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 胡晓明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江南文化就是我们本乡本土的文化，就是我们这里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江南古典的建筑、通过吴侬软语，把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连通起来，并且落地生根。
——胡晓明
中国历史上对江南的发现
东汉以前，中原无疑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文化的重心在中原。而中原中心观念的转变，其实是通过人口迁移而逐渐形成的。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至少有四次因社会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
第一次是西汉王莽时期的混乱，使黄河流域的难民大量向长江流域移动，形成江南开发的原动力。
第二次是西晋末天下大乱，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大量的中原读书人带着他们的书，带着他们的经典跑到江南来，在南京定居，在吴地定居，慢慢在江南扎根，这个历史事件被称为“衣冠南渡”。中国的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第三次是在中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中原士庶避乱南迁，当时有大量的移民。历史学家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南北的文化和经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南方人口渐渐开始兴旺。
第四次是北宋末，宋高宗渡江，以临安（今杭州）为行都，建立南宋。大家知道，金兵占领开封后，把北宋的皇帝和大量的嫔妃、皇族、朝臣等押解北上，史称“靖康之耻”。但这么一个失败的朝廷，居然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一座城市——杭州。真正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时代，正是南宋。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史可以用两大系统来加以简单概括，一个系统叫作汉唐系统，另一个系统就叫宋元系统。汉唐系统和宋元系统的艺术可谓截然不同：汉唐系统的画，大多画在高山、大地、洞穴、宫殿、墓地里，比如著名的敦煌壁画。创作者都是职业化的画师、工匠，非常专业，他们大多是以一代一代的家族形式进行传承。而宋元系统的画则是画在宣纸上，画在手绢上，开创了文人画的传统。宋元系统绘画的创作者大多是文人，像苏东坡、欧阳修等等，他们集诗人、画家、书法家、学者、官员于一身，不像专业画家需要养家糊口，他们完全是业余的，而且有丰富的著作和作品被保留下来。所以说，宋元系统的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我们讲中国历史对江南的发现，还必须提到隋唐大运河。运河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凿，但直到隋唐才真正成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南方的稻米、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去。因为有了水路，就像我们今天有了物联网，人们才越来越发现江南之美，江南的特产、美食甚至风景越来越广为人知。
文化就是因为传播而刺激，而生新，而重新发现，江南正是这样被不断地发现，并一次次被赋予了新的魅力。
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
说到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仅以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编著的 《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一书中一些传教士、贵族和商人所实录的游记片断为例，我们便可以从中看到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江南是何等繁华。
马可·波罗 （威尼斯商人，1280-1290年在中国）在游记中写道：“第三天晚上，便到达雄伟壮丽的行在城（杭州），此名称是‘天城’的意思，它表明，就其宏伟壮丽以及所提供的快乐而言，这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生活其中的人们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鄂多立克(1265-1331)是罗马天主教修士，也是一位著名旅行者。他在游记中这样写：“我来到了大而令人惊奇的行在城，这座城市的伟大和在那里发现的奇迹，整本书也写不完，因为它是世上最好、最富饶的城市。”还有意大利伯爵乌戈·康图，他写道：“走在所有道路、广场上，都是气味芬芳、设计精巧，以至于行走其间欣赏它们，简直就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享受。人们全身的感官都是愉悦的；眼睛看着美丽的事物，耳朵听着鸟儿甜美地歌唱，还有水流轻快的潺潺之声，它们交织出一曲和谐悦耳的新乐章。”
传教士卫匡国（1642-1650年在中国）在明末清初时来到杭州，他说：“千真万确，在湖上划船荡漾而行，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适和令人愉快。中国人称这个地方和这个城市为乐园、伊甸园，这毫不奇怪。”
可以看出，他们几乎都用了极端的描述，不是从整个中国，而是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肯定杭州这座城市的美妙。他们都听说而且都认同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说明江南的美好已经有了巨大的广告效应，声名远播域外。
再比如日本，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揭开了弥生文化（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的神秘面纱。因为更早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所以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猜测：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的原乡。原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