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就听老辈人说这儿有座古城,旁边有许多村庄名都带个‘营’字,说明古时这一带驻军多,都是守卫古城的。”
“另外,在这耕地时随便扒拉扒拉,也能发现古时的碎砖烂瓦、蚁鼻钱;还挖出过陶罐、铜锅、玉佩……”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过多次专题调查,初步确认了古城的位置、面积、四至范围及地表遗迹等。后来,遗址东南部墓葬区先后出土过青铜鼎、簋、匜、盘等春秋器物。
2020年3月至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引江济淮工程施工,对顺河古城遗址边缘区进行局部试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高规格的祭祀车马坑、甲字形大墓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撩开了顺河古城神秘面纱。
“目前,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互勘印证,基本证实了顺河古城就是胡国都城——胡城遗址所在地。”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介绍,这个“胡城”的具体位置,为《水经注 ·颍水》所详记:
“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汝)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颍水又东南流,径胡城东,故胡子国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灭胡,以胡子豹归是也。杜预《释地》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也。颍水又东南,汝水枝津注之……枝汝又东北流径胡城南,而东历女(汝)阴县故城西北,东入颍水。”
“这段文献记载表明,胡国古城的位置在今颍河之西、老泉河(汝水枝津)北侧、汉代汝阴故城西北方向,位于今颍河与泉河故道交汇处,地理坐标甚确,与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多次调查确认的‘顺河古城’遗址方位吻合。”杨玉彬说,至迟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阜阳古胡国及国都胡城的位置,在世人的文字、口头记忆与地表实体景观中是十分清楚的。
胡国记忆
阜阳信史由此启
阜阳历史悠久,古称汝阴、顺昌、颍州等,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能从胡国算起。
“也就是说,胡国是阜阳之地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名字。”杨玉彬介绍,“阜阳确证胡国与胡城存世的年代,至迟可追溯至商代晚期。”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批周初甲骨卜辞,记载了成王时期周人征伐淮夷的往事。其中一片卜辞写道:“其于伐胡侯”。句中的“胡侯”两字倒书,系指胡国国君。‘胡侯’二字倒书,大概表示仇恨情绪。
商周之际
胡国为何屡遭征伐和仇视呢?
这与胡国的族群来源
和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史料记载,建立胡国的归姓族群可能起源于尧舜的后夔,被称为归夷,是东夷集团的一支,长期生活在淮河流域,位于商周王朝经略东南淮域、开辟南铜北运通道的必经要地。商周势力欲进驻征服淮域,征服胡国首当其冲。目前发现的阜南迎水寺遗址、台家寺遗址,颍上铜台子遗址、王岗遗址等,就是商周王朝征服淮水流域的军事据点和贵族聚落。
胡国屡为周族所伐,表明在周初胡国就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影响较大的淮域方国。周族称胡国国君为“胡侯”,说明此时的胡国国君比西周以后的“胡子”地位要高。
历史像一本书
时光老人翻了两页
就到了春秋时期。
“胡国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杨玉彬说,“西周时期,先是激烈反抗周王朝征伐、后臣服于周;春秋早期较为独立,春秋中期后基本上为楚所控制,备受欺压,处境不堪。”
春秋末期,大国兼并战争日趋激烈,位于军事要冲、地处“吴头楚尾”的胡国被迫参与会盟、朝聘、纳贡,屡遭大国攻打,被迫割地图存,甚至被迫举国他迁,背上沉重的战争、经济包袱,生存环境极其艰难。
公元前495年,楚国大举进攻,对胡国采取“诛君臣、毁宗庙、绝社稷”等彻底毁灭之策,摧毁了胡国之都。至此,胡城作为“国都”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地理景观彻底丧失。
胡国被灭后,一部分王族子孙、国人以故国名为姓,是为胡姓。据说,这是中国胡姓的最早来源。
薪火相传
三千多年建城史
历史太过遥远,生活就在当下。站在高高的堤坝上,看颍河缓缓东流,不时有大型货船“突突突”地驶向远方,杨玉彬向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描述了不同时代的胡城风貌。
商代胡城建在临河台地上,平面呈近方形,面积不大,城垣周长约1公里,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
西周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森严,胡国地位属子爵,都城具备“方三里”“高三仞 (约5.4米) ”的特征,规模等级不高。
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胡城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城市防御功能得到加强,城址面积增至约1.5平方公里。
商代胡城建在临河台地上,平面呈近方形,面积不大,城垣周长约1公里,采用夯筑法建造。宫殿营造主要通过挖坑槽—夯筑起台基—置柱础—立柱筑墙—起顶等步骤完成。
西周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森严,胡国地位属子爵,都城具备“方三里”“高三仞 (约5.4米) ”的特征,规模等级不高。
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胡城不断增修加固、改造扩容,城市防御功能得到加强,城址面积增至约1.5平方公里。
调查发现,春秋之际胡国筑城,没有遵循传统“方正”新城规制,而是灵活利用颍水包绕城垣的不规则模式,北侧、东侧临水而筑的曲弧形城垣遗迹显见,西北侧圆弧形城垣抹角形构特征更为明显。胡城巧借自然地利为己所用,在今天看来也很科学合理。
“商周时期,胡城构筑于两河交汇的古城遗址一带,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缘、军事地理、漕运交通价值。”杨玉彬说,“这种绝佳的选择,反映了当时胡国较高的文明程度和筑城人的智慧。”
公元前495年,楚灭胡后
原来的古城及其居民去哪儿了呢?
针对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疑问,杨玉彬梳理了3000多年来阜阳城建史的大致发展脉络:
楚灭胡至秦统一中国前270多年间,有关胡城的信息不见于文献,出土资料中也杳无音信,暂属“文化失忆”阶段。
秦置汝阴县,秦代的汝阴城,位于阜阳老城西北、今瑶海大市场旧址一带,汉代沿袭使用,但并非今阜阳老城。
西汉夏侯婴受封汝阴侯国时,所建汝阴城在今阜阳老北城。这个汝阴侯国城作为此后的县治之城延续下来,成了后世阜阳北城雏形,面积约0.38平方公里。
秦汉以后的阜阳老北城、南城,就是利用汝阴侯国城的基础陆续建设发展起来的。
楚灭胡至秦统一中国前270多年间,有关胡城的信息不见于文献,出土资料中也杳无音信,暂属“文化失忆”阶段。
秦置汝阴县,秦代的汝阴城,位于阜阳老城西北、今瑶海大市场旧址一带,汉代沿袭使用,但并非今阜阳老城。
西汉夏侯婴受封汝阴侯国时,所建汝阴城在今阜阳老北城。这个汝阴侯国城作为此后的县治之城延续下来,成了后世阜阳北城雏形,面积约0.38平方公里。
秦汉以后的阜阳老北城、南城,就是利用汝阴侯国城的基础陆续建设发展起来的。
“商周以来,阜阳城是先民沿着颍河、泉河逐渐迁徙到今天位置的。”杨玉彬说,虽然阜阳地区发现过临泉王新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颍东岳家湖遗址(距今5000多年)等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但均属于村落或聚落遗址,不具备城墙、城壕、宫殿区、平民区、作坊区等古代城市遗址的必要特征。
“因此,从历史发展延续性上看,阜阳至少已有3100多年建城史。据此可以认为,胡国与胡城就是阜阳城市文明的肇始源头,顺河古城最新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
考古发掘
文明探源阜阳篇
2020年4月至12月,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顺河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个、车马坑1座。发现了仰韶、大汶口、龙山、商周、战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共出土标本716件。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区域系统调查,结合《中国文物地图集》和“三普”相关资料,确认遗址分布面积4.7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1.5平方公里。
阜阳“政能量”工作室记者在阜阳博物馆新馆二楼“古城初现”展厅看到,古城遗址展区呈“L”形布局,出土的陶鼎、陶壶、陶簋、陶簠、陶盉、陶豆、陶鬲及铜鼎、铜壶等珍贵文物非常丰富,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玉璧、蜻蜓眼玻璃珠、组配、骨管器,年代久远,制作精美,周身闪耀着岁月光芒。”杨玉彬指着一个展柜说,“这些先秦饰品不仅反映了古城人爱美,也体现了当时胡国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和文明程度。”
“此次考古发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大型甲字形墓和用于殉葬的车马坑。”杨玉彬介绍,商周时期王室贵族丧葬开凿的甲字形墓,规模宏大、葬制考究、随葬器物丰富,直接反映了墓主的身份地位。“这次发现的大型甲字形墓,规模不小,墓主级别不低,身份有待证实。”
此外,车马坑内发现了马10匹、车4辆,坑内有车舆、车衡、车轭、车辕的痕迹,并发现青铜盖弓帽、衔环、车门饰、车軎等构件。发掘者认为,“车马坑的性质为殉葬……初步推断该车马坑的主人应该不低于诸侯级别。”
阜阳市文旅体局官网信息显示,2023年4月起,省考古研究所对古城遗址进行新一轮抢救性发掘工作。
“省考古研究所再次进驻发掘表明,顺河古城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兴武认为,“目前看,古城遗址是皖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年代最早的城市遗址。最终的考古成果公布后,将为谱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阜阳篇章提供有力的实物证据。”
胡国与胡城
宛若阜阳3000多年
城市文明史开篇华章
在水肥土美的丰沃颍淮
煌煌耀世600余年后
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拂去岁月风尘
胡国君臣开拓前行的足迹
依然清晰可辨
古老胡城的远去背影
至今仍倒映在灵动颍水之中。
出品|阜阳“政能量”工作室
文字|记者徐风光 通讯员 余波
图片|穆可亮
编辑|韩鹏
审核|吕艳萍
统筹|张凯培
监制|余英国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