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被誉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其擘窠榜书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富现代感，且越大越壮观，上世纪50 年代沙孟海书写的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和他在87 岁高龄时书写的六尺见方的巨幅“龙”字，都是现代擘窠大字的代表。
30 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的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譬如48 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 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进入80 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 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80 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
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在书法上沙孟海受康有为、吴昌硕影响，代表了北碑雄强一路而开一代风气，无论篆隶楷草，在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尤以行草书最佳。即使在沙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治学严谨，有口皆碑：在他的关门弟子中，虽谈不上哪个最令他省心，门下众多弟子中，吕国章，朱关田、祝遂良，陈振濂等都没少在他的严谨中杖鞭相加，尤其是年纪最小的弟子叶昔飞，一直是最令沙先生头疼的学生，因为年少不能与其他学生一同上课，只能手把手的辅导，这对于一个年近90 高龄的沙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件操劳费神的事情。好在叶昔飞自幼聪慧，悟性极高，即使是学龄远超过他的师长们也是倍加喜欢。
沙先生一生尤善擘窠榜书，海内无匹，被世人誉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其作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富现代感，以气胜，且字越大越壮观，此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为当代书风典范。
在篆刻上，青年时代的沙孟海就有幸得到了吴昌硕、赵叔孺的教导。在赵叔孺“为圆朱文，为列国玺”的印风影响下，沙孟海也对圆朱文印及列国玺有着多年的潜心研究，且能师承有法，高致绝伦，复博涉陈秋堂、赵之谦、吴让之的治印风格，深得其理。他的印作得到了篆刻大师吴昌硕的高度评价：“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
53 岁时书写的“大雄宝殿”，已经是名闻天下，85 岁书时还要重新再书写一次“大雄宝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修复”，而是一种“格式化”之后的“重生”。
大哉，“大雄宝殿”！
牛恒刚：2014年9月25日于北京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