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陵中的千年古树
太昊陵像一本沉甸甸的史书，页页闪光、行行珠玑，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作为陵庙合一的建筑群，太昊陵主要功能是祭祀和教化。
太昊陵人文始祖祭祀活动绵延千年历久不衰，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世界各地数百万人涌向太昊陵朝圣伏羲，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均有盛大祭祀活动，游客人数日达数十万。太昊陵在2008年以“单日参拜人数最多(约82.5万)的庙会”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庙会。太昊陵人祖祭典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皇家礼仪——古代太昊陵祭祀简史
在介绍太昊陵祭祀之前，先科普下古代祭祀所用的“牺牲”——“太牢”和“少牢”之礼。“牺牲”是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它们在行祭之前先养于牢，因此将这类牺牲称为“牢”。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有“太牢”“少牢”之分。古代帝王祭祀时，牛、羊、豕（shǐ，猪）三牲全备为“太牢”之礼，而“少牢”则只有羊、豕，而没有牛。根据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规格也有所区别，太牢规格高于少牢。
中国古代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对于伏羲的崇拜信仰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把他作为传说中的先代帝王来进行皇家常规祭祀，还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的。据《唐会要》记载：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开始，三皇祭祀用少牢之礼，春秋两祭。但那时的伏羲、神农和轩辕三皇的祭祀仅限于京师，其他各地不得祭祀。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在先代帝王的陵寝所在地进行专祀，伏羲的祭祀地明确为陈州，祭祀的规格也由唐代的少牢之礼升格为太牢，也是春秋两祭。当时还设置了专业守陵户，禁民樵采，对陵庙予以严格的保护。
到了元代，元成宗命令全国各州县把三皇作为医药之祖来通祀，改变了原来上古圣王的身份，采用和孔庙一样的祭祀礼仪，改由医师来主祭。
明初，从洪武三年起，重新恢复了伏羲作为“百王之先”的身份，在陈州进行专祀。并且，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了历代帝王庙，对祭祀规格、礼仪进行了规范，在春秋仲月上旬亲制祝文并遣使致祭。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了这种方式。
据《陈州府志》记载，明清两代皇帝共52次派钦差大臣御祭伏羲。钦差到达陈州后，首先斋戒沐浴，次日早晨备好卤簿仪仗，以太牢之礼，三进三献，三跪九叩，在统天殿前举行祭祀伏羲的仪式。
百姓烟火——太昊陵民间古庙会的形成
从上一部分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对伏羲的祭祀是非常繁复而且隆重的。那么像现在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的盛大庙会，其实反映的是民间对伏羲的尊崇，体现的是普罗大众的祭祀愿望，那这种颇具规模的民间古庙会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
从宋代开始，老百姓纷纷效仿皇帝或地方官府隆重祭祀伏羲的方式，形成了民间祭祀的传统。民间祭祀的方式一般都是带着香裱、供品，隆重的时候也有带着猪、羊过来祭祀的。
清乾隆初年，当时的县令何登棅在《太昊陵会竹枝词》里写到：“桃李年年春二月,更无人向孔林来。”可见那时候的太昊陵古庙会已是摩肩接踵，形成规模。
庙会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因为佛、道两教的传播，寺庙、道观等场所在特定的日子逐渐形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和商品交易的场所。其基本风格及特征在唐代已经形成，宋元时期高度繁荣，大型庙会的参加者来自全国各地，盛况空前。
淮阳之所以能形成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每年人数众多的古庙会，原因有三：一是伏羲信仰的力量，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的很多老百姓都在仲春二月来淮阳祈福求愿；二是在太昊陵方圆数百公里内，形成了大型的商品交易场所，大家可在春季农闲时节到庙会来购买生活生产用品；三是文化娱乐教育功能，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社火表演、杂耍百戏等。
在交通不便、文娱活动稀少的古代，以太昊陵古庙会为代表的民间祭祀活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民众的见识，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石上之书——太昊陵碑刻上的祭祀印记
2021年3月份，三星堆遗址又出土了大量充满神秘色彩的祭祀文物，再次引发了网络热议，也激发了人们对祭祀话题的兴趣。中国古代的先人们讲究的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古代人的祭祀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初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后来逐步发展为对祖先的崇拜。远古时期，人们住在洞穴或者树巢上，遇到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他们不理解，于是就形成了对天地的崇拜。后来先人去世，人们又形成了鬼神概念，于是把对神的崇敬直接转化成对祖先的崇敬。因此，祭祀成为了古人很重视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仪式。
中原地区早在八九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祭祀的现象了。从商周时期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秦代以前的祭祀都是天地社稷、历代祖先、日月星辰、河流山川。最早对先代帝王进行祭祀的是秦始皇，他祭祀大禹、祭祀舜帝。汉武帝沿袭了这种传统，祭祀黄帝和舜帝，这些都是《史记》里面记载的。古代还有很多祭祀活动记载在碑刻上，太昊陵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碑刻，通过这些碑刻，能让我们遥想遥远时期历代祭祀的情景。
御祭碑，是太昊陵碑刻艺术中的重要种类。太昊陵现存当年的御祭碑还有7通，从《府志》《县志》的记载中，能找到碑文的有42通，其中明代9通，清代33通。
太始门上的朱元璋御祭碑很有代表性。碑文显示：朱元璋趁着元末大乱，群雄并起，蒙上天保佑，夺得天下已有三年；他考察经典，发现太昊伏羲氏虽然是上古时代的人物，但继承上天权威，开创王业，神功圣德，一直恩泽后世，被后人所效法，直到今天；所以，朱元璋派遣官员在陵前祭奠，祈望太昊伏羲氏神灵永在。
还有两块碑也很有意义，一块是康熙二十一年四月的碑，记载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故特来敬献，立碑纪念。另一块原碑已经不在，但留下碑文，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四年冬季，彻底平定了回部地区大小和卓的叛乱，收回新疆，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统一。听到捷报，乾隆皇帝派了钦差大臣赶赴陈州，举行祭祀羲皇的大典，告祭克捷，缅怀英雄，祈求伏羲赐福降瑞，永葆康宁。
在太昊陵中，碑刻的种类和内容远不止“御祭碑”这一类。民国以前的历代碑刻，还有记述太昊陵重修或增修经过、赞颂太昊伏羲氏的题词碑，各地民众乐捐的功德碑等等，最多的是各地民众“朝祖进香”的进香碑。还有借助太昊陵这个场合所立的碑，比如记载岳姓渊源的《岳氏源流碑》，纪念清官廉吏刘拱宸的《刘伯郡公告思碑》，还有立于太昊陵岳飞观侧，号称文章绝、书法绝、刻工绝的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碑等。
陈州伏羲碑林是太昊陵内一景。碑林虽说是后建的，但是为了追缅伏羲功德，溯源思远，传承文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淮阳文化界的几位前辈——袁占琴、何仰羲、张云生、李钟晨等人谋划创立伏羲碑林，多方奔波，征集代表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书法精品三百多幅，到2006年全部刻制成碑，在太昊陵西北依八卦形状建立碑林。这些前辈们不顾年高体迈、经济窘迫等种种不便，历经数十载，蔚然而成今天太昊陵的一大景观，他们敢为人先、弘扬文化的精神和品德永远值得学习和传承。碑林正门匾额是国家书协原主席启功先生题写，他那时患有眼疾，数易其稿，依然勉力书就，并特意落款启功敬题，足见先生对人祖伏羲的崇敬之情。
不仅仅是太昊陵内有碑刻，国内的许多古建筑内都留有碑刻，有的甚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景，比如曲阜孔庙碑刻、山西晋祠碑刻等等，除了记录，这些碑刻还有哪些历史和文化价值呢？
碑以石头为材质，相对于竹木、帛纸等更容易保存久远，作为一种文化或者记忆的载体，和铜铁等金属比较，性价比更高。像孔庙存有两汉以来碑石2000多通，晋祠也有唐宋以来碑石300多通。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变化，这些碑石仍然闪烁着灿烂光芒，是研究古代政治历史、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在这些庙、祠等属于公共纪念场所的建筑里面立碑刻石，更容易让碑石镌刻的内容流传千古，铭记于后世，起到弘德扬善、传播文化的作用。
树木静语——太昊陵历史的生动见证
除了碑刻，太昊陵中留存比较多的就是古建筑和古树。古建筑上期栏目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本期重点说说古树。陵寝里种植古树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们熟知的孔林、关林，这些圣贤的长眠之处之所以称为“林”，就是因为广植树木的缘故。这样做，一是寄托哀思、寓意不朽；二是增强陵寝的庄严肃穆氛围。一般都栽种长寿树种，如松树、柏树等。太昊陵目前现存古树117株，其中200年以上的古树107株，500年以上的11株，千年以上的还有七八株。万历四年（1576年）碑文《修羲皇陵庙记》记载：在太昊陵“前后植柏数千株，蔚然成青林矣”。现有的一百多株古树有一部分就是那段时间栽种的。
午朝门门口的老槐树已经有五六百年的树龄了，历经沧桑、饱受风雨，仅剩一棵，依然虬枝苍劲，每到春天郁郁葱葱，一直守护着太昊陵。在伏羲陵墓旁有棵“耳柏”，因在主干上长出一惟妙惟肖的人耳状凸起而得名，传说是人祖爷（老百姓对太昊伏羲氏的称呼）留在人世间的耳朵，来倾听他的子孙后代向他祈福求愿的。先天门前神道东侧有棵千年侧柏，树干上的瘤疤像一对大象母子在悠然散步，故得名“象柏”。
太昊陵内还有一处独具特色的公园，名为独秀园。它是全国唯一以松柏造型艺术为特色的剪枝公园，占地3.6万平方米，被海内外游客及园林专家誉为“天下奇观”。1986年,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来独秀园参观后,亲笔题写“淮阳太昊陵独秀”四个大字。该园继承中国历代造园传统,博采各地技艺所长,兼有北方园林的宏阔气势和江南私家园林婉约多姿的风韵,园内亭台别致,游廊曲折。苍松翠柏，花木芬芳，绚丽多姿，犹如仙境。各种树木造型点缀其间，疏密有致，千姿百态。
古往今来，无论是在树下乘凉、还是寄托哀思、亦或是倾注心声，这些古树都默默无声地陪伴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不论是古建筑，还是碑刻、古树，都成为历史无声的见证者。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生命在一次次轮回，只有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站成了永恒……
太昊伏羲氏——传说？还是史实？
太昊陵中祭奠的是太昊伏羲氏。作为人文始祖，他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人？
太昊伏羲时代虽距今久远，但其功绩却传至后世、福泽众人。伏羲创八卦、兴渔猎、置嫁娶等一系列功绩让人惊叹，但这毕竟是一种传说。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我们只能依靠现代考古发掘，努力地循着影子去找它背后的真实。传说中的伏羲时代能不能从现代的考古挖掘中找到印记呢？
百年以来，从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始，考古学家就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明起源和成型时期的考古发现与史书中记载的圣王先贤的发明创造相联系，希望能寻求考古与文献、实物与传说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民俗学、神话学也尝试解释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应记载太昊伏羲古文献里传说的年代，在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还有甘肃天水的大地湾文化，均不同程度反映出伏羲结网罟、养牺牲等方面的传说与考古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距淮阳仅有100多公里、位于周口沙颍河上游的贾湖遗址所发掘的裴李岗文化更是佐证了伏羲传说。
有不少学者认为，贾湖遗址的这些考古发掘，就是当年伏羲部落分支创造的文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从考古学的角度为我们探寻伏羲文化的真实性提供了一条路径，这也说明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在漯河市博物馆，贾湖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出土的珍贵文物都陈列在这里。从网坠、骨镖、骨镞、弹丸、各种动物的骨骼可看出，当时的贾湖人就会结网捕鱼，他们还通过养牲畜来丰富自己的餐桌。那时的他们已经会种植水稻，把刀耕火种的日子转化成定居的农业生产，从而形成稳定的部落。不仅摆脱了原始蒙昧的群婚制度，还会奏乐，会占卜，甚至有了文字标记的意识。贾湖遗址中的发现，与太昊伏羲陵中的遗迹，能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统天殿四周墙壁上的壁画记录的就是太昊伏羲所做的伟大贡献，分别是 “结网罟”、“兴庖厨”、“制嫁娶”、 “造甲历”等。其中的“造甲历”，对应了贾湖遗址中看到的很多出土龟甲，专家推断这就是用来“占卜祭祀”用的。而“造书契”这幅壁画，上面的刻画符号正是早期中国文字的起源，与贾湖遗址中的文化遗迹形成对应。贾湖遗址中无论是制作精良的骨笛，还是音韵悠扬的埙，都是伏羲文化中“兴礼乐”的表现。最后一个是“造干戈”，贾湖遗址出土的“弹丸、骨鏃”，正是伏羲“造干戈”的有力证明。
原来，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印证了曾经有过的事实。
贾湖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它的分布并非点状而是面状的，是扩散和传承的。传说中的伏羲，他是从甘肃天水一路带着族人沿着黄河走来，他创造着文明，也播撒着文明，最后定都于淮阳。
周口其他县市也发现了裴李岗文化的一些遗存，目前共有8处，周口是裴李岗文化的最东沿。但淮阳在地质上位于周口凹陷区，数千年来，黄河泛滥，携带大量泥沙，在低洼处沉积，使一些古人类的遗迹被黄土掩埋，再加上地下水位高，难以勘探发掘。这也启发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文物保护，做好各类基建前的考古勘探工作，以发掘出更有证明效力的史前文化遗址。
伏羲文化是历史与传说的融合，它们很难完全剥离。我们难以想象，原始先民们在劳动工具极其简单和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文明的起源。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简单的协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
按照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伏羲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部落首领沿袭而用的共同称谓，是那个时代一个延续千年的部落文明的总称。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伏羲作为民族文明起源阶段，发明器物和设立制度的集大成者，成就都非常了不起，是文化周口的骄傲。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泱泱大河必有其源。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个人都有责任，将这种精神和文化传承发扬！(记者 乔小纳 通讯员 李全立 雷铁梁 唐涛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