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中所说的全国工商会议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系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工商会议，参会人员152人，商会及工商团体代表120多人，其余为政府各部代表及特邀嘉宾。会期前后用时月余，代表们围绕“选择基本产业”“划定保育期间”与“解决资本问题”等议题反复讨论，提出一系列具体决议与举措，主要有制定经济法规;改变垄断政策，许民自由经营;确立特别保护法，实行补助和保息;裁免厘税，改良税则;提倡国货，仿制洋货，振兴本国制造业等内容。应当说民国初建，召开这样一次全国工商会议，至少能够证明北洋政府部门振兴实业的意识与价值取向。而袁世凯本人对于实业亦是比较重视，早在清末其下野期间，他较为关注的事情就是实业，甚至明言“官可以不作，实业不能不办”，“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材料2：临时大总统令：凡关于保护兴业各法令，业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布令概行适用，次第施行。各省民政长有提倡工商之责，须知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务望督饬所属，切实振兴，以裕国计。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以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未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提倡。一面由农林、工商两部，迅将各种应行修订法律分别拟议草案，提交国会公决施行。尤望我流寓异地之素封，共念国计艰难，民生困蹙，投资兴利，相率言归。果使全国才智之士，咸趋重实业一途，不惟专门人才得各效所长，即无业游民亦资生有路。收效之巨，岂逊欧美。
材料2中，袁世凯要求修订各项经济法规，即使是前清制定的若与民国国体没有抵触，应即遵照适用。对于各项工矿实业，一切商办公司，“务须加以保护”“设法维持”，农林、工商两部亟应修订法律以利实业发达。“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良性发展状况。袁恪守自由发展工商业的原则，为规范经济行为，曾指示工商部从速调查国人工商习惯，参考各国法律及成规，筹订划一办法”。北洋政府时期修订或完善多部经济法规，如《农商部奖章规则》《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等等，这些有力保障了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
材料3：“自欧陆构兵数月以来，商滞于途，工辍于市，影响所受，损失殊多。查吾国海关贸易册报，系入多出少，今入口情形既形锐减，而出又复滞消，亟宜乘此时机，将内地制造设法扩充，足敷本国人民应用，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乘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造外货，俾得销数日增，畅行全国，既可享永久之利益，并可保国内之和平，通商惠工，在此一举”。“该地方长官尤应极力设法督促进行，本部(农商部)为实业之中枢，提倡维持责无旁贷”，“藉以仰副大总统提倡工业维持国货之盛意”。
材料3中阐述了“当此外货来路既穷之日，正国货销场渐复之机”，加之美日图谋挤占市场，各地制造工厂应全力从事改良制造，地方长官设法督促进行。对于本国所能制造的糖类、瓷器等大宗，地方长官要切实负起责任，给予本地所办工厂融资、交通上的便利，提倡购用国货，对于制作精良的予以奖励，对于货质低劣的责令研究改良。早在1913年12月北洋政府就将农林、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商部，管理农林、水产、牧畜、工商矿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下设矿政局、农林司、工商司、渔牧司，省设实业司或实业厅。除农商部外，财政、交通等部门也参与谋划经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时期经济发展环境宽松，不仅一些民间商人包括海外华侨愿意投资近代企业，而且北洋官僚自身也热衷于投资近代金融、工矿实业等，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北洋官僚投资占有较大比重。
材料4：不少军阀官僚对企业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据初步统计，投资于5~9个企业的有王士珍、王揖唐、卢永祥、田中玉、齐耀珊、江朝宗、李纯、李盛铎、言敦源、张调辰、张镇芳、屈映光、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曾毓隽、傅良佐、鲍贵卿等18人;投资于10~14个企业的有王占元、王郅隆、王乃斌、叶恭绰、冯国璋、朱启钤、许世英、李士伟、李思浩、陆宗舆、陈光远、袁乃宽、龚心湛等13人;投资于15~19个企业的王克敏、张弧、周自齐、曹锟、曹汝霖、靳云鹏、潘复等7人;投资于20个企业以上的是，张勋20个、周学熙22个、梁士诒22个、倪嗣冲23个、黎元洪23个。共计43人，将近占军阀官僚投资者总数的一半。这些军阀官僚把搜刮来的资金大多数投资于企业。
上述北洋官僚以私人资金投资创办各种企业，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多系大中型企业，截至1922年投资总额达3亿多元，占这一时期新办企业资本总额的70%以上。而民众购买国货也使得一些华商企业能够立足市场，如近代火柴大王刘鸿生说：“但是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鸿生火柴厂)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
综上，北洋时期政府相关部门及袁世凯等人，对于发展经济还是有所作为的。任职农商部的张謇与两次出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不仅对民初经济决策有贡献，而且通过兴办工矿企业引领民初实业热潮，不少民间商人、北洋官僚投资实业也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
二、春天的“短暂”及终结原因
政府有效的政策引导、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量投资以及提倡国货的支持，民国初年经济发展出现短暂的春天，但短暂春天有多“短暂”?“春天”结束于何时?教学中往往笼统地说，一战结束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或者“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这些表述实际上不够准确，或者说过于宽泛，对于短暂春天结束的原因也缺少分析。
北洋政府后期经济发展遇到顿挫，确实由于一战结束，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受到诸多掣肘，经营举步维艰。那么需要讨论的是，民族工业萧条的原因仅仅在于列强卷土重来吗?这里强调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但其经营的国内环境如何，企业自身有无缺陷，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显然国内各行业、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将短暂春天终结截至一战结束，也是有失偏颇的。本课学思之窗中提到张謇创办实业，到1921年已获利白银1600多万两。但到20年代中期，张謇的企业开始每况愈下。在本课的学习延伸中，列举表格展示了1913~1921年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情况，不难看出就棉纺织业而言，无论是纱锭枚数还是布机台数都呈现逐年增长趋势。通过教材本身至少可以看出1921年中国棉纺织业还在增长，张謇的企业正处于蒸蒸日上阶段，因此认为1918年一战结束，民族工业随即萧条就不免有些机械。事实上，面粉、火柴、缫丝等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都是处于发展阶段。
教材中结合张謇个案设计了思考题，要求探讨20年代中期大生集团很快衰落下去的原因，应当说如何解好这一思考题非常重要。
材料1：“大生系统各厂在创业时，集股一般都比较困难。原始资本往往不敷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开工后，流通资金短绌，不得不靠短期抵押借款来维持营运，甚至将借款充作固定资本，以致一开车即背起沉重的债息。盈利之年，盈利的绝大部分被股东拿走;一遇亏损，便又要借债”。“由于债务愈陷愈深，债息愈背愈重，产品成本也愈高，经营条件也就愈益不利，恶性循环，互为因果。于是，多少年来企业一直在债务中打滚，在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经营不利的形势下，终于陷入困难境地，导致债权人银团的接管”。
张謇作为晚清状元，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倡导“实业救国”，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企业发展宗旨围绕“棉铁主义”。资本短缺、财政困难，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异常艰难，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存在的内在缺陷，即企业募集资本困难，流动资金短绌，企业负债压力极大，最终导致被债权人接管。实际上，近代民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唯资本不足，技术、市场、人才等要素均为缺乏或先天不足。
材料2：1922~1924年给予民族棉纺织业以严重打击的萧条，“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纺织资本家对华集中投资和民族纱厂的无序扩张，使产品、原料两方面供求严重失衡。但是，加重这种失衡的，是民族资本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黄金时期”形成的真正原因，反倒以五四运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为扩张的绝佳机会，天真地认为只要产品出厂就可以获得利润，因而轻率地进行设备投资。各种有利的国际条件共同作用形成的“纱贵花贱”现象与五四运动重合，造成了民族棉纺织业者对形势判断失误，应该说这是非常不幸的偶然”。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了解到民族棉纺织业遭到打击的双重原因，即外来日商竞争与内在经营失误。除日资纱厂强占市场外，民族纱厂的无序扩张，供求失衡，对形势判断失误，是这一轮纱业较量中，民族纱厂竞争失利的原因。不过，中国棉纺织业随即进行了重组，20世纪20年代后期纱业经营开始有所好转。实际上，欧战后列强卷土重来，在中国市场上日本产品逐渐超过欧美而占了上风。也就是说，一战后对中国市场的争夺，美日与欧洲列强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
材料3：范旭东曾在回忆中说道：从久大开工到北伐成功的十年间，内战不断，每次发生内战的时候，驻守当地的军阀一定会向盐商要钱，而长芦盐区的盐商自然拿久大搪塞，这几乎成为惯例。如果久大不交钱，那么这些军阀就有限制精盐销售，不允许百姓自由购食，这是几乎年年重演的剧情。
范旭东被誉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他先后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和永利制碱公司，后在南京创建了硫酸铔厂。范旭东在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参观时，不被允许进入现场，公司经理傲慢地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范旭东怀着报国之志和坚强信念，矢志不渝，克服困难，最终办成化工企业的酸碱两翼，他说：“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完全由于不学。这几微的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它却支配了中国的命运。”对于这样一位工业救国的实业骄子，“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致力于“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理应得到政府与各界支持，然而当时政治不良，范氏企业反成军阀劫掠对象。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内部政争逐渐公开化、派系化，20世纪20年代直皖、直奉、江浙等争战不已，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割据对抗。“中央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关注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各路军阀则将工商企业视为动辄可得之财源”。各地“军队众多，军费浩大，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无不滥征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工商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可见，国内时局动荡，交通梗阻，给民族企业发展带来直接的祸害。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终结的原因与列强卷土重来存在直接关系，只是在分析这一问题时，眼光不能仅盯着外来力量的资本冲击与经济侵略，对于国内政治环境不良、企业经营自身存在问题以及行业整体缺乏有效应对都应予以分析。
三、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再认识
辛亥功成，扫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应当说，北洋时期的经济举措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奠定了一些基础和框架，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弱小，民间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增加，“实业救国”思潮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民族企业家群体力量壮大。
北洋政府前期通过召开工商会议，制定经济政策，倡导实业救国，有效推动了经济的一度发展，后期虽也出台《奖励国货办法》《商标法》《暂行工厂通则》《女子兴业奖章规则》等经济法规，然随着军阀割据，经济受挫已呈常态。1924年9月农商部召集全国实业会议，原定分实业代表会议和实业行政会议两个阶段，由于交通不畅、时局动荡，各省实业官员与代表无法按时集会，代表会议草草收场，行政会议被迫取消。
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近代工矿、商贸、金融等领域，特别是近代轻工业，如纺织、面粉、缫丝、火柴等行业发展较快，至于能源采掘、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建材等重工业依然处于幼芽状态。因此，不宜将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发展想象的过于“黄金”，其实是繁荣与危机、开放与封闭并存，近代中国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沿路的几个城市，如上海、汉口、青岛、天津等地。除沿交通线的一些农业区域被卷入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外，广袤的农村地区仍处于传统农业生产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北洋政府时期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特别是1912年至1922年这一时段，“从1922年起，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速度趋缓，许多部门停滞不前，进入相对萧条时期，但对萧条的程度似也不宜过于夸大”。不过，企业经营内外环境恶化，困难加剧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困难并未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而消失。也就是说，北洋政府后期民族工业遇到的问题，没有随政权更迭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那种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发展再次步入快车道的乐观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提出“就整个国民政府而言，它一心妄想着的是政治控制权问题。它是极其不愿意容忍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资本家阶级存在的”。也有学者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呈现了“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未能免于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后果”，“当通货紧缩压力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冲击中国经济时，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虽然1927~1937年的经济发展保持增长势头，但绝非一帆风顺。
概而言之，讲述“短暂的春天”时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将北洋时期的经济放在近代百年的变局中去考察，扩大知识阅读的边界，关注一战带来机遇与列强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要从近代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内在演变理路来分析问题。
作者：郭从杰，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学历史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
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7年第8期
编辑丨轩辕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