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是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其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他本人被尊为“天使博士”。对于托马斯这样一位在哲学史和神学史上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面对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后世学者倾注了大量心力，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一
中国大陆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也可称为三个角度：其一是有关著作的翻译；其二是中世纪哲学神学研究中包含的阿奎那研究；其三是单独对阿奎那本人哲学、神学思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1．有关著作的翻译
中国人最早认识托马斯·阿奎那得益于来华传教士对其哲学思想的介绍。来华传教士中虽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等人都讲到过阿奎那的思想。但是，正面介绍他的思想并简述其体系的是艾儒略（Jules Aleni,1582 -1649）。艾儒略在《西学凡》中第一次正面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他认为西方诸国共有六科，其中“道科”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经院哲学。他说：“所谓‘道学’者，西文曰：徒禄曰亚，乃超生出死之学，概括人学之精，加以天学之奥，将古今经与诸圣人微 论立为次第，节节相因，多方证析以明是道，使天主都中义理无不立解。”[1]“这种学向以解释《圣经》为目的，但采用了希腊哲学中的哲学原理来解释神学理论。”[2]艾儒略认为这门学问是解决“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大事”的，在西方的地位极高。谈到托马斯·阿奎那在经院哲学中的地位，他说：“此种学问，古为圣所闻，其间有一圣，名为多玛斯甚博著书，又取前圣之言，括为徒禄曰亚。略所言最明，最简，最确，而此后，学天学者悉皆禀仰不能赞一辞令。”艾儒略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划分为“三大支”：第一支“先论徒禄曰亚之学，次论天主之本体”；第二支“论人究竟归向与人生前身后之真福”；第三支“盖前既论之诸罪，至是则论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论”。艾儒略第一次纲要式地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介绍到中国，从阿奎那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来华耶稣会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一直情有独钟，继艾儒略以后，利类思（Louis Baglio ,1606～1628）从拉丁文翻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定名为《超性学要》。利类思翻译了《神学大全》（somme thiologique）的第一篇中的“论天主性体”，六卷；“论 三位一体”，三卷；“论万物原始”一卷；共编为十卷，于1654年出版；继而他译了第一篇的“论天神”，五卷：“论形物令造”，一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刊印。第一篇中的“论人灵魂”，六卷；“论人肉身”，二卷；“论总治万物”，二卷；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第二篇没有翻译，第三篇则有“天主降生”，四卷；“复活论”，二卷，由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3]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它在基督宗教历史上被称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4]利类思深知这部著作的地位与作用，他在其中文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着力翻译此书的目的：“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华言，以告当世；自渐才智庸陋，下笔惟难，兼之天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大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续成大业，尚假岁月焉。”[5]在谈到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作用时，他说：“其间杰出一大圣托马斯。后天主降生一千二百余年，产意大利国。乃更详考圣经；即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6]利类思认为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的特点是体系完整，他说：“是书有三大支，支分为论，论凡数百，论分为章，章凡数千，章分为引，为疏、为驳、为止。而引 疏驳正中，又各有始有终，此见数则更仆难矣。然而由初迄未，尽尽相发，序岩鳞次，垒垒交承，贯似珠连，望之浩瀚，拟河汉之无极。”[7]正是因此，利类思说，《超性学要》为“诸理之正鹄，百学之领袖，万圣之师资”。这部译著对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做 出了贡献。
中国大陆有关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翻译，除了利类思的译本之外，还有张全寿的译本、马清槐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谢扶雅编译的《圣多默的神学》（香港基督教文 艺出版社）、周丽萍和薛汉喜根据托马斯·基尔比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文本》（拉丁文英译本）所译出的《基督教箴言隽语录》（长洲文艺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段德智先生正在对《神学大全》（英文版）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翻译（商务印书馆），这将是我国首次系统而完整地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
2．中世纪哲学研究之中包含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与中世纪研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 著作主 要有：《基督教史纲（上）》（杨真著，三联书店，1979）、《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车铭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张尚仁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中世纪哲学研究》（傅乐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张绥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古代基督教史》（徐怀启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董进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宗教哲学》（尹大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基 督教二千年》（马超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托马斯·阿奎那基 督教哲学》（傅乐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基督教会史》（张绥著，1992）、《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学思想》（唐逸著，1992）。这些著作涉及中世纪哲学的许多方面，不过，从内容上考察，则都属于研究起步阶段探索和 建构体系的产物。因此，多数是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深入分析和微观探讨的专题较少。至 于所涉及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多数学者只在介绍生平方面施以浓墨重彩，而对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则大而化之。这真实地反映了研究起步阶段的情景。
当代中世纪研究中与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问题主要包括：（1）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的精神禁 锢与道德蜕化问题。陈曦文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其支 派天主教用一整套教理教规束缚人的头脑和人身，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8]当中世纪的教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上帝之国”时，早期基督教道德侧重于灵魂的质朴与纯洁的道德观开始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发生蜕化。[9]（2）中世纪宗教文化与近代的关系问题。祝青山认为，从科学产生的进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观点出发进行探讨，阿奎那经院哲学体系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理性基础；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融合是近代数理主义思潮产生的渊源；唯名论的变迁不仅为近代实验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10]不仅如此，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运用以辩证法为中心的理性方法、被造的自然和感觉经验等论证其教义和信仰，最终确立起近代科学赖以生发的理性精神与方法，自然秩序观和经验信念等几个基本前提。这是中世纪基督教 对近代做出的决定意义的历史贡献，展示了近代与中世纪的根本精神联系和社会历名发展的 连续性。[11]（3）中世纪的政治文化传统研究。自然法观念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内涵在中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而托马斯· 阿奎那突破了自然法理论的传统观念。[12]
3．对托马斯·阿奎那本人的专门研究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虽然按照译者的说法，本书“只是一本关于托马斯的生平、时代及其哲学思想的入门性的小册子。”[13]但是，鉴于中国大陆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像阿奎那这样一位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师，竟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的翻译出版也许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