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杭州亚运会的东风,杭州和西湖,再一次绽放在世界面前。
历史上,我们曾差点儿失去西湖,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在西湖成为西湖之前,又名“上湖”,其东北方向,还有一个水位差不多的湖,名为“下湖”。时至今日,下湖已杳无踪迹。
在大自然的作用之下,随着泥沙沉降,河床逐渐抬高,湖泊萎缩、消亡的例子并不罕见。
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西湖,是怎样“逃脱”自然规律的?它又有怎样不一般的经历?
一
西湖与下湖相邻而居的格局,在唐代时还是如此。白居易到杭州后,为了调节西湖的蓄水量,在如今的少年宫一带增高堤坝并增设水闸,作为与下湖的隔离。
西湖与钱塘江隔绝后,周围山区溪流成为西湖的主要水源。但是,上游流入西湖的水中夹杂着大量泥沙,极易导致湖床抬升。
竺可桢曾断言,西湖若无人工的浚掘,一定要受天然的淘汰。
仅两宋300多年时间内,有明确记载的西湖疏浚就有11次。比如,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西湖湖底泥沙淤积严重,靠近湖边的地方,淤泥甚至露出水面,成了葑田。有人强占西湖,在湖边种植菱藕牟利,让湖面进一步缩小。当时的临安知府汤鹏举组织人员,疏浚西湖,同时修葺“钱塘六井”。
又如,宋淳祐二年(1242年),逢大旱之年,西湖几乎干涸。临安知府赵与筹奉命疏浚西湖,以解燃眉之急。赵与筹不敢怠慢,将淤泥堆放在苏堤东浦桥向西到曲院一带,修筑了一条长二百五十丈、宽二十五尺的新堤,也就是赵公堤。
元代近百年里,西湖无人治理。可想而知,到明代初期时,西湖经历的自然退化和人为侵蚀有多严重。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当时苏堤以西部分,几乎全部变成田荡,就连小船也无法通行,而苏堤以东部分的湖面也因为淤泥堵塞成为小溪。
如果不进行人为正向干预,西湖很快就会步下湖的后尘,消失在历史中。
幸好,在明朝中期,西湖遇见了杭州知府杨孟瑛和浙江巡按庞尚鹏。前者,以坚决的态度,收回被侵占的田荡,同时说服朝廷疏浚西湖,并用疏浚后产生的淤泥筑起了长堤,也就是杨公堤;后者,制定《禁侵占西湖公约》,刻成石碑,立于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旁,如有豪民屡教不改,将被控告。
在二人之后,浙江、杭州的主政官员带领百姓又不断地对西湖进行治理,西湖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到了当代,1951年开始,西湖又接连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疏浚。
二
进入新世纪,西湖“怎么变得更好”,又一度成为焦点。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正式实施。
据《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2年11月2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考察杭州的第一站,就选在了西湖。站在杨公堤新西湖景区建设工地现场,习近平同志仔细看着规划图纸。望着眼前一片水光潋滟的湖光山色,习近平同志看到的却是更辽远的未来。他对大家说,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的“灵魂”,西湖是杭州的“生命线”。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
一锤定音,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就此开工。21年后,再次回顾这项工程,笔者有三点感受。
还原了西湖“大生态”。工程在恢复西湖水域的同时,也将西湖南线一带大片的沿湖房屋、围墙拆除,外迁沿湖的单位和住户,重现自然景观。在湖岸,种上春桃、夏荷、秋桂、冬梅四季花卉,人们能从植物的花开花谢中感知四时的轮转。
传承了历史“大文脉”。将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相结合,促进自然与人文融合,让百姓从一处处景物中感受历史文化内涵和流传千年的盛世韵味。如,雷峰塔、万松书院重建,许仙与白娘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又在西湖南岸延续;又如,钱王祠、杨公堤复建,与苏堤、白堤相互呼应,千年的西湖直观展现在市民游客面前。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西湖水域逐渐恢复明代时期的面貌,蓄水能力增强,提升了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还湖于民”后,西湖不单单是一个风景名胜区,还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