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组成,坐落在云南昆明这座边城。在抗战烽火中,这座校园成了战时的文学与精神圣地。就诗歌创作而言,这里可谓诗人群聚,师长辈的诗人有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而学生辈的年轻诗人也陆续崭露头角,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年轻诗人亦开始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师生辈的相互切磋、砥砺,在校园里形成一道文学风景。在1943年底写成的英文自传体著作《西潮》里,蒋梦麟讲述了战时“昆明边城”的概况:
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1]
从地理形势看,作为边城的昆明,是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处,英属缅甸与中国云南在战时形成友好的战略关系,一度联手参与抗战。抗战初期,日军封锁了中国的海岸交通路线,导致抗战物资无法通过海路运输。为了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与英属缅甸商谈后,于1938年抢修一条从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运输路线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外界的援华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对此,杜运燮以抗战史诗《滇缅公路》(1942),记载下为修建与运作此运输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无名英雄们的身影。其组诗《机场通讯》(1942)则从内部视角,叙述战时“飞虎队”成员的日常生活,佐证了中美空军在特殊时空下的跨境合作。
此外,滇缅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抗战文学中较为特殊的题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军成立军事联盟,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到了1942年2月至3月间,日军占据缅甸仰光后,开始攻打缅北,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盟军首次联手,共同抵挡日军的侵略。滇缅会战在对峙数月后陷入败局,导致十万余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迫兵分两路,分别向云南境内及印度方向撤退,除了牺牲于战役,不少战士在撤退期间被迫穿越缅甸野人山区(Kachin Hills),最终有超过三万两千名年轻士兵葬身异域。由于盟军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员,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让外文系的大学生参军当翻译,满两年后可算毕业。为此,不少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子响应号召,从大后方到前线服务,为抗战贡献一份绵力。这段新的历史体验,使得战时的滇缅区域得以进入诗人眼帘,并让诗人迅速成长,在现代史诗中将个人体验与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融合,改变了现代新诗的表现形式与面貌。关于滇缅战役,杜运燮的新诗《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林中鬼夜哭》(1945)等,与穆旦的诗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1943)、《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相互呼应,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这段惨痛的战时记忆。
一 现代化的“抗战史诗”
作为南洋侨生,杜运燮191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霹雳州,1934年初中毕业后选择到中国升学,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艺系,但浙大因战火连天而迁徙贵州,他只好就近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2]在厦大期间,热爱文学的杜运燮先后选修了中文系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及“新诗习作”课,自此开始学写诗。1939年,杜运燮选择“弃理从文”,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杜运燮曾说过:“西南联大是培育我热恋新诗、开始大量写诗的母亲”[3],他在校期间活跃于校内的冬青文艺社,与一群爱好诗歌的会员开展朗诵会、演讲会,出版手抄《冬青诗抄》《街头诗页》。[4]1939年,杨刚女士经萧乾推荐,接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重担,在香港开展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刊登了不少延安、敌后游击队及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5]而杜运燮在她的鼓励下,1940年起正式在报刊上发表诗作。
战争的到来,促使诗人重新思索诗与现实的关系,此时卞之琳在诗歌道路上的转型,一度引起杜运燮关注。1940年7月25日,杜运燮的诗作首次在香港《大公报》亮相,其中一首题为《“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开头第一节就提到:“勇敢的,抛下‘圆宝盒’/竟踏上多风沙的高原/仍未忘用你另一支枪/说出整个民族的心愿。”[6]卞之琳在1940年从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的《慰劳信集》在诗风上的“转折点”与“变”,在初学写诗的杜运燮看来,是“一个新的开始”,并期许前辈“你会用你的枪,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