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一个潮州”从何而来？
人们常说“海外一个潮州”，以表示海外潮人的大量存在。从最初的东南亚到之后的美国、欧洲、大洋洲，潮人足迹的散布，是华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关于潮汕这一族群故事的延续。
策划：达海军
采写：肖燕菁
荡到无，过暹罗
潮人移民海外从什么时候开始？个别的情况或许可以溯源至唐宋。南宋诗人杨万里到潮州写下“须臾满眼贾胡船，万顷一碧波黏天。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雨点海门山。”往来海上的潮州商人在秋冬季节刮北风时下南洋，过完冬天，等西南季风刮起来的时候再回乡，称为“住冬”。华侨华人研究专家黄晓坚认为，虽无明确记载当时的潮人在海外定居，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之后，明代潮州沿海的海上武装集团与朝廷关系疏密不定，时有出走南洋定居。
潮汕的地理位置为潮人出海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刺潮八月的韩愈在《送郑尚书序》即记载“蛮夷悍轻……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乘船出海，便可“不见踪迹”，这是唐代尚未完全开化的潮州土著便有的意识。潮汕在宋代经历“福佬化”，迎来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兴盛，以农耕为本的文化有着安土重迁的思想。潮人大规模出洋侨居，真正要等到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十二年(1746年)，因人力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越发明显，清廷稍放松海禁，准许沿海地区的居民从事大米和木材贸易，“红头船”风帆鼓胀，由此产生潮汕移民海外的第一个浪潮。
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谢杭锋认为，清代潮州樟林港与暹罗的贸易与移民活动是古代潮州地区对外移民活动的辉煌时期，它奠定了潮州华侨以暹罗为主和暹罗以潮州华侨为主体的格局。
研究人口迁移的学者认为，影响移民的主要原因主要有：迁出地的推力，主要是迁出地的经济因素；迁入地的引力，主要表现为迁入地的生存空间对于移民者的吸引；迁入地与迁出地的中介因素，主要表现为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地理位置关系；心理以及文化因素对移民者的影响。
据《潮州府志》记载，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潮汕各县发生涝、风、蝗、瘟疫、地震等灾难248次，有“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至寻死者、迁徙者十之八焉”的记载。晚清的潮汕，人稠地狭、时局动荡、灾害频发，下南洋是迫不得已的出路。
潮州歌谣中有大量关于过番的作品。“一溪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所扛大杉楹(大木头)，所做日共夜，所住破寮棚，真真惨过虾”……
迫于生计的自由移民尚且能争一个盼头，“猪仔劳工”则是于极端苦难中的煎熬。
清人林大川在其笔记《韩江记》卷八中这样写道：“咸丰戊午(1858年)正、二月间，有洋舶数十，买良民过洋者，名‘过咕哩’。初则平买，继则引诱，再则掳掠。”据不完全统计，1852年至1858年，从南澳、妈屿掠贩出洋的“猪仔”达4万人之多。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华工尸体约8000具，约占20%，跳海自杀者尚不在其中。
马来西亚亚庇潮州工会署理事长曾锦明1959年出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马来西亚出生。小时候，曾锦明家里经常住着很多过去打工的潮汕同乡。曾锦明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在当时能把妻子和子女一起接过去。许多下南洋的潮汕人一生骨肉分离，到了节日，有些同乡会向曾锦明的父亲“借”来曾锦明这个排行第六的“孥仔”，来热闹一下。
1860年，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写明允许招募华工出国，外国人贩卖“猪仔”的活动正式合法化。与此同时，汕头正式开埠，外国人在汕头设立了近30家公司招募华工出国。据《汕头·海关志》记载，从1864年到1911年潮汕地区出国谋生的人数高达294万。“猪仔劳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这是潮汕人移民海外的第二次浪潮。
晚清到民国成形的海外华人社区中，潮州人集中在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引起的躲避战乱、政治避难，陆陆续续让潮人移居南洋。“海外一个潮州”的雏形逐渐开始形成。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1844年，上莆都金砂寨(今潮安彩塘镇金砂乡)，自幼丧父、艰难度日的少年陈毓宜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彭亨州做苦力。还清了“卖猪仔”的债务后，改行贩布，沿街叫卖。
因性格耿直、买卖公道，又年少英俊、谈吐风趣富有感染力，陈毓宜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做买卖的时候受到马来贵族天猛公阿武峇卡的赏识，阿武峇卡在尊卑贵贱悬殊下与他结为兄弟。后来他又与阿武峇卡的表妹结婚，被潮人称为“番驸马”。“陈旭年”这个由当地媒体误报道的名字取代“陈毓宜”，称为潮人翻身的传奇符号。之后，陈旭年开发柔佛州，成为马来半岛上最大的港主，管辖甘蜜、胡椒的出口等。1870年，丛熙公祠动工，陈旭年不计成本的投入和潮州工匠的巧夺天工成就了这座华美的公祠。
并不是每个番客都能有陈旭年的才能与运气，随手便可豪掷千金起大厝。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