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显得格外的混乱、格外的无序。但就在这混乱与无序之中，有关专家却能够从中看清这样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那就是知识在急剧地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尤其是手机在社会上的普及，知识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使整个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正是借助于如此的方式，知识或信息也把自己的触角无限地伸展到未来的世纪之中，将起着巨大的引领和主宰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权力分配论”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如果谁拥有了这样的生产要素的供给，谁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相应的权力。
在封建时代，土地显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拥有者或供给者，所以地主也就拥有了权力。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知识理论的大力普及和技术的迅速进步，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系统化。在现代社会，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也就从资本家手中逐渐地转移到了一批具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群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
“技术结构阶层”掌握了权力之后，又引起了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1）现代公司的新目标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之后，从过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转变为追求“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等目标；
（2）为了实现“稳定”这一首要目标，商品生产已由过去的消费者需要什么，公司就生产什么的“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理论，即新的科技产品引领或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如电脑的更新换代，苹果手机产品引领智能手机的消费，已经很明显地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3）“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国家、工会、科技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企业与国家融为一体，等等；
（4）与上述的变化相适应，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加尔布雷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已经不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对立。有知识者就有可能成为富人，就有可能掌握相应的权力，而知识贫乏者也就可能永远只能是穷人了。
“权力分配论”的新颖独到之处，是它完全从“知识”这一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正是加尔布雷斯率先异常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已经是现代社会中“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就目前看，且不论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清楚明白的，即加尔布雷斯将知识看作是现代社会核心要素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整个世界都因知识的急剧增长和迅速传播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本质性变化。
加尔布雷斯的上述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不断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学者的积极回应。并且不少学者还纷纷撰文，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述、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而且，他们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了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如在 80 年代，日本学者堺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他认为，这种“知识价值革命”在日本、美国是由于 80 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而产生的。他明确地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更加重视创造“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减少对物质财富数量方面的需求，而会增加对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需求。
暴力和财富必须以知识为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完全从“知识”这一视角出发，来分析和描绘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
在1990年出版的《权力转移》一书中，托夫勒明确指出：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有两大要素，即暴力和财富。在古代社会中，暴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就是暴力。反之也一样，暴力也就是权力。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显然是最为低质量的权力，因为暴力有着极大的弊端，即暴力的运用只能产生新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