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戏剧学院练习观察生活
我最近就反思，我确实没有唐嫣的生活，但我经历了中国电视剧商业化的整个进程，包括电影业从衰败到复兴的整个进程。我在窦文涛的圆桌派上讲过我考学的经历，可能有一些朋友看过。我连续考了好几年，阴差阳错乱七八糟的各种事情发生以后，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在我高中毕业后第四年才得以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我们学校有左翼的传统，江青做过我们校长，当初是五七艺校，这也是中戏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高校主要还是自由派的天下，这是总体情况。我只能说中戏的左翼成分比别的高校要多一些，在历次社会运动中，中戏也是非常活跃的，从文革开始就是这样。后来我们中戏出了一些艺术家，像姜文、刁亦男、张猛这些人。
左起：姜文、刁亦男、张猛
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文革也有描述，包括最近他在新片上映前谈到，我们要让观众知道日本人当年干了些什么，他的这些言论包括他作品的气质在影视圈跟主流是不大一样的。还有刁亦男，《白日焰火》的导演、编剧，他拿了柏林的金熊奖。他在台湾说台湾是穷人的天堂，结果让整个台湾舆论哗然，台湾人以做穷人为耻，当被说成是穷人天堂的时候，台湾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对台湾底层福利各方面的肯定。
《白日焰火》主要描写了国企解体后东北地区扭曲的伤痕，看上去是一个凶杀案。《钢的琴》这部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应该说我们这个学院，她在各大学里是比较独特的，她在一个胡同里，所以这的学生跟市井生活是融为一体的，他们很清楚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就是观察生活练习，就是在附近的胡同、最热闹的地方像地安门大街去观察。因为没有学生有机会观察上层社会的生活，所以全是观察卖地瓜的、修鞋的，所以大家去看那些学生小品，到今天依然保持这个传统，眼睛是往下看的。
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
毕业后，我们成为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
97年大学毕业时，我们第一次不包分配的学生。我们以前对口的单位是剧团，但每个话剧团演员需要挺多人，但是编剧只需要两三个就够了，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能写就行。即使我们能分到话剧团，机会也是不多的，很难分。当时好像宁波话剧团要人，但是我听说几个去那的以前的毕业生要么被抓起来了，要么就是病死了，所以那个地方可能不太好，就没去。
前几天有一个采访说到我们可能属于第一批职业编剧，编剧有专业编剧和业余编剧之分。专业编剧是各个院团、电影场的。在1997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批中国的职业编剧，就是以写剧本为生，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五险一金，当时大概有几十位吧，我记得当时活跃的有电影学院的王琛，他也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之一，史航、束焕大家都知道，我们下面的师弟像张挺，他是《道士下山》《花木兰》的编剧，还有申捷是《鸡毛飞上天》、《白鹿原》的编剧，还有《归去来》的高璇、任宝茹，她们都是92级的，比我高一届，以及《黄河人》《家常菜》的编剧王力扶。
当时就几个院校，所以我们就业各方面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找编剧的话就是这些人。这几个院校一年也就毕业二十来个人，而且还不是每年都招生，所以我们当时接活儿很容易。
我们大四的时候，周振天老师需要一个人帮他一块写《神医喜来乐》，他当时是海政的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当时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高大庸就去了，后来我们写得不错，周老师说给你们署个名吧，于是我们在片尾获得了署名。当时是1997年，我印象中写的过程中还碰上了小平同志逝世。我们写完了以后就碰上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投资人就没钱了，这个戏就一直没拍，过了将近五年，一直到了2002年才拍，2003年非典期间上映。
前几天有记者问我第一个作品是哪个，我说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第一个写的戏到了2003年才播出，而我第一个写完播出的剧大家应该都没听说过。当时是临毕业前我在一个面馆里碰到了我一个学表演的同学，我们互相留了BB机号，就各自回家找工作了，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西南昌。
有一天他用BB机呼我，问我在干嘛，我说在家找文化厅落实我的工作呢，他说你能不能来无锡一趟，我们这个戏拍到一半，导演觉得剧本有问题，白天拍戏，晚上导演在屋里改剧本太累，希望找一个人专业的给他弄一下，他说2500块一集，你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大概是有八集需要重写，那个戏叫《朱四郎传奇》，讲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由房子斌主演的，女一号是刘敏涛，都是我们同学，还有赵春阳、侯岩松这帮人。
那个时候是按集结算钱的，演员也是，有一场戏它也算一集，当时中戏毕业的演员都是2000块一集。有一天晚上我坐那儿正聊天呢，赵春阳冲进来拿着剧本说海林，这集怎么没我？我说必须有你，我现在就加。我给他加了两场戏，他两千块钱就到手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结算大概超过五场戏才能够算一集，还有一种是要累计到15场戏才能算一集，现在有各种针对演员的计算方法。当然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