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据知，在“文革”结束十年后的1986年，西藏地方还在开展进一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纠左工作。如何看待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地方工作产生的影响？
王小彬：这是西藏当代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目前，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比较少。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西藏地方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但由于西藏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高寒缺氧的气象条件，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特殊性，西藏地区的“文革”既有全国“文革”的一般特征，也有边疆地方的特点。西藏地区的动荡时间相对内地较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农牧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等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西藏地方经济建设在“文革”时期仍能取得一定的发展。因此，西藏地方在“文革”时期得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农牧区开展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锻炼和培养了干部，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宗教因受“文革”的冲击而萎缩，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等等。社会动荡期间，驻藏人民解放军肩负“三支两军”任务，为稳定西藏局势，保卫祖国边疆做出巨大贡献。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西藏工作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这是一个总体上的看法。
记者：请简单谈一谈“文化大革命”波及西藏的过程。
王小彬：1966年5月3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6月，自治区党委在林芝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要求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文革”波及西藏的初期主要是在党内揪“走资派”，清理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代理人，是西藏自治区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和乱揪乱斗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紧跟形势，贯彻《十六条》精神，积极支持群众“造反”，另一方面还是尽量设法使动乱受到一定的限制，想把“文革”运动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然而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与区党委的愿望完全相反。不久，部分红卫兵进驻了区党委大院。在日益猛烈的冲击下，各单位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局势实际上已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
记者：“文革”在西藏发展和蔓延情况如何？
王小彬：“文革”波及西藏之初，拉萨的部分藏汉群众和红卫兵在首都进藏红卫兵组织等的支持下，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夺权开始以后，与“造总”观点对立的群众和红卫兵，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文革”中，西藏的派性斗争，主要是在这两大派之间进行的。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部队也有两种观点，在支“左”工作中反映出来，于是在造反派与部队之间也发生了不少纠纷和冲突。
1967年1月，由西藏日报社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被夺权。同月，西藏军区党委代行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后，公开表示支持首先夺权的“造总”。2月，“大联指”宣布自己夺了区党委的党政财文大权。两派组织争相夺取区党委的领导权，区党委工作陷入瘫痪。此后，两派冲突不断。
2月，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军委不搞“四大”的精神，把揭发批判张国华的“专打土皇帝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取缔“专打”等“反动组织”，宣布军事接管“造总”夺权的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军区派武装部队包围了“造总”据守的报社大院。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西藏各项工作。
1967年3月，中央肯定守卫青海日报社遭到武装镇压的“八·一八”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4月，中央提出了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几条政策。这又使西藏重新陷入动乱的局面，而且使派性斗争朝着恶性方向发展。在后来的几年中，围绕着是否应该给“造总”平反，如何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等问题，两派之间争正确，争中心，又展开了猛烈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在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武斗不断升级。9月18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召见西藏军区及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谈话，确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大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交通运输，搞好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两派组织于1969年3月底、4月初先后宣布撤消，但实际上还在争斗。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派性斗争在尼木、丁青、边坝、比如制造了反革命暴乱事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西藏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全国形势出现了一些好的转机。西藏地区和全国一样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并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解放干部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作。随着西藏落实干部政策，大规模的文功武斗基本停止了。西藏的形势出现了好转。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对在林芝和松宗两地集中学习的干部，从1970年上半年起，陆续重新分配工作，接着各地、县开始解放干部。到1973年，“全区原有171名地专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162人，占该级干部的94.8%，原有968名县级干部，已解放任职的有921人，占该级干部的95.1%，从而加强了各级领导，改进了工作”。与此同时，内调了一批干部和职工，又在当地和内地吸收和录用一批干部和职工，客观上化解和缓解了一些派性矛盾，促进了西藏局势趋向稳定。加之人民群众厌恶“文革”内斗，这些运动在西藏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文革”后的各种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人们已经失去“文革”初期进行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