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智库东北亚中心课题组
朱 锋，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岳 立，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秦 恺，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王嘉昊，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目录
第一部分：对朝鲜经济现状的基本评估
第二部分：朝鲜经济发展趋势及走向
第三部分：当前朝鲜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部分：未来中朝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及可行措施思考
据朝中社4月21日报道，2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从2018年4月21日起朝鲜将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朝鲜对核武器与洲际导弹的开发震惊世界。尤其是2016年以来，朝鲜的核导能力呈现出了长足进步。但朝鲜的综合实力能够支撑起有效的核导开发能力吗？核导开发究竟对朝鲜的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0项对朝制裁决议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又都纷纷对朝鲜实施了众多单边制裁。这些制裁被认为是二战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中史无前例的、也是最强硬的。本项研究认为，朝鲜的经济已经受到了其核导开发的巨大影响，虽然目前还能应付，但在联合国及有关国家的制裁无法减缓的情况下，朝鲜的经济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前景。
第一部分 对朝鲜经济现状的基本评估
朝鲜国土面积为12.3万平方公里[1]，占朝鲜半岛面积的九分之五，与中国福建省面积相近，约为中国吉林省面积的三分之二[2]。截至2016年末，朝鲜总人口为2490万人[3]，较同期吉林省常住人口总数少263.3万人，约为韩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约合人民币2205亿元[4]，为2016年吉林省GDP的14.8%，不足韩国的1/45[5]。朝鲜人均国民收入约合人民币8163元[6]，较弱于贵州省2008年人均GDP水平，约为韩国的4.5%[7]，与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全球排名第143位）相当。
一、复苏缓慢，形势严峻
朝鲜经济自1988年以来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经济疲软，期间经历长达12年的连续负增长，经济基础几近崩溃。据韩国官方数据，2011—2014年连续4年取得1%左右的年均增长，201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9%[8]。但由于基础薄弱和长期国际孤立，稳健复苏仍难期待，形势严峻。
国际援助是朝鲜重要外汇来源之一。2000年初期国际社会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近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缩至3000万美元以下[9]。截止目前，朝鲜正在遭受联合国及美国等因其执意推进核武器和洲际导弹项目而施加的多重严厉制裁，国际社会对朝鲜援助的规模处于极低水平。
朝鲜对华出口铁矿石和无烟煤是获取外汇的重要手段。2017年1月11日，韩国国家情报院下属的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发布“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执行效果评估”资料，指出在对朝制裁实施9个月（2016年3-11月）期间，朝鲜对华出口和外汇收入双双减少，出现了2亿美元的外汇损失。
朝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持续的粮食短缺问题。据世界粮农机构预算，朝鲜每年大约需要550—600万吨粮食。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朝鲜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240—350万吨[10]。2014年，朝鲜的粮食总产量为508万吨[11]，虽然缺口有所减小，但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朝鲜经济的重要问题。
二、曾比肩日本、俯视韩国、超越中国
朝鲜半岛在被日本统治期间(1910年—1945年)，靠近中国的北部地区得到深度开发，修建了大量的水电站和煤矿。北方的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12]，经济基础远远好于南方。
朝鲜现有铁路总长8800多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为2000多公里，并且早在1993年就基本实现了干线铁路电气化，电力机车牵引比重达90%以上[13]。公路总长度77500多公里。[14]主要海港有清津、南浦、元山、兴南、罗津等。平壤顺安机场为国际机场，定期国际航线有平壤-北京，平壤-沈阳等[15]。
正是基于较高的发展水平，1945年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正式物资交往就是1984年朝鲜援助韩国。当时朝鲜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遭受水灾的韩国提供了5 万石大米、50 万米布匹、10 万吨水泥和一些药品等救灾物资[16]。这与当前朝鲜依靠外援生存的窘境形成鲜明对照。
三、经济发展潜力可观
朝鲜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已探明矿产资源种类多达300余种，其中200多种具有经济开发价值[17]，最具代表性的有铜矿、萤石矿、金矿、石墨、铁矿、铅矿、镁矿、以及发展核能所不可或缺的铀矿。矿产资源总储量占朝鲜半岛总储量的80%以上，潜在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是韩国储藏量的24倍[18]。
朝鲜拥有较为丰富的其他自然资源，尤其以森林资源、水利资源、水产资源居多。森林覆盖率达到 73%[19]，盛产云杉、冷杉、红松等优质木材；水力资源丰富，鸭绿江、德川江、豆满江等河流水量丰富，落差巨大，拥有较大的水电潜能；朝鲜两面临海，境内湖泊较多，水产品丰富。
朝鲜的人力资源基础相当不错，高度重视教育，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制度。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些无疑在未来全球化分工中具有较强的劳动力优势。[20]即使在严重经济困难之际，朝鲜仍然尽力在教育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维护其人力资源。其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21]
近年来，朝鲜在核导、网络技术、无人机等高科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抛开逆时代潮流的影响不说，其成功进行六次核试和中远程导弹开发，足以说明朝鲜在以核导为中心的军工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在严峻军事威胁下经历了近 20 年经济冲击和封锁而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反而在航天、核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开发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朝鲜社会的凝聚力，也显示了这个国家在渡过难关、实现与西方大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具有经济复兴的潜力。
第二部分 朝鲜经济发展趋势及走向
朝鲜社会主义政权1948年9月9日建立，1958年宣布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政治经济体系由先军政治所主导。1970年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75年5月，成为“七十七国集团”正式成员国，同年8月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1991年9月17日同韩国一起加入了联合国。2000年7月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至今与163个国家（含欧盟）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金日成时代受“冷战”因素制约的大起大落
早在1948年建国之前，朝鲜就开始急速推进土改和工业国有化，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2月的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朝鲜通过了《为了恢复和发展朝鲜北部人民经济而推进的1949-1950年度两年计划及相关法令》，并在随后与苏联签订了《朝苏经济文化合作协议》。此时的朝鲜在新的国家体制的领导下和苏联的帮助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却对刚刚起步的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朝鲜的大型企业和工厂几乎全数毁于美军的轰炸。据朝鲜中央年鉴分析，“开战后没有多久，兴南化肥厂、黄海炼钢厂、平壤碾米厂、本宫化学工厂、城津炼钢厂、清津纺织工厂等52家大型企业就毁于空袭，龙津的机械制造工厂更是遭到彻底的破坏。朝鲜虽然方面也组织了工厂的撤退和疏散，撤到安全地带的工厂很快就转入了战时生产状态，但其数量极为有限。”[22]人员损失方面，约有155万朝鲜军民在战争中伤亡。[23]
板门店协议签署之后，金日成提出了以优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战后恢复计划。1954年开始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3年计划》对重工业的投资额占到了总额的81.1%[24]，1957年到1961年的“一五计划”同样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农业方面，朝鲜自1955年起开始推行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制度。“1954年末农业合作化率是30.9%，1956年达到了80.9%，而到1957年末就达到了近100%。”[25]与此同时，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对朝鲜的工业建设给予了大量的援助。1953年外国援助占朝鲜年收入比重的18.4%[26]，其中仅苏联一国就向朝鲜提供了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到了1954年，外国援助所占比例更是增长到了33.7%[27]。
1955年12月，金日成发表了著名的“主体演讲”，要发展属于朝鲜自己的经济模式：“有人说苏联模式好，有人说中国模式好，可现在己经到了创造我们自己的模式的时候了”。对外，朝鲜在中苏两国之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独立姿态，与两国分别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内，则大力推广以“青山里精神”为代表的独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资源、优先投资重工业、全面发展经济各领域、实现技术现代化、以及“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原则——只进口本国无法生产或不足的物品，向外国出口本国多余的物品。
令人遗憾的是，“主体精神”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美妙。工业上，朝鲜数次动员劳动人民进行“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包括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为目标的“千里马运动”；农业上，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主体农业方法”要求老百姓到处劈山伐木，开垦农田。这些手段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大跃进”运动可谓是异曲同工，也同样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工业上的攻坚战、突击战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提高生产力，但从长远来看却会造成劳动者积极性下降，同时也会加速设备的损耗，不利于长期生产。农业上，不讲究科学方法的胡乱开垦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为日后的洪涝灾害和大饥荒种下了祸根。
1958年，金日成宣布朝鲜已经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三年后，又在1961年的朝鲜劳动党四大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确立了以一般经济、军需经济、党的经济、非公开的黑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四重经济”结构[28]。但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朝鲜为了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不得不重新加大国防投入，并通过1962年的“强化国防力量”议案走上了先军政治的道路。在当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了有关“强化国防力量”的议案，确立了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军事现代化、全军干部化的路线，“即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要首先发展国防力量”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原则之一。如此一来，在增强军备所需的费用无法确保的情况下，改善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工作也不得不推后，四重经济中的第二、第三经济给第一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逐渐僵化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为后来朝鲜经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1970年的“五大”上，朝鲜劳动党宣布朝鲜已经从农业国家成功转型成了工业国家，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民经济六年计划，要求每年必须达到14%的工业增长率，将“技术革新”作为计划的重要内容，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引进了数条先进的工业生产线，并与西方21国达成了合作协议。此外，朝鲜也在积极探索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模式。“1971年朝鲜外贸额不过1亿3180万美元，1974年则攀升到10亿6250万美元，达到了原来的八倍以上。过去占朝鲜外贸总额的八成以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在1974年降到了四成左右，与社会主义市场的贸易与和非社会主义市场的贸易比重发生了逆转。”[29]
不幸的是就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对朝鲜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朝鲜的主要出口物有色金属外需萎缩，国际价格也应声而降。其结果就是“朝鲜的国际收支大幅恶化，造成了朝鲜推迟支付国际货款的情况，再加上朝鲜的外债务情况恶化，国际信用下降，最终也影响了朝鲜的进出口事业。”[30]为了止住颓势，此时已经被确立为朝鲜政权接班人的金正日发起了“70天战斗运动”、“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等群众运动，提前16个月完成了六年计划。同时，他还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发展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兴建人民大学习堂、凯旋门、主体思想塔等纪念建筑。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朝鲜人民的士气，刺激了生产，增加了经济活力，但也大大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朝鲜经济的“黄金年代”。通过贯彻落实1980年劳动党六大提出的朝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大目标，朝鲜在1984年取得了年产谷物1000万吨、发电498亿千瓦时、煤7650万吨、钢铁740万吨、化肥468万吨、水泥1424万吨、水产品352万吨的前所未有的成绩。[31]
这一时期朝鲜也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开放的尝试，比如在1984年制定了《国营企业自负盈亏若的干规定》，强化了企业自负盈亏的制度；通过《合资法》等法律的制定，探索吸引外商投资的可能性；对农业上的包产到户制进行小规模的试点等。但相较于中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一往无前地进行改革的决心，处在表面繁荣中的朝鲜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也就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动力，因而错过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
而且，尽管长期标榜自己为独立自主的经济模式，但朝鲜对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却又切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每年要从苏联和中国进口超过300万吨原油；朝鲜在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贸易时，一直和成员国一样实行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和享受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友好价；另外，朝鲜狭小的耕地面积（朝鲜适合种植谷物的耕地面积约为14000平方公里，仅占朝鲜国土面积的12%）[32]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朝鲜的农业基本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朝鲜每年需要从苏联和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作物。
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长期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朝鲜经济发展助力的援助者和合作伙伴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不复存在，这带给朝鲜经济以难以估量的打击，并使其原先的经济体系变得难以为继。朝鲜经济就此陷入崩溃。
二、金正日时期谋求改革的探索与反复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对朝鲜经济的打击是全方位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朝换代，对朝鲜经济运行的外部支援也就基本停止；经互会在1990年将会员国间以卢布计价的物物交易改为以美元等硬通货的现金交易，重挫了长期受到外汇不足困扰的朝鲜贸易，仅朝苏贸易金额就从1990年的20亿美元骤降至1991年的3亿6000万美元，其中原油进口量只有聊胜于无的6万5000吨，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3%[33]。原油的缺乏不仅使交通和物流受到了影响，更让朝鲜各地的工厂陷入了燃料不足，生产难以维持的窘境。作为以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朝鲜工厂的开工率下降到了往年的一半以下，情况最糟的时候只有往年的二、三成左右。朝鲜的债务问题也是积重难返，1993年朝鲜外债达到了惊人的103亿2000万美元，所占比例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3%[34]。
更为严重的是农业方面的危机。正如前文所说，朝鲜为解决粮食问题，长期大量依靠从苏联和中国进口小麦等粮食作物。一旦无法从苏联进口足够的小麦，仅靠中国的援助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粮食需求。雪上加霜的是，1995年朝鲜全国遭受暴雨灾害，而几十年前胡乱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暴雨迅速演变成了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淹没了40万公顷的耕地，使50万百姓流离失所，当年谷物减产190万吨[35]。1996和1997年朝鲜又接连遭受了洪灾和旱灾，粮食绝收的灾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大量饿死者的出现。因饥荒而死亡的具体人数无法统计，根据不同学者和研究人员的估算，其数量约在30万至100万之间。
正是在这样极度恶劣的情况下，金正日接掌了朝鲜的政权，并进行了一系列谋求改革，重振朝鲜经济的探索。为了恢复不断下滑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在1996年《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劳动青年》的社论里宣布朝鲜进入了“苦难行军”时期，号召全体朝鲜人民团结起来，共度时艰。在此期间，朝鲜以支援农业、平整土地、修复经济设施为突破口，号召全社会各界义务劳动，用战时动员的体制组织并投入了劳动力，展开了“插秧除草战斗”运动，并展开了推广易于种植的土豆的“土豆革命”运动，朝鲜土豆的种植面积也从4万公顷增加到了2000年的18万7千公顷[36]。另外，为了缓解电力缺乏，朝鲜还开始重视在山间建设各种中小型发电站。
在经济体制方面，朝鲜于2002年7月1日开始进行被称作“七一改革”的内部改革措施，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其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首先是改革了朝鲜的分配制度和流通体制，允许计划外的物资在综合市场上流通。其次是在金融体制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取消外汇券，要求外国游客消费时直接使用美元、日元或人民币，并通过调整汇率挤压黑市，官方汇率从1美元比2.15朝鲜元贬值为190朝鲜元兑换1美元，从而促进对银行业务与外汇方面的政策实施。最后是对于生产问题方面的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与干预并且扩大工厂、企业的创新开发能力，提升其自主权”[37]。
这一时期，朝鲜的劳动者的收入稳步上涨，劳动者的平均月薪从110朝鲜圆上调到了2000朝鲜圆[38]。过去，因为长期经济困难、物资短缺，朝鲜的物资配给制度早已“民存实亡”，被称为“野外市场”的黑市随处可见；改革后，朝鲜一方面下重拳整治黑市，另一方面则在城镇地区兴建了许多综合市场，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交易，并完善了物流体系。“过去朝鲜政府以低于统购价格的卖价向市民提供大米和玉米等粮食，朝鲜政府历年赤字的一大部分就源于此处。新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实施后，这种差额消除了”[39]。这些措施跳出了朝鲜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采取了适当的变通，将在朝鲜出现的市场经济的雏形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之下，体现了金正日的实用主义风格。总的来说，“七一改革”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朝鲜的经济活性。
“七一改革”不可避免地也有其弊端。朝鲜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导致市场上流通的物资依然短缺，由此带来的急遽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朝鲜人民工资的增长；另外，中国在开放市场经济初期遇到的一切管理漏洞和缺失，以及贪腐、官倒、不正当得利等现象，在朝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权贵阶级产生、拜金主义横行等一系列问题。在突如其来的新问题和副作用前，朝鲜的行政机关不知如何应对，行政指导漏洞百出，在长期适应了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朝鲜造成了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仓促推行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不断显现，也引发了朝鲜体制内对是否要改革的激烈讨论。增强经济活力的尝试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努力被置于两难的境地，这也注定了金正日的经济政策只能摇摆于改革开放和加强管制的政策之间。
在对外开放领域，金正日主打的战略便是经济特区的建设。早在1991年12月，朝鲜就参考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先进经验，在被誉为朝鲜“金三角”的罗先地区设立了包括罗津、先锋、雄尚三个常年不冻港在内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后来又将罗先升级为继开城、平壤之后的第三个特别市。作为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经济特区，罗先特区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朝鲜内地体制的特殊区域，按照朝鲜政府制定的政策，这里不限制所有制形式，不限制产业，外国人短期出入境不实行签证制度，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游客和投资者，被中国企业和与之毗邻的省市寄予极大希望。2011年，中朝两国推动实施了“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罗先经济贸易区” 项目，根据协议中国对罗先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朝鲜将罗先港4、5、6号码头50年的使用权转让给中国，中国负责建设连接中国图们市到罗先港的铁路，以及机场和火力发电厂等配套项目建设[40]，给罗先经济特区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动力。同年12月3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通过了经过修改补充后的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法，将罗先经贸区定位为推行经济领域优惠政策的朝鲜特区，希望将其建设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物流中心、服务基地、区域旅游中心等。
在随后十余年中，朝鲜又先后设立了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开城工业园和金刚山观光旅游特区。其中，新义州特别行政区被定位为中央直辖的由国家行使主权，享有独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特殊行政单位，与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类似；开城工业园是以建成集高技术、金融业、商贸、旅游业和国际都市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城市为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经济特区；金刚山特区则以被称为“朝鲜第一山”的金刚山旅游业为依托，鼓励法人和个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为特区开发自由投资，其资本和财产以及企业经营收入和其他收人受法律保护[41]。
但综观这些经济特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远远不能与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的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不仅特区本身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对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亦极为有限，更没能带领整个朝鲜走上全面的对外开放和改革之路，与当初设立和规划时的期望差距甚大。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特区在对外合作中较保守、形式单一，过于强调主权；二是朝鲜经济特区是“铁丝环绕”隔离的经济特区，而不是开放的经济特区；三是囿于中央集权，特区缺乏自主权，政策缺乏稳定性，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环境缺失；四是经济特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政策不能实现较好的互动，国家政策不能依据特区经验进行跟进和调整[42]。
金正日时期贯穿于朝鲜经济政策始终的另一条主线便是“先军政治”。冷战结束之后，“朝鲜崩溃论”和“被韩国吸收论”甚嚣尘上，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持自身政权，继续维持高额军费投入似乎成了必然。1995年元旦，金正日视察两江道蟠松哨所时发表的演讲拉开了先军政治的序幕：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金正日空前加大了自己任委员长的国防委员会的权责，同时削弱了负责一般经济的行政机关。到了2009年，朝鲜更是把先军思想提升到和主体思想一样的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国防委员会也被指定为“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机关”，并赋予其“制定国家的重要政策”的权限。据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研究机构估算，军费开支达到了朝鲜国家预算的三成以上。可以说先军政治让朝鲜更加重视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其后果是无法调整和恢复民用经济，人民仍然在为温饱问题而苦恼。
在先军政治思想的指引下，朝鲜在军事工业，尤其是火箭技术方面耗资巨大。据韩国政府推测，2012年4月发射的大浦洞2号火箭连同东仓里发射场和其所携带的卫星在内，共耗资8.5亿美元。如果这笔钱用于从中国进口玉米的话，可以供全朝鲜1900万人吃一年[43]。而正如前文所述，朝鲜的粮食短缺在金正日掌权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可想而知，朝鲜巨额的军事开支是牺牲了人民的生活为代价的。
对核武器的狂热追求是导致朝鲜经济难以重振的另一个原因。1994年的朝美框架协议虽然给朝核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朝鲜也开始按照协议接受美、日、韩等国的经济援助，但因为种种原因，此协议最终没能按照预定轨道推进。到了2002年，朝鲜重启铀浓缩计划，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之后又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以拥核国家自居。此后，朝鲜不仅受到联合国安理会愈发严厉的全方位制裁，还受到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单独经济制裁。2009年，日本全面禁止对朝鲜出口，日朝贸易跌为零；韩国于2010年公布了中止南北贸易的“5.24措施”，宣布除开城工业园外，禁止任何南北间的一般贸易和委托加工，同时中止了金刚山旅游计划，让朝鲜遭受巨大损失；美国的制裁虽然没有让朝鲜受到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直接损失，但使得朝鲜被隔离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对外经济活动的余地随之变小。
对朝鲜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起反作用的不仅仅是先军政治，还包括了过度强化的集权体制和并没能同经济体制一同改革的、僵化的社会体制。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金正日大力推行在效仿斯大林式统治的基础上、添加朝鲜特色的儒家忠君、孝亲等思想形成的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44]，无形中阻止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反对改革的保守风气得以日益壮大。2005年10月，朝鲜政府开始实施将粮食买卖集中到指定地点的粮食专卖制度，并叫停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规模分田到户的尝试，这标志着突破计划经济时期“主体农业方法”尝试的失败。
2009年金正日推行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和集权政治间矛盾最终导致了保守政治的回归。11月30日，朝鲜中央银行突然开启了闪电式的货币改革，要求国民在一周内将将所持有的旧朝鲜圆以100:1的比例兑换为新朝鲜圆，且每人限额10万圆[45]。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加强计划经济管理秩序和再度禁止外币流通。《朝鲜新报》称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直接目的是“减少流通的货币规模，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使货币流通更加顺畅，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6]。然而朝鲜贸然进行货币改革，却没有做好商品的储备，不仅没有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引起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韩国评论界则认为，朝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清除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催生的国内市场经济因素[47]。
至此，朝鲜2002年“七一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几乎全部被推翻，朝鲜重新回到了过去保守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2002年以前所不同的是，早已习惯市场经济的不少民众对政府重新收紧政策表示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其程度远超政府想象。另外，朝鲜体制内重视市场经济作用的改革派也已形成了相当规模，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加剧了朝鲜政坛和社会的不稳定，激化了经济改革与集权体制的矛盾。直到金正日逝世，这一矛盾也没能得到解决，连同改革和振兴朝鲜经济的大业一同被移交给了他的接班人——金正恩。
三、金正恩主政以来民生经济有所发展
1.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和投入。
金正恩主政以来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并将增加粮食生产视为朝鲜经济繁荣的重中之重。朝中社在2012年元旦发表的社论中指出，农业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生命线，全党、全国、全民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搞好农业生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朝鲜政府开展了包括增加化肥产量、扩建温室塑料薄膜生产线、为全国农村兴建温室大棚等一系列工程[48]，并号召农场跳出体制和规定的条条框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新的农业管理方法。
由于朝鲜加大了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与投入，再加上良好的气候条件，2011—2015年，朝鲜粮食产量分别为469万吨，519万吨、519万吨、521万吨、548万吨[49]，对比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240-350万吨的年产量，可以说进步显著。2016年虽然受到了旱灾影响，但由于政府在广大农村积极推行的“圃田担当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减轻了旱灾造成的损害，避免了重蹈1995年的覆辙，粮食年产量仍然维持在了500万吨左右[50]。目前，农业在朝鲜GDP中所占比重达到22%[51]。
2.提升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改善民生。
金正恩执政后，为了切实解决朝鲜人民的吃饭问题，大幅度削减了对重工业、水力发电等耗资巨大而见效缓慢的部门的投资，开始加大对投入少、见效快、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商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在2013年3月13日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大会上，金正恩发表讲话指出“轻工业发展可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今后我们要出口丹川地区生产的菱镁矿和各种有色金属，把这些资金用于发展轻工业，要消灭轻工业产品非法交易的现象，改变轻工业品依靠进口的局面”[52]。2015年，朝鲜矿产品的出口额为12.6亿美元，占朝鲜出口贸易总额的44%[53]。这些资金被投入到以食品、服装业为代表的轻工业生产中，如大同江果树工厂和平壤周边的食品加工厂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朝鲜国产的饮料、饼干、糖果以及部分服装和鞋类等产品比重逐渐增多[54]。另外，在对外贸易方面，朝鲜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实现贸易多元化，增加纺织品等轻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在改善民生方面，金正恩政府除了加大农业和轻工业投入外，还采取了其他的一系列措施。以平壤为例，朝鲜在首都平壤新建了包括万寿台住宅区在内的10万套住宅，以及饭店、服装店、农贸市场、游乐场、大型游泳馆、滑雪场等诸多设施，并进行了城市交通道路的升级改造，为市民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自2012年以来，朝鲜综合市场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并且放宽了对允许出售的工业品和经商人员年龄等方面的许多限制。“目前朝鲜全国有420个综合市场，仅平壤市就有20多个综合市场，而且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经商人数增加，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种类和销售额明显增多”[55]。另一方面，从市场上收取的相当于营业税的管理费也增加了朝鲜国家财政的收入。
3.建立实行“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
“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是朝鲜政府在农业、工业、商业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的统称。这一提法随着金正恩2012年6月28日所提出的“6.28方针”横空出世，并在2014年5月30日发布的“5.30指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农业方面，6.28方针的主要内容是“在继续维持协同农场体制的前提下，大幅度缩小分组的规模，从原来的15-20人缩小到3-5人。政府允许农作物按7:3的比例分配，即农产品的70%由国家收购，其余的30%以分组为单位按照农庄员的劳动公分进行实物分配。农民所获得的30%实物，可以以议价（低于市场价格但高于配给制的价格）卖给国家”[56]。从2015年起，在全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普及了类似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圃田担当制”。
在工业方面，5.30指示要求“在工厂和企业扩大支配人（厂长）的权力，除重要的产品之外，允许企业自己组织生产，企业自行采购所需要的原材料，企业有权确定其生产的产品价格，有权决定职工工资，自行销售部分产品来筹集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57]。据日本《朝鲜新报》报道，平壤326电线工厂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系之后，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20-30倍，有些个别特殊职工的工资提高100倍以上[58]。在商业上，则通过把计划外的商品纳入流通领域来提高商业流通体系的效率，并兴建了平壤市光复大街商业中心等大型超市。
自正式实施“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以来，朝鲜认识到新的经济管理体系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朝鲜会继续把“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作为对内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不断完善“圃田担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措施，争取更辉煌的成果。
4.探寻对外开放的多种渠道。
2013年3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体会决定，朝鲜将实施对外贸易多元化和多样化改革，推动多地开设旅游特区搞活旅游，允许朝鲜各道结合自身特点成立经济开发区[59]。同年5月，朝鲜出台经济开发区法，将各开发区分为农业开发区、旅游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开发区法，朝鲜鼓励外商、外资在开发区从事投资开发，外商以及外国团体可在开发区内设立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自由进行经济活动[60]。随后几年内，朝鲜在原有的罗先经济特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开城工业园、金刚山观光旅游特区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又先后设立了26个经济开发区，[61]明确了鼓励外资投资领域，借此加快推进经济发展。
对外劳务派遣是朝鲜获得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朝鲜外派劳务的数量明显增长，2014 年为50—90万人[62]，主要流向俄罗斯、中国、中东和东欧一些国家。朝鲜劳工主要从事建筑业、林业采伐，也从事医疗工作和教授跆拳道。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专门机构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资料来看，朝鲜向16个国家派遣5万名劳动者，每年从中获取12-23亿美元[63]。
5.探索金融体系新改革。
21世纪初期在市场经济在朝鲜逐步萌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金融问题，如私人地下金融规模的扩大、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外币驱逐本币的现象突出、以及大量海外非法分支机构的设立等[64]。为了应对金融态势的变化，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朝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抑制相结合的改革措施。
鼓励型金融改革的目的是针对国民对本币信心不足，人民币、美元等外币在朝鲜国内黑市大行其道的现象，力图规范货币市场，增强朝鲜国民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其主要措施包括：以7%-9%的高额年利率，吸引朝鲜在海外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使用贸易银行新设计的外汇定期存款业务；鼓励在外汇兑换商铺中使用政府指定的高丽银行卡等外汇卡；放宽外汇交易的限制领域，允许平民进行外汇交易；利用手机电子市场提供货币兑换的金融优惠服务。抑制型的改革措施则主要包括恢复国家金融机关的运转功能以限制私人金融的发展，以及通过由朝鲜中央银行发行的“全胜”银行卡和导入电子商务业务来加强国民对朝鲜圆的信心，遏制朝鲜经济的外币化趋势[65]。
根据韩国银行的统计，朝鲜2011—201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8%、1.3%、1.1%、1%、-1.1%[66]，出口贸易总额则由2010年的18.3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28.3亿美元[67]。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的确有所好转。但必须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困扰朝鲜经济的能源难、交通难、粮食难、外汇难等四大难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朝鲜要实现“强盛国家”战略任重而道远。
第三部分 当前朝鲜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自主经济与援助经济的矛盾突出
朝鲜地理位置优越，与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经济和资源强国相邻，其矿产、煤炭、森林等资源丰富，且拥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发展潜力较大。但由于朝鲜的土地面积较小，人口数量有限，所以其经济和市场规模不大，属于典型的小型经济体。同时，朝鲜的资源禀赋存在结构不平衡的情况：尽管矿产资源丰富，但朝鲜并不产石油和焦炭，这直接限制了重化工业的发展；电力生产主要以水利发电为主，水力发电量约占60%，火力发电量只占40%[68]，且由于水力资源有限且季节变化大，导致水力发电量有限且波动较大，火力发电由于优质煤炭供应不足加之发电设备老化严重，因而电力生产能力不足；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力低下，无法满足国民生活需求。因此，朝鲜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好的方式便是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然而朝鲜一直以来都是坚持发展“内向型经济”，以维护国内政治体制为前提，在扩大对外经济方面始终持谨慎态度。但与此同时，由于能源难、交通难、粮食难、外汇难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朝鲜经济的发展又不得不依赖于对外经济交往。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朝鲜始终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仅仅依靠国内有限的市场改革，根本无法支撑起疲软的经济，国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无从保障，还需大量依靠国际援助来支持其社会继续向前运行。尽管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经济发展得到明显好转，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朝鲜不断加紧的核武建设，以及由此而不断激化的地缘政治矛盾和不断加剧的来自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倒逼朝鲜不得不依赖援助经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当前，朝鲜深陷发展自主经济与依赖援助经济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朝鲜为了维持国内政治体制的稳定，致力于发展自主经济，通过在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推行“我们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来刺激经济增长，但由于受限于其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国内市场驱动力不足等客观经济因素，又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市场进行有限的开放，主要是通过新建经济开发区、对外劳务派遣、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等举措来吸引外资、换取外汇，其目的还是为了增加进口以补充国内市场紧缺的货品。另一方面，朝鲜已经陷入了核试验和国际制裁的恶性循环，国际制裁的不断加剧使其在对外贸易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外贸易产品和对象结构严重失衡，对外贸易方面不断累积的负面效应终将冲击到其国内本就落后的经济，而政府依然需要维持大量的军费和核武开支来发展国防，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国内经济尤其是涉及民生的经济仍将举步维艰。更令人担忧的是朝鲜近年来由于连年干旱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人民温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种种问题使得朝鲜不得不依赖于国际社会所提供的经济援助，但其在核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又在不断接近国际社会停止向其伸出援手的底线。总之，自主经济与援助经济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而若朝鲜不改变其现行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改善国际环境，其必将继续纠缠于这对矛盾当中，难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二、核武与经济双支柱战略严重失衡
自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对“核国家”意志的宣示愈发高调，态度愈发强硬。2012年朝鲜修改宪法拥核入宪，明确将拥有核打击能力列为朝鲜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目标”；2013年3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确立“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2016年5月举行的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恩在发言中进一步将“拥核”确定为“永久战略路线”，明确并强化了核武建设在国家战略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加速推进核武技术的开发。自2006年10月以来，朝鲜一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前三次核试验时间间隔约为3-4年，但从2016年开始，朝鲜便大大加紧了核导开发进程，分别于1月和9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2017年9月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其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到20倍，远超前五次核试验的规模和强度，这说明朝鲜在其核武器战略开发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69]。此外，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导弹试射的次数也远超以往（如图1所示[70]），且技术一次比一次更为成熟和先进。
图1.朝鲜导弹发射次数统计表（1984年至今）
朝鲜的核武建设严重危及了区域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因而也遭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不断升级的国际制裁。但从过去的经验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朝鲜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放慢核武建设的脚步，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在朝鲜“国际孤岛”局面愈发严重的情形下，朝鲜在核武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和费用投入丝毫不减，这实际上是在透支着朝鲜经济发展的未来，而为此买单的也正是朝鲜的普通民众。安理会的2375号决议中提到，朝鲜无视人民遭受的严重困难，将其稀缺资源大规模挪用于发展核武器和若干耗资巨大的弹道导弹计划，而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处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朝鲜人民在粮食和医疗保健方面严重无保障，其中大量孕妇、哺乳期妇女及五岁以下儿童可能营养不良，全部人口中近四分之一患有慢性营养不良”[71]。可见，朝鲜的核武和经济两大战略支柱严重失衡，经济发展过分从属于核武建设，而后者只会招致国际制裁的不断加码，又会反作用于朝鲜经济的发展，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便是朝鲜普通民众不断降低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三、开发区对经济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差
朝鲜是小型经济体，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衡，若要实现稳定而高速的经济增长，最佳方式便是开放对外经济政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间无法再以“友好价格”为基础进行“记账式贸易”，朝鲜无法再从前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取经济援助，加之1994-1997年连续四年发生了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重创，经济一度处于崩溃边缘。此环境下，朝鲜不得不探索一条经济开放之路，但当时的金日成政权偏于保守，极力维护固有的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对于改革开放的接受程度极为有限。
参照中国深圳特区的发展模式，结合朝鲜自身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最终于1991年12月，朝鲜宣布《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地带开发计划》，在其东北部的罗津先锋区成立自由贸易区，实行对外开放。尽管由于当时朝鲜国内经济和政治环境封闭自守，该经济特区作为唯一的“外向型经济”开放进程相当缓慢，但这一期间，朝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为改善投资环境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1998年，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对朝实施“阳光政策”，采取了一些加强南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的措施，这些也刺激了朝鲜在21世纪初进一步扩展其经济特区的试验点。2002年，朝鲜根据自然地域特征和区域经济合作优势，又建立了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国际旅游特区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
这些开发区的确在一定时间内，迅速拉动了朝鲜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开发区对经济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极差。据统计，金刚山旅游特区的韩国游客人数在2004年剧增到26.8万人，随后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了34.5万人，但2008年因朝鲜士兵射杀了一名韩国游客而停止运营[72]。开城工业园区每年最高可为朝鲜带来近9000万美元的收益。2012年该经济特区生产总量约达到4.7亿美元[73]，但由于韩朝两国在经营管理方面出现分歧，开城工业园区于2013年3月关闭，直至9月才重新恢复。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更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当时被任命为首任行政长官的前中国欧亚集团会长杨斌，因涉嫌偷税漏税被中国逮捕，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开发进程便被迫中断。直到2012年，张成泽才开始重新推进特区开发，但随着他2013年被处决，该特区发展再次陷入萎靡。
金正恩执政之后，为进一步巩固金家统治地位和国内政治体制，朝鲜重建经济的决心和力度加大，展现出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态势。2013年朝鲜确立“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表明作为实施并进路线的措施之一要建设“符合各道实情的经济开发区”，5月颁布《经济开发区法》，11月宣布设立13个开发区和新义州经济特区，2014年7月增设6个开发区，朝鲜开发区的数量增至19个，并计划引进15.9亿美元外资[74]。尽管如此，朝鲜也并没有实施积极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意向，其目前的开放模式仍然是“蚊帐式开放”，即挂起“蚊帐”，让外国的资金、技术等“空气”透进来，却不让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蚊子”钻进来，因而经济开发区的目标也只是为了引进资本和技术，以及增加出口创汇上，对于国内经济的带动和辐射效果十分有限。
在具体开发层面，开发区的建设也受到了来自朝鲜国内和国外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开发进展缓慢，难以起到积极的示范效应。首先，开发区种类繁多，普遍规模偏小（面积在1.5-8平方公里之间[75]），且位置分散（如图2所示）。朝鲜的开发区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五大类：出口加工/贸易区，工业开发区、农业开发区、旅游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按照管理部门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地方经济开发区和中央经济开发区，由于数量和种类繁多，又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部分开发区的功能高度重合，难以起到产业集聚效应。
图2.朝鲜经济特区[76]
其次，朝鲜的经济体制和相关政策限制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国内因素导致开发区发展缓慢。开发区作为朝鲜“内向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经济”特区，必然会面临各种原有制度和体制的弊端。例如，朝鲜对于国际交流和签证入境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外资进入带来障碍。潜在的投资者不愿意每次到访朝鲜时都要申请签证、每次过境时都要被检查个人财物，他们希望不论在朝鲜境内还是境外，都能够直接与个人联系，但目前还尚无可能[77]。基础设施方面的情况更令人担忧，部分开发区甚至缺乏水、电、卫生、通讯和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但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必备条件。在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情况下，也很难依赖外资对开发区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或改善，开发区与国际经济接轨所必备的基本条件难以实现。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投资者必定会对于朝鲜开发区的竞争力心存疑虑。
此外，随着朝鲜核武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制裁不断加码，恶劣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困难重重。例如，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2016年2月10日，韩国政府决定撤出开城工业园区，2月11日，朝鲜下令永久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该工业园区可谓朝鲜经济特区的样板，该工业园区的关闭，对朝鲜今后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外资引进将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总之，开发区的建设经验揭示了朝鲜在经济体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即国家经济需求和发展愿望与其政治、安全和经济现状之间的隔离。
四、产业和国际贸易结构缺乏稳定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剧变，加之朝鲜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朝鲜经济遭受了“内外交困”的双重打击。根据韩国央行的估计，朝鲜在1990-2014年的经济总量以每年0.5%的比率缩减[78]。实际上，1990-1998年，朝鲜经济连续9年出现了负增长（如图3所示）。1998年朝鲜进入金正日时期后，在国际社会大力援助的外部因素和经济政策部分改善的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之下，朝鲜终于走出低谷，并在1999-2005 年之间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GDP平均增长率达到2.7%[79]。但随着朝鲜2006年开始进行核试验，国际社会开始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加上朝鲜原本局部吸纳市场功能的经济政策转变为管制市场的经济政策，朝鲜经济再次进入负增长。其中，2008年朝鲜经济却意外上涨3.7%[80]，据韩国央行表示，朝鲜该年度经济上涨主要归因于一些偶然因素，如气候条件良好以至粮食产量上升，国际上作为六方会谈成果对朝鲜实施的原材料和重原油的援助。2011年金正恩执政后，尽管朝鲜经济因其核试验而经历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国际制裁，但还是逐步走向复苏轨道。除2015年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造成朝鲜出口产品煤炭价格的急剧下跌，以及受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朝鲜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局面外，2011-2016年，朝鲜经济均成正增长态势，2016年经济增长3.9%[81]，创17年以来新高。
图3.朝鲜1990-2016年GDP统计对比图[82]
从朝鲜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中不难看出，其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性，一旦关键产业或贸易产品受到影响，便会波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前，朝鲜的经济开发战略为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90年代以后，由于面临能源难、工业难、粮食难等问题，朝鲜的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导致了对农业的临时性重视，农林渔业比重大幅上升[83]。从1998年开始，随着朝鲜经济的缓慢复苏，农林渔业的比重也随之下调，约占GDP总量的20-30%，
重工业、采矿业的比重又重新回升，并分别稳定在第三、第四大支柱产业，而政府支出在经济中比重较为稳定，约占20-25%[84]（如图4所示），与农林渔业构成朝鲜经济的第一、第二大支柱产业。
金正恩执政后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力缩小对重化工业、水利发电站等部门的投资，加大对投资少、见效快，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商业等领域的投资[85]，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总量明显提升。从经济结构层面来看，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朝鲜政府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2.4%，成为占比最高的部门；其次为农林渔业（占21.7%）和制造业（20.6%），其中制造业里重工业所占比重约为轻工业的2倍；采矿业占比12.6%，较前一年增长8.4%，水电气行业占比5.2%，较前一年增长22.3%，这也是2016年拉动朝鲜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主要行业[86]。尽管加大了对农林渔业部门的投资，但由于受近年来的干旱影响，朝鲜的粮食缺口依然很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2016年低收入缺粮国名单中，朝鲜赫然在列；2017年7月粮农组织与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消息称，朝鲜当年遭遇了自2001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2017年作物（包括稻米、玉米、马铃薯和大豆等主粮作物）的生产受到重挫，对该国大部分人口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87]。其次，2016年出现负增长的部门来自服务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以及餐饮、住宿行业产量整体下降3.9%，交通和通信行业则下降0.2%[88]。可见，朝鲜的产业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农林渔业和政府支出成为朝鲜经济的支柱产业，采矿和重工业位居二线，且远远领先于其他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筑业、水电气业，以及贸易、交通等其他服务业。
图4.朝鲜产业结构对比图（单位%）[89]
朝鲜的国际贸易也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产品结构和贸易对象结构两个方面。总体看来（如图5所示），朝鲜的进出口额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2011年以后，国际贸易总量提升幅度显著。根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朝鲜的进出口贸易额约为65.5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4.7%，其中出口额达约为28.2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4.6%，进口额约为37.3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4.8%；同时，贸易逆差情况依然严峻，2016年朝鲜贸易逆差为9.1亿美元，同比扩大5.4%。具体看来，朝鲜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类产品上，如2016年朝鲜出口最多的产品为煤炭等矿物原料和服装等纺织品，两者占贸易总额的68.1%。矿物原料出口额同比增涨10.2%。涨幅较大的还有鱼类、甲壳类海产品，出口额约2亿美元，同比增涨74.9%，占比从4.2%提高至6.9%。进口方面，朝鲜进口产品占比最高的是原油、精炼油等矿物油，进口额约4.4亿美元，占总额的11.8%；电气设备进口额约3.3亿美元，位居第二；锅炉、机械类进口额约为2.8亿美元，位居第三；其次为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额约2.6亿美元，同比增长31.7%[90]。朝鲜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充分体现了其“内向型经济”的特点，出口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获取进口所需要的外汇，进口只限定在必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方面，但朝鲜本身是小型经济体，国民经济水平有限，且有效需求不足，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很难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图5.朝鲜近年对外贸易情况表[91]
朝鲜对外贸易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冷战时期，朝鲜在对外贸易中对前苏联较为倚重，朝苏贸易曾经占据60%的比重；冷战后，90年代前期，朝日贸易比重上升，曾占25%的高比重[92]，而到了90年代中期后，中朝贸易在朝鲜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持续扩大（如图6所示）。到了2016年，中国作为朝鲜最主要的对外贸易伙伴，在朝鲜对外贸易中占比高达92.7%[93]。在贸易产品结构方面，2016年朝鲜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集中于矿物燃料及矿物油（占比约45.06%）、纺织品（约27.46%）、矿石（8.55%）、海产品（7.22%）等；进口主要集中于矿物燃料及矿物油（10.86%）、电气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9.22%）、锅炉及其他机械（7.85%）、车辆及其零件（7.45%）、塑料及其制品(5.98%)[94]。可见，朝鲜的对外贸易依存对象过于单一，且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矿物燃料、矿物油和纺织品，其进口商品种类占比较为均匀的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鲜国内商品较为缺乏，尤其是机械、电子设备等产品。在朝鲜核试验不断升级国际制裁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其对外贸易显示出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旦制裁涉及到朝鲜进出口的关键产品和部门，对于朝鲜的国际贸易而言无疑将是沉重的打击。
图6.2006-2016年中国在朝鲜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95]
五、国际制裁造成国内经济高度封闭和依赖性
朝鲜于2006年10月、2009年5月、2013年2月、2016年1月和9月、2017年9月先后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在频率和规模上都不断升级，而截至目前，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核试验也已出台了十次制裁决议，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也在不断加码，制裁措施也愈发严厉。尽管如此，朝鲜却并未因为国际制裁而放缓其核试验的步伐，继续在“拥核”道路上一意孤行，企图逼迫国际社会承认朝鲜作为事实上核武器国家的地位，进而接受金正恩政权的合法存在——这种“豪赌式”的核导开发计划，严重危害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使得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环境空前复杂，朝核问题也越来越接近“临界点”[96]。围绕朝核问题逐渐形成了核试验与国际制裁的恶性循环，这也使得朝鲜成为“国际孤岛”的趋势不断加剧。
联合国安理会为了限制朝鲜的核和弹道导弹技术的研发，先后通过了1695号（2006年7月）、1718（2006年10月）、1874号（2009年6月）、2087号（2013年1月）、2094（2013年3月）、2270号（2016年3月）、2321号（2016年11月）、2371号（2017年8月）、2375号（2017年9月）以及最新的2379号（2017年12月22日）决议。尤其是2017年最近的两次决议，在严厉程度上更是史无前例。2017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议一致通过的2375号决议，是在此前各项相关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朝鲜的海外贸易、外汇创收、人员出境和就业以及燃料进口设限，试图遏制住朝鲜进行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开发的能源和资金支持。其中，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纺织品，而纺织品是朝鲜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出口项目，是朝鲜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决议全面禁止朝鲜的精炼油产品和天然气进口，这意味着朝鲜的石油进口将被压缩一大半，这无疑会严重影响朝鲜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并对其军工部门带来重创；决议禁止朝鲜的海外劳工向朝鲜境内汇寄海外务工收入，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报告显示，朝鲜向国外派遣约５万名劳动者，每年从中获取12亿美元至23亿美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称，该项决议连同上一个决议实施后，将切断朝鲜90%以上的公开收入[97]。
2017年12月22日通过的2379号决议是在2375号决议的基础上，对朝鲜实行的更加严厉的制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2375号决议将朝鲜的精炼石油进口量限制在200万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朝鲜精炼石油产品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以内，将朝鲜的原油进口量限制在每年400万桶；第二，将禁止朝鲜出口的产品在2375号决议的基础上（2375号决议禁止朝鲜出口占其出口收入90％左右的产品，如煤炭、纺织品、海鲜和铁），扩大到食品、农产品、矿产机械和电气设备等其他类别的主要出口产品，据悉这将使朝鲜的出口收入每年削减2亿美元以上；第三，禁止朝鲜进口重型机械、工业设备和运输工具。这些产品占朝鲜2016年进口额的近30％，价值近12亿美元；第四，决议要求各国立即、最迟必须在两年内，将所有在国外赚取收入的朝鲜劳工驱逐出境[98]。
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力度的急剧加大势必会造成朝鲜涉外经济的萎缩，其主要的进出口产品均受到重创。尤其是作为其最大对外贸易伙伴的中国在执行对朝制裁的态度上愈发坚决，朝鲜未来的对外贸易必将大幅缩水。2017年9月，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自2017年10月1日起，将限制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联合国各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不超过50万桶；自2018年1月1日起，每年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不超过200万桶，且对朝鲜出口精炼石油产品应不涉及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朝鲜核计划或弹道导弹计划或其他活动有关联的个人或实体，精炼石油产品的供应、销售或转让完全为朝鲜国民民生之目的；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纺织品；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气[99]。可见，中国对于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决议的落实表现出了支持的态度，而在2379号决议通过后，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如矿产机械和电气设备、运输工具等，也将受到波及，在朝中进出口双向受限的情况下，朝鲜的对外贸易必然也会受到严重冲击。
如前文所述，朝鲜是小型经济体，从长远来看，“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适应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而国际制裁对于朝鲜进出口主要产品的限制，则更加剧了朝鲜经济的封闭。首先，国际社会对朝鲜出口产品的压缩以及驱逐在国外赚取收入的朝鲜劳工，将导致朝鲜外汇的大幅缩减，这直接影响到朝鲜对其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从而导致朝鲜国内企业开工率的进一步下降[100]；其次，由于朝鲜国内市场体量有限，对于出口产品的制裁将导致国内部分货品的滞销，加之制裁对于进口商品的限制，朝鲜国内的经济流动性会大大减弱，进而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导致市场经济低迷；同时，国际制裁必然会动摇国际上对朝投资的企业的信心，尤其是会对朝鲜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不利于朝鲜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使得封闭的国内市场更加缺乏活力。总之，对于朝鲜的国际制裁将直接冲击朝鲜的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造成朝鲜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甚至可能影响到就业率、物价等民生问题。朝鲜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妥善解决核问题，积极改善国际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战略，推动改革开放，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发展将会陷入固步自封的僵局。
第四部分 未来中朝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及可行措施思考
随着国际社会对朝鲜经济制裁的日益加剧，朝鲜进行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空间也在不断被压缩。这种情况也迫使朝鲜更加依赖与中国的经济来往。作为朝鲜最大的贸易对象，中朝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对朝鲜意义重大，对于中国而言，尤其是东北边境城市而言也具有重要影响。金正恩执政以来在农业、商业、市场方面领导的变革释放出了朝鲜希望改善国内经济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前朝鲜在发展核导上的强硬态度和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都会为中朝经济合作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2375号决议之后，一方面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角度考虑，对于配合落实国际制裁展示出了更为坚决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也继续坚持一贯主张，即在用于民生的、不涉及为朝鲜核导计划创收的经贸领域，应保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不受国际制裁的影响，因为一旦朝鲜爆发人道主义灾难，必定会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在内的区域国家都不愿见到的。因此，未来中朝经济合作重点可放在民生领域，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合作
朝鲜目前的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加之自然灾害较多，粮食产量底下，无法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而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方面都具有成熟和先进的经验。中朝在农业领域开展经贸合作，一方面可以使得朝鲜有机会积极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以缓解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充分利用朝鲜的资源优势，以促进互利共赢。双方具体可以在三个方面展开农业合作：1.农业生产方面，主要表现在以合作经营的模式，按照契约形势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如中方将木耳菌棒通过吉林临江口岸出口到朝鲜中江郡木耳种植基地等，此外，中方还可以利用朝鲜的土地和劳动力在朝鲜种植蔬菜、大豆等[101]。2.农产品加工方面，可以依托中朝相邻地区的地缘、产业、企业、技术等优势，按照市场需求和企业供给要求，快速发展对朝农产品生产加工业是最有潜力的经济合作方式[102]，例如中国可以在朝鲜投资建设食品加工厂，对当地的农产品进行加工，以丰富两国农业市场的产品种类；中国也可以利用朝鲜丰富的森林资源，投资进行木材加工，以满足中国国内装修业市场对木材的需求。3.农业技术发展，可以在农作物良种培育、农业高新技术交流方面增进合作。可在组织中朝科技人员组团进行互访和调研，派中国的农业专家前往朝鲜，将农业实用技术主要包含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菌类和蔬菜种植技术等同朝鲜农业科学院、朝鲜水稻栽培研究所进行实地交流[103]。
二、投资建设核电站
自1990年朝鲜能源短缺问题出现以来，朝鲜便迫切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核电站。在1994年签订的《朝美核框架协议》中就包含了美国为朝鲜建造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的承诺，可惜该协议最终未能得到执行。此后，朝鲜也多次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核电站。比如在2002年，朝鲜就在琴湖地区动工建设了轻水反应堆项目，但在2006年被迫终止；2003年，朝鲜又对外宣布准备新建四座大型核电站[104]，然而最终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发展核电方面，朝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朝鲜境内有着丰富的铀矿资源，据说其可开采的高品质铀矿储量高达400万吨[105]，位居世界前列；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进展迅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朝鲜具备较为先进的铀浓缩技术、核裂变技术等核电站运行所必须的技术以及专业人才的储备；据报道，朝鲜自2010年起就在宁边核设施独立自主地研发功率为25-30兆瓦特的轻水核反应堆，以及用于制备低浓缩铀的气体离心机[106]。但朝鲜若想独立建设核电站，同样面临着许多难关。朝鲜落后的经济无法满足建设核电站所需要的巨大资金投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封锁和制裁也导致了相关物资的严重短缺；即使朝鲜能够开工建设核电站，在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情况下，也难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认为朝鲜会打着核电站的名义搞新的核武器试验，进而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不过，一旦朝鲜建设核电站的过程有了中国的参与，那么上述问题均会迎刃而解。中国企业已经有了多年的境外投资和工程建设经验，并且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以说是既不差钱，又知道如何合理地花钱；中国有实地参与过核电站的设计和建筑工作的专业团队，在与朝鲜毗邻的辽宁和吉林省也分别建有红沿河核电站和靖宇核电站，经验丰富，有能力在朝鲜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工作；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成员国之一，中国也可以派遣相关人员履行监督义务，确保朝鲜不会将核电站建设和投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核燃料或其它物资挪用到军事用途。
在朝鲜投资建设核电站可以帮助中朝两国实现双赢。对朝鲜来说，有了核电站，电力短缺的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工厂有了足够供给生产的电力，不仅制造业得以恢复发展，人民生活也能得到改善；另外，朝鲜在尝到了核电站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甜头之后，便有可能要求国内的涉核研究机构将研究重点由核武器转向民用核能，或是将开采出的铀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