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红灰彩陶纺轮，说明这里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家庭作坊已具有一定规模，开始形成一个专门的行业。彩陶纺轮轻薄，纺织出的纤维也一定会很精细，这是纺织已达到一定水平的体现，是当时先进的纺织、手工工艺方面的物质文化成果。
出土的红陶杯、陶鼎，与外地出土的原始社会早期粗笨的陶器相比，显得薄而精细，且图案丰富，如陶器饰纹有绳纹、网络纹、偶旋纹，彩陶纺轮上还有近似太极图饰纹，这不但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描绘花纹装点生活的情趣，而且说明这里的人群已有了属于精神文化成果的绘画艺术！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考古学家在西城垣北段进行探方解剖时，意外发现了一座被古城墙掩埋却保存完好的大型房屋！
这座房屋坐南朝北，长方形，四开间，中间两间较大，房屋四周有院墙。房屋东西通长16.2米，南北最大宽度5.5米，总面积83平方米，为土坯砖砌成。现存墙壁最高处超过2.1米，墙厚38～55厘米，墙体与地面垂直，墙角是标准的90°直角。四间房内各有一个正方形的火塘，房屋的四壁还有7个窗户，两间大房的窗户在南壁正中，窗户的下沿离地面仅10厘米左右，为落地式窗户。在窗户的四周还有凹形槽，表明窗户上装过木框。墙体有一部分是用土砖垒砌起来的，上层砖压着下层砖的缝隙，砌法十分先进；墙体上还涂有一层粉泥，使墙壁平整坚硬，且起着美化和防潮作用。这座房屋，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高台建筑。当时的人们为了防潮，防风雨，才垒起高台并在其上建筑房屋。房屋的设计与建筑，表明了三苗遗裔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房屋内规整的火塘，表明先民们对生活细节的要求严谨。
所有这些遗迹遗物，充分说明了聚居在门板湾的三苗后裔，在创造了原始农业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衣、食、住、行和手工工艺、建筑工艺等诸多文化，足以与华夏文化媲美，且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楚文化。因为这时的熊姓楚人，还栖息于睢山与荆山之间，过着"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散匿生活。无怪乎楚在崛起、强大时，采取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发展路线，兼收并蓄蛮夷文化（包括三苗土著文化）的精华而弘其才。属于屈家岭文化体系的门板湾文化，其内涵极其丰富，弥足珍贵，是应城区域文化的源头。
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
蒲骚之名，最早见于史籍《左传》："莫敖纽于蒲骚之役"，"郧人军于蒲骚"。《集韵·萧韵》：骚，蒲骚，地名；杜预注：蒲骚，郧邑；陆德明释义：骚音萧（xiao）。《辞海》在释文中指出："蒲骚，在今湖北省应城县西北。"清·嘉庆一统志亦载："蒲骚故城，在今湖北应城县西北"，归属应城区域。?
据此考证：蒲骚，地名，因傍于沈家湖，湖中盛产菖蒲，蒲叶长出水面约3～5尺，轻风吹拂，蒲叶骚动，发出萧萧（XIAOXIAO）之音，因而得名"蒲骚"。
郧国为赢姓之国，是商王朝所建封国；与郧国既同宗主又同人文的权国（在今荆门），是商王朝国君武丁后裔，同为公元前12世纪所建。距今已迄3200多年。
郧国（辖有今京山、安陆、应城、云梦等地带）建国后，即在国之东陲设城寨于蒲骚。这是蒲骚故城兴起的源头，迄今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后世在离古属蒲骚地的田店镇不远的巡检司地带，发掘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酒器──爵和斝以及提梁鸮卣等文物，证实商代有贵族居住于蒲骚地，蒲骚文化即在商周华夏文化中开始孕育。
"蒲骚故城"的名声大为张扬，蒲骚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则是在春秋中叶早期楚伐随、郧之役以后。据《左传》载："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将与貮、轸两国联盟，郧国陈兵于蒲骚，并联合随、绞、州、蓼等国以伐楚。莫敖屈瑕率楚军与郧师战于蒲骚，郧军败绩。遂与貮、轸结盟而还"。
"蒲骚之战"不仅使楚军战斗力增强，而且使应城地区成为战国时期的古战场之一。近世在境东南的长江埠庙湾清理出4座战国残墓。出土的器物有陶鼎、陶壶、陶豆、陶敦、陶簠、铜戈、铜剑、铜削刀、铜箭、铜簇等50余件。陪葬器物表明，这里是战国时期的墓群，墓中掩埋的是楚国战死将士的骸骨。同时还有余上砖瓦厂的古墓葬、乱葬岗遗址、万河遗址、张家台遗址、鲁家垱遗址，均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遗迹、遗存。这充分说明应城地区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场。
当时，楚武王特别珍爱蒲骚，因为这里是他奏响东渐序曲首战大捷之地，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老境已至的武王，为了社稷，毅然决定躬临战场，再次伐随。大军渡过汉水，武王心力交瘁，死于进军途中的樠木之下。《雍正应城县志》载："楚武王熊通在第三次伐随战争时，死于军中。埋葬樠地（即今应城古楼三孤冢）。"三孤冢古墓现尚在应城市陈河镇王郑村王家湾背后的台地上。古墓五米以下仍为五花土，且未发现盗洞，三冢并峙，似若小山。（有人说是随楚武王在伐随战争中，卒于军中的从征诸臣，由当地楚民挖墓祭葬。）在楚武王熊通逝世后，楚民在三孤冢附近的马旺咀建造了一座庙，并以蒲骚为庙名，塑供楚武王像，以祀祭吊（据奚志稿）。开启了本地域祭祀文化的先河。
经过"蒲骚之战"后，郧、轸、蒲骚等地均为楚国所有，并化为楚族、楚民。这时正是楚文化的茁长期，蒲骚地最先受到楚文化的浸润。并以其蒲音之文化内涵，很快纳入楚文化体系，洋溢出蒲骚文化的清香，成为应城人历千年不衰的情结。明代应城诗人华清作《登古城诗》，诗中云："郧人构四国，军此蒲骚城；……霸国今安在，千载有余情。"清朝应城著述家程大中作《蒲骚故城》诗："郧人昔军此，州蓼纷相聚；抗楚亦何愚，要盟毋乃误；群鸟散惊弦，安能复回顾；空闻宋玉悲，讵解莫敖怒；往迹已苍凉，游人自来去。"清代李宗简还撰写《蒲骚人物志》二卷，记述蒲骚人文（可惜失传）。
由上述可见，蒲骚文化是以商周中原文化为胚胎（含土著三苗文化的基因），接受楚文化的长期哺育，合流而成就为应城区域特有的异彩纷呈的蒲骚文化。
首先是以蒲为流的蒲骚文化，以多种形态表现出诸多楚文化特色。在祭祀风俗方面，特别是在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后，后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凭吊。《辞海》载："柳眉低带泣，蒲剑说初抽"；"端午日以蒲为剑悬诸门首以避邪"的民俗在应城区域自楚亡至今传承不辍。因蒲骚之傍的沈家湖盛产菖蒲（沈家湖今已没为平畴，而菖蒲则盛产于应城南乡湖区），每年的端午节前，正是盛长菖蒲的季节，市民即争相以蒲叶（形同战国青铜剑）与艾一起，数枝一扎，悬挂于大门的门楣之上，既作为凭吊屈原之物，又作驱邪之用。端午过后取下来，用温水浸泡，其汁水能治疗疥疮。菖蒲叶在端午节可包粽子，清香可口，构成饮食文化，而且还可将粽子投入河湖，以供鱼食，避免鱼食屈原之体，以表世人对屈原爱护之情，这是民俗中蒲文化的精神形态。还有，以蒲叶用作包装，小叶供杂货店包卖辣萝卜丝等酱制品，大叶（茎）谓之"标草"，作绳用，捆绑大宗货物。还有以晾干后的蒲叶做成的团扇，谓之蒲扇，至今尚有人使用。作夏日睡垫用的蒲席，作跪拜用的蒲团，包裹用的蒲包等，这是蒲文化的物质文化形态。蒲骚文化中的"蒲"，不仅有着精神的、物质的诸多文化表象，而且体现出受楚文化浸润的纷呈异彩。
楚文化最主要特色之一是对凤的信仰、钟爱和崇敬。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在后世楚人的心目中，凤仍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深受楚文化浸润的蒲骚文化，对凤也极为尊崇，自春秋传承后世，连绵不息。在民俗中，如初出阁的新娘，必头戴"凤冠"（以凤身制作成的头冠），身穿"霞帔"（帔巾，裙带，绣满凤身的花纹），足穿绣凤图案的"凤鞋"；在新房的门楣上书写"鸾凤合鸣"或"鸾凤呈祥"，以凤为荣，以凤示吉。时至民国年间，应城城关的朱三婆、宋菊凤等，仍以刺绣凤花的绝活而著称。在应城区域的松林岗，有以凤为地名的"凤凰咀"。而以凤取女孩名字的，如菊凤、冬凤、春凤、雏凤、芝凤、凤仙、凤珍、凤兰、凤华等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文学辞赋，在应城深扎其根，润育蒲骚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又据《楚纪》："宋玉，楚人……，尝侨居蒲骚，作《九辩》以述其志"。"景差，楚人，尝以事被放至蒲骚见宋玉"。说的是楚国处于被秦灭亡的前夕，宋玉侨居在蒲骚之崎山（现应城田店河对岸），深感自己一生不济，又伤感楚国国政衰微。时为楚顷襄王乐曲大夫的景差，也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文学侍臣。他在被放逐的途中，复转云梦，来到蒲骚，会见了侨居在崎山的宋玉。宋玉和景差相聚于蒲骚之崎山，畅叙了离情别衷，又忧患着楚国的衰微。在一片忧国忧民的沉痛哀叹中，宋玉完成了他的名篇《九辩》，景差也成就了他的名作《大招》，他们以其文学辞赋创造和传扬了楚文化的历史精华！他们的辞赋在蒲骚完成，故世人喜赞："孰云蒲骚城小，楚辞夫子墙高"。
古往今来，屈宋辞赋对应城诗人的才智和诗兴启迪甚深。其中的代表是清·道光年间的田园诗人万瑞旒（字澡卿），他著有《古峰诗草》十卷，录诗702首。名家吴鼎元评其诗："寓清新俊逸于沈博绝丽之中，其胎息原骚选，而规模则近盛唐……"如同屈宋辞赋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色，万瑞旒的诗尽述蒲骚地之情，写蒲骚地之物，运用应城区域的语言、声韵而成的七言、五言诗，堪称不绝于骚体而又有所独创的古今体诗。万瑞旒是深受蒲骚文化孕育的颇有诗才的应城诗人之一。明、清两朝，应城著称于世的诗人还有陈士元、华清、郭宣、祝乾寿、饶可久、黄师宪、沈遐清（女）、孙甡、黄在瓒及其妻陈爽轩、程大中、屠溶、李维忠、陈时夏、黄启祚、王永清、张庆芳、吕庭栩、熊汝弼等。
随着楚文化的发展、繁衍、演变、融合，蒲骚文化与楚文化亦步亦趋，历经550年之久，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承前启后的蒲阳文化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术儒"的建议后，文化政策变得僵硬了。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销声匿迹了。当然，据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史》分析，这并非意味着楚文化个性从此消失，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转化成为全国共性的汉文化，并凌驾于区域的个性文化之上。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些共性了。
蒲骚文化并没有随着楚文化的时起时伏而消失。在南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正式设置应城县，特别是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县治之所筑城垣，后又改城垣为砖石城墙、城垛、城楼后，县治城池逐步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随蒲骚故城南移的蒲骚文化，因已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人们不再称其为蒲骚文化。但人们又不能忘怀蒲骚之宗，遂取山之南、水之北"移阳"之说，以蒲联阳，称谓"蒲阳"。承前启后的蒲阳文化便见传于应城区域，成为具有应城区域特色连绵不息的文化干流。
孔庙双柏
首先是"蒲阳"之名，与应城人情结至深。应城县治所在地有两对奇特的古树，一为双桂、一为双柏，均系自然天成，生长在后建的孔庙前后。双桂、双柏，润灵毓秀，造就了应城"人才凤翔，科第蝉联"的风水地脉。因此，应城人首先将这双桂、双柏合称为"蒲阳瑞木"，蒲阳之名得以始传。后来，书院大兴，在县治所在地创建"蒲阳书院"一座，更使蒲阳之名见于翰墨。特别是"蒲阳"之名比"应城"县名更为雅致，且有蒲骚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更为文人墨客所喜用。清·道光年间，应城籍田园诗人万瑞旒在其所著的《古峰诗草》中，就多处以"蒲阳"代应城县名而写入诗中。如在《旺云新婚赋赠四章》中，即有"襄阳风露蒲阳月，两地香盟忽一家"句；在《妙高台下送乙亭随即别旺云》中，有"潇潇寒雨蒲阳城，刘君策马将欲行"句；而在一首记述"县邑城池遭兵祸惨景"的叙事诗中，其诗题则直书"哀蒲阳"。清代文人熊汝弼著《蒲阳宾兴书院辑略》，其书名也用了"蒲阳"。清·应城县令李可寀在其所作的《谒谢公祠》诗中，也有"职忝蒲阳令，躬瞻上蔡祠……"句；黄师宪的《崎山烟雨》诗首句即是："蒲阳景是半湖山，此地崔嵬翠缕环"。民国时期建于县治城关的公园，始名亦称"蒲阳胜地"。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文艺刊物，刊名定为"蒲阳花"，沿用至今。当今以"蒲阳"命名的店铺、学校、医院，如"蒲阳书画社"、"蒲阳书屋"、"蒲阳医院"、"蒲阳电脑装潢"以及"蒲阳中学"、"蒲阳小学"等屡见不鲜。新建的主街道之一，也称"蒲阳大道"。更有昔年的民俗，在婚丧典礼时，即令情系于大喜或大悲之中，也不忘提到"蒲阳"。如新郎迎亲时，在大门前设香案举行叩拜礼（俗称"拦车马"），车马文的开头即冠以"蒲阳加冠生×××叩首"；先父逝世设孝堂，在哀哀哭读的"堂祭文"的开头，即颂"蒲阳×氏家族子孙……"处处表现了应城人深厚的蒲阳情结。
再说蒲阳文化，因其传承了蒲骚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底蕴，既是对蒲骚文化的弘扬又是对蒲阳文化的开拓。试探视诸多表象以见其斑斓。
一曰：姹紫嫣红的园林文化。伴随着城区及四周优美的自然环境（如"蒲阳八景"呈现于世），又加上鱼米之乡，膏都盐海，使应城经济"富甲鄂中"。经济的昌盛更带来文化的繁荣，表现之一是园林文化兴起于城乡。在城北五里的韩家坝，即有洞商韩诚庵自办的"韩诚记花园"；在西十乡花园庙的蒋家村，有洞商蒋雨山、蒋雨顺等建造的"蒋家花园"；县城小北街是洞商杨友吾的"杨家花园"。城中闵家巷有"闵家花园"；黄家滩有"张氏花园"；长江埠有"王祥盛花园"等等。私家花园在城乡兴起，更引起了应城社会各界人士的珍视。以邑中名士倡议，洞商富户以及膏盐公司、锤业工会资助，建成的"应城公园"，摹仿自然而优于自然，景因园异，园因景美，布局得体，别具风格，既娱百姓，又扬邑名，是当时鄂中地区唯一的县级公园，胜景闻名于荆襄。
二曰：竞相媲美的建筑文化。应城地域自门板湾文化时期起，就有了城垣建筑和高台房屋建筑。其建筑工艺虽人佚但艺传。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在楚国的都城出现了宫廷建筑。汉、唐以后，明、清以来，蒲阳文化扬先秦文化之长，建筑工艺鬼斧神工，建筑文化竞相媲美。自唐时兴黉学，宋时建学宫，至明·成化七年建成的孔庙，大成殿高10米，歇山重檐，斗拱翘角，殿内宽敞轩昂。屋脊为宝顶与走兽，造型壮丽，结构精巧，并有大成门，东西庑，明伦堂以及泮池、泮桥，门前有三坊和石龟。明兴清建的文峰塔，塔高34米，砖石结构，六面七层，每层以螺旋式石阶相连接。塔端置金属铸成的宝葫芦顶。塔基石砌，第一级四方各嵌有青石书刻的"凌云塔"三字，各层的面阔与高度不等，自下而上逐渐缩小，整体楼阁为角锥形。每层均有青石为框的圆拱门。现存文峰塔能与明建广州赤岗塔、清建山西太原峰圣寺塔遥相媲美，在鄂中地区凌云耸立一百多年。应城县治中心城区所筑城垣，全部为砖石城墙、城垛、城楼。城墙周长880丈（约四华里零九分），高二丈，城垛（雉堞）1053个，城门楼六座，弘扬着应城人的雄风。清代应城籍长太知县易永元，观瞻了城池，题词赞曰："城高而巩，池泓而洌，金汤永固，堪比前哲。"
三曰：尊孔重儒兴起的黉学文化。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术儒"后，尊孔重儒之风席卷全国。本属汉文化体系的蒲阳文化，在尊孔重儒的世风中，兴起的黉学文化日趋浓厚。源于黉学的儒学圣地──孔庙，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代相传，代有更新。唐·显庆元年始建黉舍，北宋·元符二年修建学宫，南宋·绍熙五年兴修儒学，明·景泰七年建明伦堂（讲堂），明·成化七年重建大成殿。清时又大兴书院，兴学育才使邑人文冠三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河南上蔡进士谢良佐任应城县令时，为兴学育才，特在县署东侧建了一座学宫，广纳应城学子就读。谢良佐，字显道，曾是理学大家程颢、程颐两夫子的弟子。在任应城县令时，除理政外，特重兴学。他常亲临学宫授教。学士们称赞他"言论闳肆，善于启发"，学者蜂至，学风大兴。时至南宋·绍熙年间，建安刘炳任应城县令，他为了褒扬前任县令谢良佐建学宫、兴学育才的壮举，在继开学宫大兴儒学之时，特在原学宫之侧建造一座"谢公祠"，以祀谢良佐。绍熙五年（1194年）谢公祠竣工时，他邀请理学家朱熹撰写《谢公祠记》，彪炳谢公的治学之道、育才之功。《谢公祠》之建，为应城学风之兴添火升温，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应邑人经廷试举进士者达44人。由进士而居朝廷要职，得到御颁"尚书坊"、"总宪坊"、"名臣坊"等坊表并建石坊于城邑共有70座之多；明清两代著述家、诗人文士辈出。时人称颂"兴学育才两县令，名垂蒲阳耀古今"。两县令兴学育才的美德，在继任的县令中得到了继承和弘扬，促使应城文运大兴。继在明代几度修建孔庙使之成为儒学圣地后，在清代又接连兴起义学、书院。广建于城中、黄滩、长江埠、杨家河等地的义学、书院，多为历届县令捐俸倡设。时至民国年间，还有邑中洞商李卓如，独资创办的"卓立中学"，膏盐公会、锤业公会捐资兴办的"私立西河中学"。黉学文化，勃兴不辍，使应城代有人才。清末民初，赴德、日、美、英的留学生即达32人；至20世纪末，博士生达108位、教授50多位，卓有成就的科技专家60多位，党政界高级官员70多位，军界高级将领10多位（共和国授衔将军6位），世界级体坛冠军4位。他（她）们都是应城的精英，是学而有成的楷模。
黉学文化浓郁了应城的文化氛围。革命先烈彭铁在长江埠成立的蒲东文艺社；旅省同学会创办的《蒲声》文艺期刊；革命先辈组办的国防剧团；北门城楼的书报阅览室；民众教育馆的时事墙报和扫盲夜校；小先生赶着狗拖车送书下乡；汉剧春林班、洪春班遍及城乡，十大行当名演云集；民歌、民舞花蕾绽放……
四曰：具有蒲阳文化特色的宗教文化，佛、道、儒三者并重，三流合一。突出表现在民俗的葬礼之中，如先人逝世，孝子为其举行葬礼时，既请佛家的和尚来诵经超度，又请道家的道士来做法事、开路，同时还请儒家z的学士来念"蓼莪诗"读"堂祭文"。还有，在迷信神鬼中，既请巫医"下马"，又请术士看阴阳，也请斋公"点油"；在卜问命运吉凶时，既算命，又看相，还卜卦……显示出蒲阳文化不"独尊一家"；既承袭楚时老、庄的道学，又传承汉时的儒家，还接受了南北朝时的舶来品佛教。蒲阳文化有着多元化的复合因素，展示出学术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蒲骚文化的两支--灵泉文化与膏盐文化
由于应城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有的温泉水资源和膏盐资源。千百年来，在蒲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主体文化并列，涌现出两条支流。一曰"灵泉文化"，一曰"膏盐文化"。
"灵泉文化"出落在距城西40里的汤池。
刘玉堂在其所撰《楚别都略说》（载《荆楚文史》）一文中，论及"西阳"亦当为楚别都时，他引据了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考释》和冯永轩《说楚都》，均谓"西阳在今天门县东北之汤池团（此地今属应城）"，"楚惠王（公元前488年～431年）曾在此遥寄曾侯乙"。据此，汤池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初期即已存在。
汤池的景观见之于典籍，是盛弘之于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撰著的《荆州记》。距今已迄1500多年。《荆州记》云："……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状若绮疏；又有车轮形如双桂，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姿仪光丽，往来悠忽……"
《荆州记》问世300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读了《荆州记》，被书中所描述的汤池的奇特景观和玉女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慕名游赏。
李白游览了汤池景色，聆听了"玉女乘车自投此泉"的美丽传说，写下了《安州应城玉女汤作》这一首赞美诗篇：
神女殁幽境， 汤池流大川。
阴阳结炎炭， 造化开灵泉。
池底烁朱火， 沙旁歊素烟。
沸珠耀明月， 皎镜涵空天。
气沸兰草满， 色涨桃花然。
精览万殊入， 潜行七泽连。
愈疾功莫尚， 变盈道乃全。
濯缨气清泚， 晞发弄潺湲。
散下楚王国， 分浇宋玉田。
可以奉巡幸， 奈何隔穷偏。
独随朝宗水， 赴海输微涓。
就是这首诗，在大唐以后使得"奈何隔穷偏"的汤池名声鹊起。后续的典籍，诸如《楚宝》，《舆地纪胜》，《寰宇记》，《晏类殊要》，《一统志》等等，无不详载着汤池的地理位置、泉区的自然风光、泉水的水量水温，以及有关泉的趣闻俚语、传说掌故。
就是这首诗，开创了赞美汤池诗风的先河。明、清两朝的文人墨客，步李白的后尘，争相吟咏汤池。如应城明代诗人华清、"一代著述之富"陈士元，分别在其吟咏汤池的诗中，写有"玉泉煮阴火，喷薄骊龙珠……"，"乘兴远寻邱壑胜，清秋此日浴温泉……"等佳句。清代应城知县齐国政、诗人李维忠游玉女温泉后，也分别有"骊山秦汉起离宫，洗天浴日意谁同"，"神女归何许，灵泉日沸腾。……胜传太白句，天宝到今称。"就是这些吟咏汤池的诗词佳作，深厚的文化底蕴，包括李白诗中的"阴阳结赤炭，造化开灵泉"句，形成了以热爱和讴歌大自然为特色的"灵泉文化"！传承到当今的应城市第一高级中学，师生们研讨文学和发表交流文学作品的组织也称"灵泉文学社"，文学刊物取名"灵泉"。育人园丁和莘莘学子，悉心探究和弘扬光大着"灵泉文化"的文学特色──讴歌大自然的诗风。
就是这首诗，还奋发了汤池旅游文化。"玉女温泉"不仅被列为"应城八景"之首，广为文人墨客游赏；而且自明以后，还招徕了达官贵人至此疗病愈疾。据《修建候馆碑记》载："……远近官民及将卒，贵介戚属，或日数至，或经月不去，就此养疴，名曰'坐汤'。"明·万历元年（公元1753年），建圣德寺，为这里增添了佛教文化内涵。据《光绪应城志》载："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于汤池设公馆一所，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又扩充候馆，以招待四方游人"。这里不仅成为繁华闹市，且成为旅游胜地。
再说"膏盐文化"的形成和兴起。
石膏始发现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最初见于邑西北约15里地的团山庙河边。相传，那时县河（即大富水）上游，洪水经常暴发，冲崩河岸山脚，使石膏裸露出地面，被当地人发觉，于是就开始了最早的开采，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起初，因为石膏裸露可见，挖洞仅数尺，即可取膏，人们把这种膏洞叫做"狗扒洞"。后来，渐挖渐深，挖膏出卖的农民也愈来愈多，才开始有"直洞"开采，开采地逐渐向南延伸，形成了一条长约30余里的狭长挖膏地带。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石膏开采的面积达到80余平方公里。由于只是在地面上挖成大窟小眼取膏，所以不称其为矿，而谓之"洞"，"膏洞"也约定俗成为正式名称，并称采矿地区为"洞上"。
随着石膏的用途愈见广泛，出现了"土人采之，舟楫载运，行销江北"的盛况。明末清初，膏洞上开始出现"洞商"，即专门经营石膏的商家。他们以一定的投资，雇人为其开洞采膏，所开之洞为其所有，所采石膏由他们专利发卖。资本主义经济在此萌芽。
到了清·咸丰初年（1851年），西山潘家集附近的农民发现农田里的水是咸的，这一发现就为食盐的熬制提供了线索。不久，太平军攻入武汉，长江交通阻塞，淮盐不能进入，内地食盐紧缺。当地人纷纷取洞中废渣（俗称"蓝板"），或在膏洞附近刮硝土泡制咸水食用，以解燃眉之急。而洞商眼见盐价暴涨且难以买到，于是争相以废弃的旧膏洞浸水成卤，设灶置锅熬盐，颇有收益。应城熬盐就此诞生。
时至清末民初，应城即形成了膏、盐并采的新兴格局，在湖北省的工矿业中占据重要位置。膏盐矿业的发展，使膏盐"洞上"形成"十里膏城"，应城久享"膏都盐海"美誉。
就是这特有的膏盐产出和"十里膏城"诞生了"膏盐文化"。
"膏盐文化"体现出的物质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膏盐的产出使应城的经济"富甲鄂中"；还有膏盐的派生物──石膏工艺品、盐碱再制品不断问世。
"膏盐文化"体现出的精神文化，主要是"膏洞号子"、劳动歌谣以及有关膏盐的传说故事，而颇具特色的则是劳动号子和劳动歌谣。
自明、清以来至民国初年，石膏开采的生产条件一直十分落后。每一道工序都是十分笨重的体力活，多为群体劳动。在劳动过程中需得发出前呼后应的呼喊，因而劳动号子流传较多。如"正眼号子"（正眼，即矿工上下和出膏的矿井），工人们在操作吊车时，由一人领唱，众人哼和，节奏稍快；"水眼号子"（水眼，往外排水的矿井），工人用木辘车把铁桶放下去打水起来，一般要三人以上操作，也是一领众和的形式，节奏稍慢，显得自由疲倦。这两种号子没有歌词，全由一些感叹性的词组成。正眼号子只有哦呵、咳唷哦！水眼号子只有咿呀、呵哇哦的呼喊声。也有一些劳动号子有具体歌词，如"锤工号子"（小快板式的）："三月下洞腊月上，爹妈不认得儿子相，这是脱的么人生，我越思越想越心伤"！"抬工号子"（吃力的呐喊）："慢慢地走，慢慢地行，招呼撞了脚后跟！一抬膏、几百斤，头不能抬、腰不能伸，压得肩背血淋淋，哪个晓得我苦命的人"！劳动号子不管是有歌词或无歌词，它的节奏与劳动直接发生关系，曲调是和劳动的节奏和谐一致的，它调节了劳动者的呼吸，统一了劳动动作，抒发了劳动者的感情，帮助了劳动的进行。
除了劳动号子外，还有一些劳动歌，如"石膏洞，坐'千斤'，一根麻绳吊横棍，两个胯子上面'跨'，手提一盏鬼火灯，东碰西撞放下洞，阎王面前打个滚"！又如"进巷抬膏要弯腰，楼口打膏扭断腰，矮巷拖膏趴地跑，井口拖膏难伸腰"！这些，既是矿工们井下劳动的痛苦呼喊，更是当年劳动状况的真实写照。
另外，也还有流传在矿井外的歌谣。如："我有好歌不敢唱，开口一唱难收缰，从小唱到十八九，还冇唱完半座矿。要把那好歌都唱完哟，小妹会唱成老大娘"！再如："白索线，打结连，擦上膏粉好扯脸，婆婆扯了四面开，婶娘扯了人年轻，嫂子扯了像观音，姑娘扯了做大人"。
膏矿歌谣，按形式和内容，有劳动歌、生活歌、仪式歌、知识歌和革命歌谣。总的特点是语言朴实无华，情感真挚，没有雕琢和粉饰，一听就能记下来。其格式大多为五言或七言体，也有长短句相间的杂言体，大多数为四句、六句或八句。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除要求劳动号子符合劳动的节奏外，其余近于朗诵。谣词在音韵上，有一韵到底的，也有中途转换押韵的，还有一字韵的，大都音韵流畅，琅琅上口，使歌谣得以广泛流传。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较多的比兴、重复、对比等手法，增强了歌谣的艺术感染力。
传说故事则有《石膏的传说》、《食盐的传说》等多篇传世。
蒲骚文化绽放出来的应城近现代文化
蒲骚文化结出的物质文化硕果累累。仅以工艺品为例，最显耀的是城关堆漆艺人李树仁创制的"金漆木梅花"，获国际巴拿马博展会制作银奖，享誉中外。还有起源于清末的膏雕工艺品，不仅有适用价值，更是装饰艺术品，行销东南亚，至今不衰。再有笪氏祖传的绞彩工艺，栩栩如生；竹篾编织的花篮，精致典雅；缎面刺绣的桃形荷包、菱香袋，小巧玲珑；黄滩临江生产的镰刀、锅铲、菜刀等铁器，火工独到，制作精良，传承了楚国青铜器铸造的工艺风格。这些仅只能算是累累硕果中的几颗。
蒲骚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神文化花枝招展。仅蕴藏于民间并富有传统特色的民歌、民舞、民曲而形成的种种民间文艺活动就足够丰富多彩。
在这些文艺活动中，有的是歌、舞合成，并配以打击乐器；有的只有舞而无歌，配以民乐细吹细奏，或鼓锣齐鸣；样式繁多，多彩多姿。
"划彩莲船"。纸扎有彩顶、船身的花船一支，船中有少女，用绸带肩船步行；划船老汉则手持船桨引领。表演时，锣钵依节奏敲打。高潮时，彩船绕圈飞舞，持桨人随船舞动，配合快捷。舞毕，由划船老汉摇动彩船，引吭领歌，伴乐者齐和。歌词依店铺特定环境随编随唱，划了一家又一家，唱了这家转别家。
"打蚌蛤精"。纸篾扎成长有3尺余高的蚌蛤，裱褙彩色壳纹；蚌壳中藏一少女，身着大红袄，胸配彩球，人称"蚌精"；时而闭壳行走，时而闭壳匍匐，时而张开双壳，频频摇动。另有一位打鱼人，或扮成沙和尚，以各种动作撒网欲捕蚌精；还有一位丑妇，梭行其间插科打诨。表演时，沙和尚以滑稽之态，丑妇则奚落调笑，蚌精则含情脉脉。配以轻乐，频频慢舞……据传早在明代，即在城关流行。
"踩高跷"。有长跷、短跷两种。短跷由幼童踩，长不过1尺；长跷由成年人踩，长过4尺有余。跷由木棍制成，棍中间镶以木踏板，捆扎在表演者的腿脚上，一跃而起，踏跷而行。表演者扮成戏曲人物，着戏装，有生、旦、丑诸行当。如表演《红娘》，扮演的戏中人则有张生、莺莺、红娘，手持精致瓷碟，以竹筷击碟，边唱边舞。曲调多采黄（陂）孝（感）流行的花鼓《四平调》、《小调》之类。杨河地区的踩高跷，还有"高跷叠罗汉"，险象环生。
"玩武术"。即武术表演，有"七响鞭"、"三节鞭"、"火棍"、"耍流星"、"舞刀钗"等。表演者多来自城北魏河或龚河俚间。
"舞狮子"。以事先制好的金毛狮皮，披于表演者身上，一狮两人，一人舞狮头，一人舞狮尾，两相配合，或站立，或疾行；配以锣鼓，贺拜设香案的官家或商家。有单狮舞和双狮舞多类，还有表演高台舞狮的，即叠起十数张桌子（最高24张），舞狮人由底层桌子一直舞上最高层；从桌脚舞到桌面，一层一层圈翻，让人叹为观止。
"打连厢"。是群舞形式，一队10～20人不等。表演者每人持一根竹制连厢（竹管中缀有长串铜钱），表演时有节奏地以连厢击上身、下身、空中、地下，发出有节奏的铜钱声响，舞时还间唱以民间谣歌（渔鼓、道情等曲调）。据传，这种歌舞形式为伍子胥所创：楚国伍子胥奔吴时，乞讨于吴境街市，因他不会吹箫，难以吸引人，使用一根挖空的竹竿，内缀铜钱，敲打自身，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引起行人围观；又唱出具有楚风的民歌，抨击楚王的荒淫和残暴。终于得到吴王的赏识，自荐于吴，领兵击楚。这种歌舞传承下来演变为"打连厢"。
"拉犟驴"。出自杨河地区。表演者是一个丑媒婆，拉着一头驴子（由人扮演，着驴头和驴尾，身披黄毛皮）去为人说媒，驴通人性，不愿媒婆东撮西撮乱点鸳鸯，于是犟着不走。媒婆用尽各种办法，使尽浑身解数欲拉驴而行，铺排出许多强拉、犟行的滑稽动作，引人发笑不止！
"玩龙灯"。按照当时玩龙灯的习俗，有三种式样的龙灯：一曰跑龙，二曰鹅公嘴，三曰滚龙。三种灯式，玩法不同，做法各异。按照纪年，无闰月年玩连头连尾十二节灯，闰月年玩连头连尾十三节灯。有的龙灯后面，纸扎四条鱼虾，有一人撑一条鱼的，有两人撑一条鱼的，舞时交叉对翻；也有的扎成大虾，称作"虾子灯"，玩法类似。
"赛龙舟"。在五月初五端午节举行，有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凭吊之意。在城关主要是搬运工人参加，在大富水河举行。开赛时龙舟竞发，划桨手一路呐喊，领先者获奖。昔时多由县太爷或商会会长主持开赛典礼，围观者站满富水两岸河堤。
"出平台"。出平台故事一般出四台，台上出戏──由幼童着戏装，构成折子戏的场面，配以纸扎的宫殿、山景、花草。
"出马故事"。应城在盛产膏盐时，从洞上用骡马驮运石膏到湾上下河，船运江北发卖，因而骡马众多。年节时，骡马停运，人们就利用骡马，在每匹马上坐一着戏装的儿童，分扮成百零八将水浒人物，或杨家将人物，组成马队游街，也构成一种静观的文艺表演形式，为城关地区特有。
"乐棚细乐"。先用纸扎乐棚，做成四方，四面用芦柴扎成四块，一尺五寸宽，一色落堂式三个场面，面面有字画，四块能架能放，四角吊绣球。游乐时，四人撑乐棚，棚中有鼓、锣、勾锣、钹、丁当、木鱼等打击乐，还有笛、萧、二胡、高胡、低胡、月琴等管弦乐，合奏时细吹细打，缓缓行进。这种民乐文艺表演在黄家滩很流行。乐工演奏的十样锦民乐曲《渔樵乐》，曲调优美，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后由县文化馆音乐干部改编成《妙高晚曲》收载于《应城县志》。
此外，以说唱为主的民间文艺活动。如围鼓、讲善书、说评书、演皮影，在应城区域也很流行。"讲善书"多在晚上进行。高台桌上放一小矮桌，点豆盏灯，讲书人坐于桌上，边说故事情节，边拉腔轻唱，曲调悲凄。内容多系劝善行孝的故事，围听者多妇孺。"讲评书"，在应城地区虽流行但不广。然而在清·同治年间却出了个位列"三大山"的应城两河口人徐振山，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评书艺人，名录《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唱皮影戏"，在应城地区的三合、郎君、两河口、杨家河、城关等集镇的茶馆里，多有演出。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应城的民间歌谣。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它恢宏着楚地、楚风、楚歌的文化特色。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虽属"下里巴人"但"和者众"，它穿越历史的时空传流久远；它饱含着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真挚，语言生动活泼，句式灵活多样；立足于"蒲阳景是半湖山"的地理环境，用乡音抒乡情。有"地名特产"歌谣、"打麦号子"、车水谣、打硪号子、放牛山歌、渔歌、工匠歌等，遍及山乡、湖区、平原、丘陵、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仅1989年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孝感地区歌谣集》就收录应城民间歌谣100多首。实际还不止这多！有一首《爱唱歌》，唱出了应城人爱唱歌的豪迈气概，就没有收录。 "南垸飞起白天鹅，一飞飞到杨家河；杨家河的姑娘多，又打哈哈又唱歌！大哈哈一百角，小哈哈一角角！不管你钱少和钱多，我们就是爱唱歌（囉），歌成河！"这首歌谣，极富楚歌的风格特色。
应城地区的民间传说故事，既有美丽的神话色彩，又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既讴歌真、善、美，又鞭挞假、丑、恶；传述了应城山川河流物产景观成因的悠久历史，满含着应城人民的万种风情！如《玉女汤的传说》、《四龙河的传说》、《义马河的传说》、《龙王玉米》、《黄滩酱油》、《灵芝草》、《一夜黄》、《龙死湖》、《龙赛湖》、《九子墩》、《榔子墩》、《天子岗》、《白龙井》、《三眼井》、《烧香台》等等。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