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编辑 | 刘海川
“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
程青坐在工厂外的板凳上，轻描淡写地吐出这句话。
“70后、80后老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开始读中学的孩子，90后、00后不可能来做服装这类劳动型的工作。”
为了稀缺的工厂劳动力，他3年前把服装厂从浙江省温州市迁回老家湖北省荆州监利，厂房租在城区服装产业园上信城。1990年代，大浪潮让服装厂在更南的南方遍地生芽。这些年，最早几批"打工仔""打工妹"老了，陆续回到家乡。服装厂也跟着这些人回到原点。
这个县城1800年前就有了，因“监盐渔之利”，取名监利。和中国内陆的许多县城一样，人们从1990年代开始离开，去城市打工。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在湖泽广布的地方，乡村自建房开始沿水铺陈，像顺着标尺的刻度整齐展开，城里的住宅接连拔高，建到了33层。
早有人窥见县城的前景。监利有154.6万人，是湖北省人口第二大县，在2020年迎来地位的提升。6月，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7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告监利撤县设市。街上许多标牌没来得及换，写得还是“监利县”，十字路口的标语都重刷过，写着“建设荆州市域副中心”。
年轻人普遍乐观，一名25岁的男孩从武汉回到监利买房、创业和生活。他想：“县升到市，肯定是在发展。”这个年轻人的创业已经做了两次转型，从西餐到鸡尾酒，现在，他又做起精酿啤酒，面对的消费者越来越年轻，目前以95后为主。
有些人回来是为重新获得对生活的主导权。监利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有约50万，一名服装厂工人说：“在广州，我走在哪想坐在哪，坐在哪想睡在哪，整个人没精神。”3年前，她决心返乡，放弃七、八千元的收入，能得到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常。
这是人厂相互牵引的结果。回家的工人说，如果不是有服装厂从沿海城市迁回自家镇上，她肯定不敢回来。工厂老板也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回来的工人，工厂回流也没有意义。
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给县城带来“第二春”。监利身上有许多中西部县城的影子。它离上海、香港这些国际大港口超过1000公里远。在这里，县城特色和地理民俗相关，县城性格在商品经济时代显得无关紧要，生活的主题是平淡。以往，当监利人想去城市，他们驱车一小时到岳阳，一个半小时到荆州，两个半小时到武汉。现在，监利准备成为更大的城市，人们便摸索那些还未显现的变化，寻找自己在城中的位置。
小城默默变大了
"不知道大家走没走过沙市（荆州中心城区）到监利的103省道，这条公路破得不行，荆监一级公路2010年12月对外宣称开工，时至今日没动一铲，老百姓都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这是当地一位网友在2012年向荆州新闻网投诉。
10年前，荆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称得上恳切：“您希望监利交通加快发展，荆州经济快速振兴，这何尝不是我们的愿望。发展交通促进经济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它不仅仅是交通一个部门的事。”
受制于分洪区的地理条件和政策要求，直到2012年，荆州才通铁路。监利周边江陵、洪湖等县市，直到2016年才有了高速公路。居于省界，监利的路网密度相较其他地区更低。
2021年，网友仍在问相同的问题：“荆监一级公路监利段什么时候修好？”
10年后，监利撤县设市，荆监一级公路监利段升级为国道G351建设项目。监利市交通运输局回应关于修路的提问：“目前正处于前期工作的早期，刚开始绘制施工图纸，动工日期还不能确定。”
监利人太明白路的重要，因此在2022年，当人们听说监利要建火车站、通高铁，即便对建成时间各有揣度，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了信心。“等有了高铁就好了。”他们说。只有监利市发展和改革局一名工作人员讲话谨慎，他没估摸时间，只说：“要建铁路，说了有20年了。”
监利人的信心不是突然就有的。今年25岁的杨奎，2012年从重庆搬家到监利，“来的时候，监利没有电梯楼和商场，最大的建筑是中百购物中心。”那时赶上武汉中百集团在省内扩张，中百监利购物中心在推广时被称为湖北农村开设的首个迷你“摩尔”（注：mall，商场）。
最近几年，mall接连出现。2020年，由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投资的宏泰广场开业。它建在城中心，规模是中百购物中心的三倍大，入驻门店几乎都和“吃”相关，有麦当劳、DQ冰淇淋、良品铺子、三只松鼠，还有许多奶茶店、四川火锅店和一家永辉超市。
更早前，2017年，监利城北有家百晟广场开业，华为授权体验店、小米之家、国美家电开在这儿，这里还有监利的第二家肯德基和第二家屈臣氏。
人气最火爆的店铺属于沈涛。在监利，他是最早联系优衣库和CoCo饮品店谈加盟的人，“但对方都说城区人口没有达到50万，不肯来。”后来，他找到了瑞幸咖啡。2022年年初，瑞幸咖啡把第2228家联营门店开在百晟广场，沈涛发抖音，介绍这是华中地区县级市首家瑞幸店，他称这一条视频得到11万个赞。
在百晟广场举办的少儿比赛。高佳摄在宏泰广场的一家连锁火锅店，一个监利人问我，“你觉得外面有什么是我们这边没有的？”
“应该基本上都有了。”他没等我回答。“除了那种大型的商场。”他说。
更少的成本监利正在经历人口回流。《荆州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2020年，监利常住人口有112.08万人。相比上一年，增加了11.37万人。
荆州市域内，监利面积最大，3201平方公里，是隔壁江陵县的三倍。它辖区内有多达23个乡镇和管理区，至2018年末，监利中心城区容城镇和红城乡人口有28.59万人，占县域总人口比重不到20%，其他乡镇分布呈分散的“碎石型”。返乡人口中，大多数聚在广阔的乡镇。
出租车驶出城区，直往东走，沿路是成片的平整稻田。司机热情介绍各乡镇特色，他说，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擅长的产业，人们又都擅长在稻田养殖小龙虾。据称，市面上每六只小龙虾里，就有一只来自监利。
车子在汴河镇停下。这是监利面积最大的镇，221平方千米，和重庆市江北区一样大。
周强正站在汴河制衣厂的牌匾下方，往一个铁钩上挂废布料，这些汆成团的废料被装上车，运去湖南做火力发电。
汴河制衣厂在镇中心一家超市的二楼，这里原本是个游乐场，条件很简陋。他说，在外面，这种房子是不能租的。但在汴河镇上，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周强指的“外面”是东莞虎门镇。上世纪90年代初，监利人大批集结到虎门从事服装制造业，虎门也成为监利人的“第二故乡”。
周强10多岁时离家，和弟弟在广东待了近30年，一直做服装。去年，弟弟决定把虎门的工厂迁回老家（有部分仍留在东莞），周强负责家里厂房的经营。回来的主要原因是“老爸老妈年龄大了”，他们也曾把老人接去广东，但老人在外住不习惯。
汴河制衣厂做整件成衣，制衣分为三道工序：裁床、车位、包装。高佳摄“在家里，只要人员够，东西配齐，比在外面还好一点。”周强说到，在虎门，原本河南人控制着他所在园区的废品市场。他从地上捡起一片废纸，“这纸原来都卖两毛钱一斤。”他说：“现在要搞环境卫生，政府来处理废布料，我们倒要贴五毛钱。”
这也是一项迁厂的原因。回到家，他至少可以省下处置废料的钱。此外，家里房租也便宜。汴河制衣厂有2000平方，房租一年18万元，算下来，每平方7.5元/月。在东莞，最近转租平台上挂出的服装厂房，房租没有低于10元/月的价格，多数都在15元/月以上。
电费也便宜，“在外面，一度电1块3，家里9毛。”周强说。
工人工资更低。在虎门，他厂里工人也都是老乡，月收入八、九千属于正常水平。在监利，服装厂工人拿到五、六千元，算高收入。
去年夏天，周强回乡时进了本地服装厂老板组织的微信群，那时群里有122家已经迁回监利的服装厂或作坊，一年过去，回迁的数字升到了340。
“回乡创业是一句口号”“县城大大小小300来家厂，今年开到现在，已经有10家厂卖掉了。”周强给我看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有人正在发布转让服装厂的消息。
稳定的客户和良好的现金流是最要紧的。用周强的话讲：“倒闭的厂，要不是钱断了，要不是客户断了。”
周强的厂房里堆着服装成品，包装袋上写着SHEIN。SHEIN是新晋的全球快时尚行业巨头。2022年4月，媒体称这个中国跨境电商公司进行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现在它的估值高达千亿美元。
周强说，SHEIN是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他把它叫做“希恩”。之前有媒体报道，广州可能有一半服装厂都在做SHEIN。
周强他们付了500万元押金，成为SHEIN的供货商。在他看来，押金是实力的证明，又能保证他的经营稳定，他很乐意和SHEIN有这样的联系。“其他外贸公司的货不好结账，而且一不小心他们就跑掉。”他说，“希恩是信誉好、有保障的。”
监利没有布料厂，服装厂仍从广东采购布匹。高佳摄SHEIN给的多是“小单”（小批量生产），要求一周或十天左右交货。“监利没有自己的货运公司，帮我们拉货的，是隔壁松滋县的货运公司设在监利的分公司。”周强说：“如果我们自己有物流，服装厂的成本还能再低些。”
他每天把做好的货放上三轮车，三轮车把货物从汴河镇载到上信城——这是监利城区一处服装产业园，货运公司的装卸货点设在这儿。然后，货物装上卡车，运到虎门。三轮车拉一次货，要价80元，监利到虎门的货运价格是9毛钱/公斤。同样，服装厂要从广东采购布料，布料的运输也经过两次中转。
把服装厂迁回老家，运输成本是提高最明显的一项成本要素。
汪桥镇的范钢，大概是监利县最早返乡的一批人。他开服装厂时，监利没有物流公司，他把货放在客车行李舱里带去广东。现在，汪桥这样的服装大镇和城区之间有专线，物流公司专门派一名司机每天往返接送货物。
范钢的妻子是汪桥镇人，他是重庆人，现在也可以讲地道的监利话。范钢48岁，先在虎门打拼，2004年和哥哥合伙开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让哥哥留在虎门接单，自己回了监利。
他也讲到货源的重要。“虽说是亲兄弟，但经过我哥一转，我的利润太少了。”他说，监利的服装厂有80%的订单是经过东莞工厂接手后转来的。“现在留在东莞的工厂，大多只接单，或做个头、尾工序，如果货期不紧张，就转到内地做，内地成本更低。”
二手、甚至三手单，没利润，工人的工资涨不上去，因此不稳定，渐渐形成恶性循环。从前年开始，范钢决定自己找客户，做一手单。现在的一个主要客户，范钢称之为“好客户”，给他的工钱和给东莞工厂的价钱相差无几。
“监利的服装厂分散着，老板们要各自找货源。如果能集聚起来，就可能是货源来找我们 ，像虎门那样，名气就起来了。”这是范钢的期望。
程青的服装厂从浙江省温州市迁回家，厂房租在上信城，货运公司隔壁。“中国劳动力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相比以上两位“实干型”老板，程青更会表达：“70后、80后老了，回家照顾老人和开始读中学的孩子，90后、00后不可能来做服装这类劳动型的工作。”
他说话时蹙着眉头，“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慢慢会在沿海地区生存不下去，现在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服装这类行业都在边缘化。”
小规模服装作坊里的剪线工。高佳摄程青回来快满3年，他妻子回来开厂已经6年，现在他觉得“回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