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靳以夫妇与儿女摄于复旦庐山村10号门口。
在上课之余，靳以在庐山村屋前的空地种菜。此时章洁思不过5岁，正是最淘气的时候，有时一阵玩闹，累了，就倚在屋角看父亲种地。父亲种豌豆苗、番茄、黄瓜，一边就和她说了往昔的故事。章洁思想着年轻的父亲和巴金在战争阴霾中依旧谈笑的场景。
相比市中心的繁华，庐山村显得荒僻。但能和父亲在一起，听他说话，看他种菜，这些回忆，成为她一生不忘的精神乐园。
巴金在刚结出的小瓜上写了“金”字。等瓜长大，“金”字会不会也变大呢？只要有知己在一起。眼前的物资匮乏也变得有趣。
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巴金和靳以一起生活在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时的场景。
租下这座小院前院后，24岁的靳以开始筹备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里也成为郑振铎、巴金、萧乾、何其芳、曹禺、卞之琳等青年学者文人聚会之所。巴金曾在怀念靳以的文章中写道：“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夜深。”放下书本的时候，他们也在小院的空地里种植蔬果花草。差不多10年后的1945年，巴金夫妇从桂林来到重庆，居住在市区的文化出版社门市部楼下，此时靳以正在西迁至重庆郊区夏坝的复旦大学执教，入住土坯房宿舍复旦新村。当巴金从市区到夏坝去看老朋友时，他们青年时的场景重现：刚刚添了女儿的靳以为改善伙食，在嘉陵江边的屋角继续开垦空地、种植豆蔬。
抗战结束后，靳以随学校回到上海。此时，靳以住在教师宿舍——庐山村10号（即今第一宿舍）。此时的复旦大学，周边皆为农田。靳以也就保留了“守拙归田园”的传统。在上课之余，他依旧在屋角的空地种菜。出生在重庆的女儿章洁思不过5岁，正是最淘气的时候，有时一阵玩闹，累了，就倚在屋角看父亲种地。父亲种豌豆苗、番茄、黄瓜，一边就和她说了巴金在小瓜上写字的故事。
章洁思想着那只被“寄予厚望”的小瓜，想着年轻的父亲和巴金在战争阴霾中依旧谈笑的场景。此时的庐山村显得荒僻，但能和父亲在一起，听他说话，看他种菜，这些回忆，成为她此后一生不忘的精神乐园。
生命的新开始
父亲靳以在夏坝土坯屋“复旦新村”时的邻居全增嘏先生，此刻依旧是靳以在庐山村的邻居，他住在庐山村9号。此外，庐山村里还有伍蠡甫先生。章洁思听长辈们说过，新中国成立前夕，靳以被列入通缉名单。庐山村善良的看门人老宋听到风声，赶忙来通知靳以。情急之下，靳以躲在伍蠡甫正在搬家的车里，从庐山村顺利逃脱。
刚搬进庐山村时，靳以的学生冀仿曾来造访。他在长篇回忆《血色流年》中这样描述：“靳以教授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房，每幢楼房都漆成奶黄色，楼上还有小阳台，外观确实很漂亮。走进大门，左首是厨房和卫生间，正面便是大厅。一张大‘榻榻米’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此外别无陈设，显得空荡荡。我说，这也好，宽敞。靳以先生站起来，拉开窗幔，再打开落地玻璃门，就是户外。整个楼下只有这么一间可派用场的房间。楼上呢？也是一间，作为卧室。一幢漂亮的小洋楼，竟是一座虚张声势的货色。靳以先生打算将‘榻榻米’拆掉，把这间变成书房兼客厅，让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
1946年，凌叔华和女儿小滢母女在沪等船赴英国前，曾住在庐山村10号。也在这一年秋冬时刻，靳以的朋友刘白羽悄悄来到上海，参加《新华日报》在上海的筹备工作。靳以不畏他公开的共产党人身份，热情邀请刘白羽到庐山村家中聚谈，还与他一起漫步校园。1947年，靳以在复旦任教的同时接手兼编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同年5月31日，复旦教授会成立，靳以被选为二十余人之一的理监事，被邀请做复旦大学“缪司社”的指导老师。他请来胡风等作家，为该诗社开讲座，还在自己家中聚会。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靳以把学生中的进步骨干分子留宿在家中。外出时，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们保管。5月，上海解放。靳以欣喜若狂。6月，他赴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兴奋写道：“我遇见了多少亲密的同志们，有的分别许多年了，有的却是初次相遇，革命的火焰把我们照得红彤彤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该重新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四十岁正好是我的生命的新的开始。”
“我喜欢心地好的孩子”
庐山村10号的另外一边，隔着一家的邻居是一位农学院教授，他家有四五个女孩。章洁思在1949年入住后，经常和这几个女孩一起玩耍。一次大家在“捉人”狂奔时，对方几个姐妹里最小的孩子摔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章洁思立即停下游戏，抱起那个女孩，还拿出自己崭新的花手绢替她擦去眼泪、鼻涕，一边不停地安慰她。这幕情景被刚进村的靳以瞧见，他走到女儿面前，把她高高举起，夸奖章洁思心地好。他说：“我就喜欢心地好的孩子。”
作为父亲最偏疼的女孩，章洁思没有成为一个宅在家里的闺秀。她在庐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皮大王。但跑起来很野的她，读书成绩也很好，常常带着奖状一路从学校跑回家。
那时，庐山村家门前有一个鼓起来的小山坡，其实下面是一个防空洞。1949年入住庐山村后，章洁思喜欢这个小山坡，天天攀爬上去，直到在山坡上的青草和野花中踩出了一条小径。她当时在国权路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就沿着山坡，抓着边上的草，三步两步登顶，远眺四周，只觉风景开阔。有时看见父亲下课归来，她就径直冲下山坡，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投入父亲的怀抱。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分。
但其实，这防空洞并不是闲置的设施。
靳以曾带章洁思到洞里面躲过好几次警报。因为父亲在身边，章洁思不害怕，反而觉得好玩。但有一次，炸弹真的落下了。1950年的“二六”轰炸中，杨树浦电厂被炸。当时正在防空洞内的章洁思抬头一看，灯一瞬间都灭了。第二天，章洁思照常去上小学，才知道同桌男孩的父亲是电厂职工，那次空袭导致29位工人惨死。同桌的父亲不幸就在其列。章洁思回到家，告诉父亲：“你们新给我做的小棉袄不要了。”她要把新衣服送给同学。靳以对女儿表示了极大赞许，女儿还额外问父亲要了一个银圆，送给男孩以示安慰。
父亲手植的瓜果
1951年2月，靳以奉命到沪江大学工作。翌年9月又回到复旦，准备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10月6日即跨过鸭绿江。
章洁思和家人在沪江大学宿舍住了一年多后，再次跟随靳以的工作调动回到复旦。这次，他们入住徐汇村8号。地点在原来住所庐山村的对面。和庐山村一样，这片住宅均为过去日军军官住房。只不过，庐山村是二层日式小洋房，徐汇村则都是带有院落的日式平房。
父亲还未入住徐汇村，就奔赴朝鲜。父亲的好朋友，也住在徐汇村的方令孺也和靳以一起赴朝。习惯了和靳以以及靳以的朋友们朝夕相处的章洁思，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思念和等待的滋味。善良的老保姆呵护着没有父亲陪伴的章洁思。每天带着女孩早早到菜场的粢饭摊位前，买一大团粢饭，然后两人一路走，一路慢慢吃着去小学。保姆不忘叫同乡的摊主偏袒女孩：“这是我家妹妹，你要多放点糖。”等到章洁思下午放学，总能远远看到保姆站在村口等着她。她手里一定有花生糖、牛皮糖之类的点心在等着女孩。
章洁思知道保姆喜欢她。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常常从高处跳下来吓唬保姆。保姆总是吓唬她说，别摔断了腿。谁能料到，这句话，预言了章洁思的下半生？
四十多天的战地之旅结束了，靳以和方令孺都回到了徐汇村。章洁思的快乐难以用语言形容。她几乎寸步不离父亲，嘴里一直叫着爸爸。章洁思记得，回到上海后，父亲曾带她去过李正文（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家。事后她翻阅父亲当年的笔记，才知道，父亲是去谈论调离复旦的事。父亲舍不得复旦,但是1953年，靳以还是调入华东文联工作。年底，靳以担任上海作协常驻副主席。章洁思也随之开始在上海市中心生活。
1956年11月，靳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离别时章洁思活蹦乱跳去车站送行。50天后，靳以回到上海，才发现最心爱的女儿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在病床上再也站不起来。在他访苏日记最后一行，1957年1月5日，靳以写道：昨晚一夜难眠，闭上眼就梦见南南（章洁思小名）。
60多年过去了，章洁思在今年整理出版了《靳以日记书信集》，当她再次看到父亲日记里的这句话时，不禁泪如滂沱。
秋天又到了，父亲已经离世六十年整。当年在庐山村满地跑的小女孩坚强地克服残疾活下来，成为翻译家。只是不知道父亲当年手植的豆瓜菜蔬，现在还在结果吗？
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叙。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1957年创办并与巴金共同主编《收获》杂志。
章洁思，靳以之女。1944年出生于重庆北碚。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