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和茅武是同一代的人，他在影片中所展现的“杀人事件”，实际上就是在回顾1960年代台湾的政治、文化、经济、人文和社会的关系。
小四是一个好学生，片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一点。
Honey说他“不像是混的”，小猫王也说他“是好学生……”。
小四的父亲是老上海的知识分子，在逃亡台湾的路途中，几乎倾家荡产。
市侩的邻居瞧不起这贫困家庭，父亲又认不清现实，母亲又卑微而现实。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小四身上，但又无法带给他真正的希望。
虽然家庭并不缺失，但这里也是没有温暖的地方。
小四钟爱藏在柜子里，逼仄的空间是他逃避现实和困惑的乌托邦。
在父亲被白色恐怖逼成了一个犬儒主义者之后，小四隐约地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父亲依旧喋喋不休地抱怨着现实生活。小四原以为自己能从父亲的身上找到寄托，其实父亲早已变成了一个庸俗的人。
因此，父亲既是小四“理想主义”的启蒙者，也是毁灭者。
尚未成年的他，无法理解成人世界，也无法再同龄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变成了小马口中的小混混，“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呢，原来又交女朋友，又干架”。
急需要一根稻草来拯救自己的小四，孤注一掷地爱上了小明。
他觉得他和小明可以相互拯救，但却没想到小明是一个流连在不同男人之间的女性。
他无奈想从小翠身上找到慰藉，忘记小明。但小翠只是只想玩玩，理由甚至更简单“快乐至上”。
当小四想卖掉手表和小翠玩乐时，小翠嗤笑道：“花那么多钱干什么，你想学小马？笨蛋！”
小翠和小明，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点，那就是小四希望用爱情来阻止自己堕落的尝试，宣告失败。
小马和小四之间并没有友情，只是少年心气。
两人截然不同的家庭和成长背景，造成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
小马是暴力和权利的后代，小四则是权利和暴力的牺牲品。
亟需要自我认同的小四，错把Honey的欲望当成了自己的欲望，但Honey在《战争与和平》中完成了自我反思和认同。
没有经历身份构建的小四，没有家庭、学校和老师的指点与关怀，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少年，走上了街，拔出了刀，刺向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
他完成了成长的闭环，付出了代价，一并摧毁了自己的世界。
暴力文化的渗透
中国台湾的黑社会，历史悠长。
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就有了“以台治台”的政策，收买无业游民加以利用。1945年之后，这群人中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台湾，成为了当地的黑恶势力。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带去了一批流氓帮派。
多股势力相互纠缠，加上台湾社会的迅速发展；台湾当局与黑恶势力密不可分的关系，导致了台湾黑社会的壮大和蔓延。
一部分黑社会势力甚至将触手伸进了学校。大批校园学童，成了黑势力的牺牲品。
在《牯岭街》一片中，就有217眷村帮和小公园太保帮这两股黑社会势力。
小四原本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上了夜间部之后，接触到了校园帮派，他迷失了自己的行为方向，其所作所为不再受到自我和法律的约束。
所以，小四的“堕落”可以理解为一个迷茫的少年融入群体后，自我本性的丧失。
而且，在经历了爱情幻灭，信仰崩塌等等事件后，受到他人和暴力的驱使，在混战中走向了沉沦和毁灭。
暴力是隐蔽的，是不见光的。
因此，影片的很多戏都在夜里发生。大部分场景笼罩在黑暗之中：眷村派黑漆漆的台球厅，山东和滑头在黑暗电影院里的密谋，眷村派被血洗的黑色雨夜，小四杀死小明的晚上……
黑暗和暴力总是如影随形。
比起亡命徒Honey，小四更像是一个格格不入者——他既不是帮派成员，又不是一个好学生。
他没能进入社会秩序，也不在校园秩序内。因此，他是一个局外人。
实际上，到了1980年代，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已经不再依靠赌场、收取保护费来维系现金流；他们进入到各种行业，包括应召站、茶室、私娼寮、地下钱庄、娱乐公司。
很多少年因为不够成熟，错把暴力和偏激当作了哥们义气。
杨德昌电影中，少年杀人事件屡见不鲜，这类少年后天社会化不足，缺少情感滋养，造成了人格上的危险倾向。
再加上家庭教育的失败，学校体制僵化，让他们早早就走上了街头。而街头又鱼龙混杂，暴力肆虐。这样，这群少年就走进了暴力的深渊。
《一一》中，胖子举刀杀死了自己的女同学莉莉。和小四一样，胖子也不像是会杀人的人，他害羞、内敛。他被莉莉玩弄，杀人纯粹是“报复”行为。
小四的杀人和胖子有某种程度的类似，但更有社会性的深度。
爱情在《牯岭街》，更像是异化的暴力途径。
它让青少年更加依赖爱情和对象，越是依赖于他人，越是危险；一旦爱情失败，青少年将体会到更深刻的孤独，从而走向极端。
杨德昌和牯岭街
茅武杀人时，只有15岁，那时杨德昌14岁。
这暴虐血腥的回忆，太过于深刻，以至于杨德昌用了30年来消化。
杨德昌生于上海，但在台北市中心长大。
小时候，杨德昌成绩不好，和老师的关系也并不融洽。这一点在《一一》和《牯岭街》中都有所体现。
杨德昌的电影可以被分为两个文化意义上的三部曲。
首先是《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这三部电影描写了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人生活，被称为“台北三部曲”。
《牯岭街》根据六十年代真实案例改编，因此可以视为前传。
至于《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描写的则是台北人九十年代的生活，因此可以称为“新台北三部曲”。
这七部电影中，又以《一一》和《牯岭街》最为深刻动人。
在筹备《牯岭街》时，小四的扮演者迟迟未定。
导演听说张国柱有两个儿子，就叫来试镜。结果他一眼就相中了的张震。而张震在片中扮演的正好也是张国柱的儿子。
选择张震出演小四，杨德昌心里也是没底的。
实际上张震当年并不会演戏，杨德昌只能用激将法刺激并挑衅他。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四，就出现在了片场。
这对张震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小四刺杀小明的戏结束后，张震觉得自己真的杀了杨静怡，久久不能走出。
因为这一部戏，张震变成了一个内敛、沉默的人。张震也说自己“因为小四，才会变得压抑，思考很多”。
张震随后成为了台湾最为知名也是最为神秘的男演员，不断和各类导演合作，不断斩获奖项。
扮演小明的杨静怡更为传奇，她只演了《牯岭街》这一部电影，然后就去了美国，她远离娱乐圈做了会计师，并结婚生子。
杨静怡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07年杨德昌的葬礼上，从此再无消息见诸网络。
至于张国柱，完整地接受了师范教育，从高中体育老师转行到了演艺圈。
张国柱经历了台湾电影新浪潮、衰败、倒退，最终离开中国台湾，来到香港、内地拍摄影视剧。
应该说，《牯岭街》的导演和主演，代表了台湾电影的不同面向。
杨德昌高屋建瓴，完整地描绘了整个时代。
张震天赋异禀，成为杰出演员的代表。
杨静怡潇洒离去，主宰了自己的人生。
张国柱勤勉有加，维持了自己的名望。
过往在台北，牯岭街上的书店喧闹无比，去牯岭街逛书店，是台北人以往的消遣方式。来来往往的书商，汇集于此，收售各种二手书。
现在的牯岭街，倍显没落。原本人流如织，现如今门可罗雀；只有稀稀落落几家二手书商尚在营业。
几棵巨大的榕树，依旧伫立在这里，似乎在诉说往昔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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