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朝人口的人口数量与人口统计
1.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
明末清初，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高峰。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人民生命与财产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与此同时，史书上关于战争所引起的残暴屠杀的记载不可计数。
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战役中，“时流贼围开封久，人相食。守臣谋引黄河灌贼。贼知，予为备；令其党黑蛇刘都古决河灌城。城内之水几与城平……士民溺死不可计数。”[5]另一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实行灭绝政策，“坑成都民于中园”。“贼兵……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成都有大城小城……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6]
而在清军入关过程中，暴行更是惨绝人寰，其所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也为大规模屠杀提供了借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满清罪行罄竹难书。有关史料记载，清军占领江阴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7]据统计，清军入关导致至少5000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死于战乱。而明清之际总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全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仅仅只有1400万。
2．康乾盛世时期人口的快速发展
康乾盛世，开启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这一时期人口迅速增长是盛世的最主要的表现。
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初统治者实行“安民”、“宽民”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增长，特别是“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伟大改革措施彻底消除了一直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蛇影”，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再加上人们的传统观念促使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势态急剧膨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从康熙51年永不加赋后至雍正12年，21年中人丁的年增长率达达到13.4%，实际人口增长率将更高。最令人震撼的是乾隆6年至道光15年，100年中我国人口连破四道大关。在乾隆六年突破一亿，在乾隆27年突破2亿，在乾隆55年突破3亿，在道光四年突破4亿，年增长率超过25%。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以几番的倍数超越了数千年的人口积累，呈指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中国人口史在这里第一次写下了奇迹。[8]
3.清后期人口的回落
“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十九世纪末，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这一时期，战争规模空前巨大，波及范围也非常广。
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战斗区域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正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稠密区，因此造成的损失巨大。以天京保卫战为例，清军（以湘军为主）投入兵力21万，伤亡数万；太平军投入剩下的全部兵力数十万，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捻军在华北的起义，回民在西北的叛乱，使得战乱区域几乎遍及全国。再加上这一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下降趋势明显。更为严重的是天灾的频繁出现—仅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的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但一直到清末，中国的人口总数依然维持在三亿到四亿之间，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滑坡。
回顾整个封建社会人口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统计制度和方法的不完善等原因，人口一直呈现波浪式增长形态，而有清一代，却一反常规，呈现斜线上升的趋势。那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分析。
二、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一）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清朝版图辽阔，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虽然根据谭其骧老师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元朝的疆域面积大于清朝，但是不同于元朝的羁縻统治，清朝在庞大的疆域内都建立起了实际有效的统治。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俄罗斯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 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 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 陆地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9]
作为以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满族）为统治核心的清王朝，1644年入关之前，在占据整个东北的基础上，又通过满蒙联姻获得了漠南蒙古的广大区域。入关之后，经过长期的战争，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 终于消灭明朝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后, 又获得了明朝的几乎全部领土。这两部分构成了清朝疆域的主体。但是清王朝扩展疆域的行动远远没有终止。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平定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收复了台湾。在解除南方的后顾之忧后，康熙皇帝将视线转移到了北方，从康熙二十二年开始，逐渐驱逐了盘踞在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并三次发动征讨噶尔丹战役，最终基本稳定了东北和西北的局势。
继承其位的雍正皇帝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同时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而在康乾盛世的全胜时期，当时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更是享有十全武功之盛名，他于1757年粉碎了准葛尔贵族割据势力，统一天山北路。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乱。在此基础上与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此外，乾隆皇帝还通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对西藏的主权，并以金瓶挚签等制度为保障。至此，清朝皇帝身兼满洲、蒙古的可汗，西藏的法王和汉族人的皇帝于一身，在全帝国范围内建立起了远远不同于以往的有效统治。
空前的疆域扩展也带来了大规模开拓边疆的热潮，清政府在新统治的范围内开垦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移民等方式充实边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帝国的土地共有6亿多亩，而在光绪年间，耕地数量达到了9亿亩之多，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所有这一切都为清朝的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
有清一代，虽然出现了深耕犁，水利高转筒车等新的农业生产设施，但是和明代相比较，技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这一时期，高产作物的引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的引入与大面积种植，为人口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玉米为例，玉米传入中国大概在16世纪前期，即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到明朝末年，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引种了玉米。从玉米开始传入起到康熙年间，虽然从时间上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而且也传遍了各个省区，但无论从传播的广度或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时，清代社会经历了康熙、雍正到乾隆初期将近七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乾隆以后的100来年期间，玉米在我国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200多年，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四川、陕西、湖南、湖北等一些内地省份，至鸦片战争前，玉米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地已普遍大量种植，在广东、福建等其余南方省份则种植不够普遍。
另一高产作物番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番薯原产于中美洲，后传至吕宋（今菲律宾）。国际上，流行地认为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94年）。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清代番薯分布较集中的地区有闽广两省、闽浙赣皖低山丘陵区、鄂南湘南山区、四川盆地及山东中南部。[10]董鸿勋《古丈坪厅志·卷三·农产分志三·地之种植节候之宜》说, 清代末年, 古丈县的番薯“民间以资日育。”一般家庭，只要能栽种一亩，如收获正常。就足够一年食用。足以可见番薯产量之高，以致民间流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俗语。
此外，同一时期水稻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直隶（京畿）地区水源丰富，由于北人不习水稻种植技术，雍正皇帝帝特从江浙等地选派30 名熟悉水田耕种技术的人到直隶地区教习水稻种植。水田耕种所需农具特命江浙等地工匠打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该地区人民水稻种植。这一切使得水稻种植业得以迅速发展，尤以中南部地区为突出，其中遵化州、天津府、保定府、顺天府的半数以上州县均有种植，水稻种植区域已占直隶全境十分之三以上。“岁以屡丰,穗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集”[11]仅以雍正五年（1727 年）为例，当年营田州县共有27个，营田总计3287余顷。[12]。
由此可以看出，清时期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我国，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有学者将康乾盛世称为番薯盛世。
（三）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
众所周知，战乱不仅会导致社会的长期动荡，还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是古代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虽然依照史书上记载战争依然频发，但纵观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战争具有规模小、影响小的特征，且主要集中在边疆局部地区。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的消失，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繁育后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创造性税收政策彻底解除了盘踞在人们头上的红线，激励了人口快速增长。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3]，客观上放松了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
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有三：一方面因为不再按人口数量征收丁银，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二是人口统计趋于准确，隐瞒人口数量的情况减少；三是在人口流动控制方面，从以前的人为控制转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人口流动下降。
在这里，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问题。从雍正九年年到乾隆六年，短短10年，甚至不过一代人，人口如何能从2900万迅速上升到一亿四千万？这不仅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还牵扯到传统中国的人口统计方法。
在乾隆六年的那次人口普查之前，传统中国一直采用的是从战国以来的保甲法。如商鞅变法时期，在全国设三十一县，县以下设乡和邑, 推行五家为伍, 十家为什，一家有雏, 十家连坐的“什伍连坐法”户籍制度。秦汉以降，中国正式进入了编户齐民的社会，在此时，“民”、“人丁”等都是封建等级概念, 而不是泛指境内所有人口。
清前期的人口统计中，“丁”实际上所指的是实际纳税的人口或者纳税单位——“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亦日口，丁口系于户”[14]，“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并不包括各种不用承担赋税的人群。有关县志中，甚至出现了半丁，分数丁的怪异现象。乾隆六年的人口普查，史无前例的采用了人丁编审法，其目的已不再试图确认纳税人口，巩固纳税基数。这不仅仅将皇族，八旗及其所辖奴隶，工商业者，佃户雇农等客户以及僧尼纳入统计范围，还使得大量隐匿逃亡的户口以合法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这里，清前期人口统计的谜团我们基本上可以解释了。
综上所述，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再加上人口统计方法的改变，最终促使了有清一代人口的快速增长。那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哪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
三、清朝人口快速增长所导致的问题
（一）人口的膨胀导致了人地冲突的加剧
虽然从康熙24年的6亿多亩到光绪年间的9亿多亩，土地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增长人口的的需要。而清政府一系列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措施，更是激化了人地冲突。
清初，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和笼络八旗将士，派遣官员跑马圈地，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一圈地行动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 224982 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广袤2000余里。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田产庐舍，生活无着。
此外，清政府还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东北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以保护王朝所谓龙脉以及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这一切进一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激化人地冲突，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二）人口的膨胀导致了各类矛盾的激化
1.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主要体现在民间纠纷不断增多，这主要表现在民间司法诉讼的增多。据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任湖南省宁远县到的汪辉祖说，他在三八放告时，每天收到200余份状词。据此推算，汪一年间约收受了9600 余份，将近一万份。[15]这意味着户数为23000户规模的宁远县每年约有千人以上作为新的原告或被告参与诉讼，在前工业化时代，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在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冒祖争山、土地买卖和争夺土地。同样，在清朝士大夫的笔记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致于争夺一切生存空间的感叹，殊不知这一切都肇始于人口的急剧增长。
2. 阶级矛盾的激化
社会矛盾一旦增多并且得不到解决，就容易上升成阶级矛盾，成为农民起义的火药桶。而由于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更是为频繁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人力物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清一代共268年，各类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在清朝，明末清初之时，各阶层反抗清朝野蛮统治的起义屡屡发生，直到康熙年间才有所平息。好景不长，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已经陆续不断地发生。此后，农民起义的规模与影响逐渐变大。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襄阳姚之富和女英雄王聪儿带领下，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被镇压下去，首尾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5省，消耗清朝军费1亿之多，给予清朝以极大打击。嘉庆十八年（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甚至打入紫禁城内部，使清廷大为震惊，嘉庆皇帝哀叹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而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也发生在不久之后。从清朝咸丰元年（1651年）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动起义开始，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的失陷，太平天国运动共持续了14年之久，势力扩展到17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
3人口膨胀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人口的剧增，还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在西南苗族地区“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如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清朝所派官吏也对苗族人民“盗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
而在西北地区，原本游牧民族所放牧的广大草原被逐渐侵占，生存空间遭到了进一步挤压，也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从康熙到乾隆，经历了三代皇帝，举全国之力，方才最终基本稳定新疆地区。为此，乾隆皇帝还不得不在平定回乱后，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彻底扫除反抗势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污点。
（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人口的膨胀，使得人们对生态资源的索取愈发苛刻，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南方地区，过度围湖造田，毁林开荒，使得水土流失加剧以安徽当涂县的大公圩为例，过度的开发导致圩区生态环境的失衡，其直接表现有三。一是灾害频发。仅从道光三年（1823）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60余年间，大公圩共有14次溃堤，损失惨烈。[16]二是受灾面积大。大公圩地势低下，一遇水灾，往往整个圩区一片汪洋。如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十一日，“花津稽村前溃……闭门无人烟者十居八九，麦熟田畦无能刈获”。[17]三是灾害的破坏性大。一方面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圩民的基本生活设施被毁；另一方面灾害还污染了水环境，导致瘟疫流行。
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地区，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樵采，使得次生盐碱化现象突出。大片大片的绿洲被开辟为农田，却又因为缺少保护变成荒漠；与此同时，过度用水浇灌，导致了土地盐碱化，西南地区同样有石质荒漠化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荒漠化程度。
另外虽然美洲引入的作物如玉米、番薯等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其在西北地区的推广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却也不容小视。
（四）人口膨胀加剧了社会竞争，进而导致清政府的腐败。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仄逼，资源分配日趋紧张的状况，各级政府成了越来越多的科举职业大军附着的机体，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而后备队伍（包括捐官者在内）在官衙门外却仍排着长队，似乎看不到尽头。
在清朝，即使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不见得能马上上任，能不能去做官理论上由有关部门按照先后安排。因此，多数都还得拿大量银子去“孝敬”上级，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一份官职。不少人仅仅是徒有虚名，空挂“候补”一职，甚至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吃上皇粮。而那些花大价钱得到官职的人，一上任便是和当地的绅士地皮勾结，鱼民百姓，愚弄乡里。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结果是“文士过多，官场竞争激烈，各使手段，贪污贿赂盛行”。
由于社会竞争激烈而导致的政府腐败，在民间文学中也有很好的体现。以晚晴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象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孽海花》（曾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就生动形象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贪污与腐败。
结语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其人口的快速增长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了近代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既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也使得现代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虽然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很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但清朝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很多问题，如人地冲突，环境问题等，在今天仍然有所体现。后车不忘，前车之鉴，我们需要谨慎审视与反思清朝的人口发展情况，并为中国当今的人口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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