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负盈亏，生产队对队员的质量，尤其是劳动能力，要求会比较严苛。知识分子劳动力较弱，生产队对他们的接受程度不一。但根据访谈记录，小皮发现在常规“接纳标准”下，也存在另一种情况：
“没有。各个生产队之间没有关系，他是天然的。如果一个上海的知青，在生产队正好有直系亲属，外婆也可以，他就可以去这个生产队。这个是跟历史相关的，跟国家分配无关。当时的一个政策是有直系亲属在就可以下乡。”
——《村民访谈（张乐天）13》
这里小皮多解释一句，生产队的组织形式存续时间为1958年—1984年。但小皮根据成长经历得知，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的形式虽已取消， 可从农村现有管理方式中依稀可见生产队留下的痕迹，比如农村仍有“大队干部”的俗称。
生产队的村民是否担心知识青年跟他们抢粮食？
生产队规模一般为20户，人口从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加之生产队的分配与效益独立核算，生产队人员的增加必然会增加成本。从访谈记录看，生产队虽有顾虑，但在当时的行政体系下，这种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如果知识青年是国家分配的任务，那常规来说生产队并不欢迎知识青年。因为知识青年并不一定好好给他们干活，又多一个口粮，常规来说生产队并不欢迎，但当时在那种行政体系下，毛主席的号召，各个生产队协调一下分配过来会接受的。像我们那边生产队跟江西不一样，像我同学下放到江西，是一个生产队十来个人。像我们那个生产队只有一个知识青年，隔壁生产队一个，他从来都不来。我们那里接受的知识青年都是当地镇上的，是盐官镇的，生产队为他造一个小屋，他又从来不来。”
——《村民访谈（张乐天）13》
所以相对来说，下乡后进入生产队并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一个人嘛，而且回乡都是亲戚，回乡基本上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反而出来是比较难的。
——《村民访谈（张乐天）13》
知识青年下乡后返城容易吗？
我们一旦到了生产队，在公社范围里面，不管什么名额，分配名额，招生名额，我们知识青年都不会分到。公社里面开大会会让我们参加，但是在分配招工这些事名额都轮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大队，联民大队有十来个上海回乡的名额，但是我们都没轮到，所以知识青年像我们这样，进去容易都出不来了。
——《村民访谈（张乐天）13》
那你们当时都以高考之名出来的吗？
当年，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的行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这是一个只有“开始”，却没有告诉如何“结束”的号召。关于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返城的问题，或许可以从较大篇幅的访谈中获知一二：
（小皮注：大多是以病退之由回城）不是，上次碰到他们那些人，他们所有出来的方式都是病退。恢复高考后，当时大家用了一个从国家和本人来说都不失面子的一件理由——病退，当时的一个政策，凡是没有结婚的，只要有一张医院证明都可以回上海，弄一张医院证明还简单的嘛，所以他们都回来了。
（小皮注：结婚后就无法回城）我们唯有一个，有个女的跟我年龄一样大，三十岁了还没结婚，当时也觉得没希望了，就像我一样的，因为他们几个比我小，因为老高中的话弄到二十七八，二十九岁，三十岁，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觉得没希望了，就结婚了。一结婚就回不来了。当时政策就这样，所以也有后来离婚回来的。我们大队有两个结婚的，还有两个是嫁过去，嫁过去一直没出来。
（小皮注：张乐天通过高考回城）我是考学考出来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退休回上海，但退休回上海很苦，分到一千块一个月。他们所有不结婚的人都是病退回上海。
——《村民访谈（张乐天）13》
“知青”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群人的记忆。当今社会，荧幕上也不乏关于知青题材的经典影视作品，如《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知青》。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现实生活比艺术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